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讨论，有两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最不容讨论，一是"改革即正确"，二是"外国即先进"。其实，这两个问题才最值得讨论。我认为，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外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这是应该说说清楚，也可以说说清楚的（上海人喜欢这么说）。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说要改。
但问题是谁改，改谁，改什么，怎么改，事情要讲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改。比如杀贫济富，头疼医脚，这么个改法，我就不太赞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
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给我，就叫我五体投地，忠心拥护。过去，服务态度差的那阵儿，我去商店买奶粉，我说，同志，请你把这样那样拿给我，让我比较一下。
他说，嘿，你买不买，不买走人，奶粉是吃的不是看的。这种一上来就让你别无选择的态度就不太好。过去，我们的说话习惯，是开口先讲，我代表什么什么，前提多大多大。我代表党中央，代表几千万党员，代表多少亿人民。你一上来先得掂量一下，哦，他可是上有领导，下有群众，代表现在，代表未来，该代表的他都代表了，当然只能喊"就是好"，"就是好"，所有人都会这么说。现在轮到改革，也是这么一件事。有些人说的改革，那只是个前提，内容怎么样，你就别管了。
现在，学校里的事情，真可以说是问题山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们的《生活》杂志上就说过，学校里有很多弊政。弊政这么多，当然要改革。
问题是应该从哪儿改起。是不是脑科手术太复杂，就给脚丫子动手术。反正脚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对象是计划体制，它的主体也是计划体制，导火索改炸药包，风险太大。
比如职称晋升，最初是论资排辈，发猪肉票，这是计划体制；然后是托孤寄后，破格提拔，也是计划体制；最后轮到一帮底层教员，他们中的很多人，老的老的光没沾上，小的小的宠没轮到，眼看就排到跟前儿了，你突然宣布，计划体制是万恶之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机会瓜分完毕，请你给我走人。要裁专裁下蛋的鸡。
这是什么道理。你把计划体制风光占尽，然后又说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改玩竞争机制。但就算是竞争，你也得让人家真的自由竞争。就算庄家不进竞争机制，在同一个赌场中，总不应该有不同的规则。
老的小的，海龟土鳖，总该放在一杆秤上称，怎么就该让土鳖给海龟腾地方呢？再比如，现在的评岗，一切都是跟课题制挂钩，所谓引进竞争机制，其实是在一种预先设定，极不合理的结构之下（评价机制的头一条，不见字面的头一条，其实是有没有"大树"，内涵可深了去）。
前提摆在那里，人为刀爼，我为鱼肉，砸碎铁饭碗，是砸碎你的铁饭碗。他们自己是什么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个案子。现在讲改革，都说要提积极建议，这样的建议，我有一条，就是咱们不要放着眼前说天边，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后，像谁像谁一样。
首先，现在当学校领导的，参加管理层的，应当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赞同让一流的教学科研人材搞管理），不应脚踩两只船，既当官，又当教授，而且是直截了当的当，天降博导和一级二级教授于斯人。他们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学与科研，还可淡化部门利益（这也是积弊之一）。
这是首先就该理顺的关系。即使理不顺，改不动。我也不主张像骑摩托车飞跃黄河那样（咬紧牙关，一踩油门就过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里面），还是不妨从长计议缓图之。
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点学校，学校少管一点系里，系里少管一点个人，退而求其次，松绑总比捆着强。真正的学者，死心塌地作学问的人，越没人管，才越出成绩（不拿国家的钱，照样干活行不行）。
现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许，以见其悲壮。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吴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贵族开刀，"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谭嗣同的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的话很悲壮，那也是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改革就会有牺牲"，"牺牲"之义，本来是这个意思。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改革的关键在哪里，情况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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