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月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这时，在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运送文物的行动还在继续。
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从广州迁到重庆。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馆有69箱文物，抗战时期从西安转移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河南方面没有急于将这69箱文物运回，一直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置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
赵子立的话引起了杭立武极大的关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博。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按说河南这部分文物不在杭立武的职责范围之内，但只要是古物，杭立武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现在形势这么危急，不能让这批价值连城的文物毁于战火或落入共军手里，最好最快的解决方法是立即面见蒋介石，因为运送文物所必需的配备以及交通等都得有蒋的允许。正好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还留在重庆没走。
听完杭立武的汇报，蒋介石当即决定运走该批文物。此时海路早已不通，只能走空运的路子。蒋介石的指示下到空军司令周至柔处，命其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抢运这批文物去台湾，同时又命令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直接负责此事。朱家骅接到任务，转头便交给了杭立武。的确，再没有比杭立武更合适的人了。
杭立武接下任务，立即四处联系运输事宜。69箱文物要从柏溪运到白市驿机场，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车辆，但那时重庆局势相当混乱，交通工具紧张，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和小算盘。杭立武一边在这些人之间周旋，签字、办手续，一边派“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班镇中、社教司司长程行可和专员何九思三人赶赴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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