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是有罪的。她情欲冲动，催化了她自我意识的觉醒，但远谈不上是一个背叛或反抗那个社会的先知；她情欲的膨胀，人性的扭曲与泯灭，害人又杀人，无疑是有罪的，且罪孽深重，不容讳言。
但是，她的情欲为何会恶性膨胀？是谁使她沦为“淫妇”？是谁将她送上了绝路？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在小说开头，似乎想告诉人们潘金莲是一个天生的“好色的女子”，“衒色而情放”（第一回）。的确，从表面看，潘金莲作为武大的妻子与西门私通，作为西门的妻子又与琴童苟且，接着又与经济勾搭，借王潮儿泄欲，真是一个天生的骚货。但仔细看看，似乎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小说以活生生的事实又在告诉人们，像潘金莲这样的女人的“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被有权有势的男人们逼出来、诱出来的。她本是裁缝的女儿，虽“生得有些颜色”，但应该说也天真无邪。可惜九岁那年被卖进了骄奢淫逸的王招宣府，浸染熏陶，将她的天性向淫纵的方向引发。年方十八，正当寻求正常夫妇生活的时候，却被张大户“收用”，“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她的贞操观从此被轰毁了。以后又被迫嫁给武大郎，张大户却仍与她朝来暮往，公开厮会，作为玩物。张大户一旦身故，她面对着“人物猬”的丈夫，不免感到“奴心不美”，心里受到压抑，处在一种性苦闷中。因此一遇到西门庆的诱惑，马上上钩。但西门庆本是一个“玩女人的领袖”，不断地周旋于妻妾，鬼混于妓院，根本不可能对她有什么专一的爱情，常使她“粲枕孤帏，凤台无伴”，“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这就难免又使“青春未及三十岁”的她在性压抑中“不顾纲常贵贱”，与小厮琴童“做在一处”（第十二回）。假如说与琴童、王潮儿之类的勾搭，是在寂寞中的潘金莲比较主动的话，那么与陈经济的私通，就离不开这个“色胆如天”的小女婿的挑逗和诱惑了。因此，潘金莲性欲的恶性膨胀，人性的畸形扭曲，不能不说与男人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男人们的淫，从正面或反面逼着她一步一步地成为被男人们诅咒的“淫妇”。
从正面来看，正是张大户、西门庆、陈经济之流的好色贪淫，或逼或诱，直接使潘金莲失去贞操，红杏出墙，越来越淫的。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如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等等，无不是淫棍西门庆的猎物，使她们成为这个富商、恶霸、贪官的泄欲的工具，同时也就成了不忠于丈夫的“淫妇”。所以《金瓶梅》的“说淫话”，归根到底，正如张竹坡所指出，实在“深罪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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