问：我是觉得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语言也不同，今天在大陆上的语汇和台湾也不同。
柏杨：是的，语汇也很不一样，我向他们学了几句，好像他们说“特好”，我们说：“特别好”、“真好”。
问：我们说“很棒！”
柏杨：还有他们小说里常出现的“同志”，不是没有办法接受，而是感觉到很生疏，很隔膜。
问：我还搅不清楚他们小说里的党委、书记，因为不懂他们的官职、制度，就弄不清楚这个党委有多大的权力，这个书记有多大的权力。
柏杨：读外国小说，好像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虽说文字不同，但书里的男女主角配角等的社会关系位置，我们都很清楚，大陆的小说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这个党委在这个小说的运转中，他的权力有多大，影响有多大，这句话有什么意义，根本不了解，根本是两个世界。
问：还有，在大陆上用简体字，在台湾用繁体字。柏杨，你看简体字看不看得惯？
柏杨：我个人主张用简体字，我自己也写简体字，可是一下子看全部变成铅字的简体字还有困难，只是困难比较小。
问：我本来写繁体字，我看台湾的小说，也看大陆的小说，又回过大陆几次，两种字都接触，有时候自己两种字都写，成了杂的了。谌容，你看柏杨的小说和文章有没有什么隔膜的感觉？
问：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也许因为我们看得比较多，我来之前在北京就看到了柏杨的书。
问：你怎么会看到的呢？
谌容：我就是看到啦！我看过你的《中国人史纲》，还有你的杂文和小说，我记得你有一部小说叫《挣扎》，其中一篇写一个人坐牢坐了十年，放出来以后，他的妻子另外结婚了，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柏杨：不过那不是写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坐牢，离我坐牢还很远。（笑）
问：那你成了预言家了？（笑）
柏杨：也许有预感，我不晓得，但我们那种感情，那种生活的体验和挣扎的感觉，大陆会不会是一样的？
谌容：我看了台湾的小说，有一部分好像是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可以懂。
问：那么，写现在的小说呢？
谌容：因为在国内都可以看到，所以可以懂。台湾我的许多同行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
问：现在大陆上有很多港台文学作品，大学里还有专门研究港台文学的课程。
谌容：另外我们出了《台湾作家小说选》，所以并不生疏，包括你们的乡土文学，我们都知道。
问：你们在台湾看得到大陆的书吗？
柏杨：当然看不到。
问：你看了柏杨，还有其他台湾作家的作品，你对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谌容：总的来说，我看到台湾作家的作品，还是比较少的。但很多作家很多生活面，写的是不同的题材，譬如有乡土文学的，也有的是写自己的生活、感情之类的东西。他们给我一个印象：他们写作题材的选择偏向自己周围的生活比较多，题材并不是很广泛的。
问：柏杨，你对大陆小说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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