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联合阵线
军阀割据的中国重新统一，也与历史上其它再归统一的先例一样，需要三十年时间，从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〇年止。也和其它类似的时期一样，这三十年是漫无头绪的一片混乱，因为有平行的好几路人事在同时进行。对外关系方面，有一九二〇年代的争主权运动，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行为使争主权转为爱国抗日，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国内政治统一方面，由两个专制政党力量组成的联合阵线进行，而两党都受到俄国的列宁主义者鼓动影响。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了瓦解军阀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曾携手合作，也相互竞争。两党于一九二七年拆伙，虽于一九三七年再度组成统一战线联合抗日，却始终是死对头。同时，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宣称统一而建立国民党政府之后，党内却发生第三条斗争路线。这次的党内之争的双方，一是仍在继续发展的文明社会元素，一方则是因为日本侵略而获得认可的军事独裁。
三条冲突路线无一不把旁观者搞得胡里胡涂，也令参与其中者困惑。三者一起把共和下的中国变成充满不可解与误解的谜。我们作析解，必须从孙中山这位爱国者开始。他的诚恳使他能够几乎不涉意识形态，却敢大胆冒险，这两者正应了当时情势的需要。
孙中山生于靠近葡属澳门的珠江三角洲的一般百姓之家。但是他的成长期有部分时间在夏威夷渡过（曾经因英文成绩优异获得学校奖状），在香港受完医学教育（故有"孙博士"之称衔）。一八九六年间，清朝驻英公使馆将他拘禁之后又不得不释放，给他赢得革命先驱的名声。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协助他在东京组成了同盟会。因他有革命元老的象征地位，一九二一年曾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几个星期，之后便让位给了袁世凯。
孙的国民党本来的宗旨矛盾不定--只有重整中国社会的有限目标，到一九二〇年代却突显得十分清楚。因为孙中山于一九二二年决心要向苏俄学习，他的接班人蒋介石一九二七年的决定乃是与苏联一刀两断。
列宁主义所说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已超出国家的范围，因而带有一些世界性的色彩。由于政治思想在中国向来是以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为依据，而且中国自古就有包容文明世界的传统。因此，中国的革命者自然选中了有全球普遍效用的教条为号召依据。孙中山虽未表示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清楚看出共产主义方式的有用之处，所以同意容共，共赴民族主义革命。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国际，是将分散在各个国家里的共产党组织而成。一九一九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曾鼓励在欧洲各地进行革命。一九二一年以后，列宁回到他的"新经济政策"上，虽然共产国际仍在与复苏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较劲，其革命性却已变得较不积极。只有在中国的作风依然不改。
列宁坚信，西方资本主义利用亚洲落后国家为获利来源，才得以支撑其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亚洲不再受帝国主义剥削，西方国家的工资将持续上涨，从而迫使资本主义迅速崩溃。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将使帝国主义列强丧失赚钱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因此等于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最弱的弱点进
行"侧翼攻击"。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弱点是亚洲经济结构，这儿也是帝国主义剥削劳动阶级最不留余地的所在。
苏俄政府逐步放弃了沙皇时代与中国缔结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藉以讨好中国。不过随即发现这么做对以前在东北的权益而言吃亏很大，因此其外交部继续与北洋政府以及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同时却以共产国际进行革命颠覆。
一九二二年的孙中山已经历过三十年的风浪，走到了一生机运的低谷。他于一九一二年被拥上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却眼见自己的国家分裂为军阀割据状态。为了藉用军阀手段使中国统一，他得与广东的投机武人共事，却于一九二二年六月间因为不敌对方的阴谋而逃往上海。就在此时，他证明了自己是国民党的首要领导人，也证实他无力完成革命，于是才与共产国际连手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孙中山便按苏维埃路线开始重组国民党。
这种为便宜行事而结合之举，是有严格限制的。联合声明由孙博士和苏俄代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宣布。声明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环境条件不适宜。苏俄则同意，中国需要统一与独立，故乐于协助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战斗。孙中山于此时写信告诉过蒋介石，能找得着谁帮忙就找谁帮忙了，而西方列强都不愿帮忙。虽然孙中山此时争取且接受了苏俄之助，在他心目中，共产主义并不能取代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方针。即便他发觉，将共产党强调的以反帝国主义精神激发群众运动之说并入他的想法，有其效用。
以这欠安定的结盟为依据，苏俄的协助随后就到。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初在广东成立政府之后，便派蒋介石到俄罗斯考察三个月。蒋回国后，于一九二四年担任在广州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这时候，擅长组织且曾居留美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担任指导国民党革命的专家之职。他帮忙创办了一所训练宣传家的政治学校，教国民党的政客如何博取群众支持。于是国民党按苏俄的模板发展了许多地方性的小组织，并且由小组织选出代表，参加党的大会。第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选出苏维埃式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为党内的主导权威。党章由鲍罗廷起草。
协助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之余，共产国际隐而不宣的目标是要发展中国共产党，并且使中共在国民党内取得战略地位，进而控制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同意之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另成一个独立组织。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首肯了加入国民党而成"内部集团"的策略。孙中山觉得此策可行，因为中共的党员甚少，两党基于反帝国主义而联合，而国民党也有意带领一个宽容的、全国性的、多阶层的运动以避免阶级之战。孙中山同时觉得，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不大（至少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来是如此）。至于中国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群想要垄断俄国援助的"青年"，如果俄国为与国民党合作而必须不承认这些青年，俄国人就会这么做。
中国的共产党员们却正在都市工人、贫苦农民、学生之中寻找确定的阶级支持。不过他们看得出，这种阶级基础还太弱。所以起初只求跟着民族主义运动走，利用这个运动，但不要令其中占大多数的非共党分子产生反感。应注意的是，共产党在中国这时候还只是婴儿期。一九二二年的党员还不到三百人，到一九二五年仅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而一九二三年的国民党人数已将近五万人了。赛克（将出版）查阅中共早期文件，指出共产党人在运用"内部集团"策略时的进展乃是假象。事实真相是，中共党员挤入国民党高阶位时能有影响，却没有势力。中共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宣称领导了一百二十万名工人，其实只是工人代表曾出席中共主导的第三届劳工大会。他们造起来的不是"泥巴脚的巨像，而是泥巴脚的佛陀像"（注：feet ofClay 字面意为泥巴脚，意指根本弱点）。共党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第一次联合阵线中，无论是在都市或乡村，都未能打下长期支持的基矗
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不稳当。其维系力量是彼此的利用价值、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以及孙中山在世之时对国民党内反共较激烈分子的驾御力。
一九二五年间，上海和广州的学生示威与帝国主义势力开火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与六月二十三
日），掀起全国人的反帝国主义情绪。不平等条约与外国人的特权持续存在的恶劣事实，造成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引发的行动包括对英国与日本的长期抵制与罢工。
蒋介石之得势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不幸早逝之后，他的追随者完成了自广州至长江流域的北伐（一九二六--二七）。受了新的宣传训练的国民革命军人员，比蒋介石的军队先一步出发。军队有俄国顾问，配有俄国武器。借着宣传先行，鼓励民众，以及"银弹"贿赂的手段，北伐军的六支主力将华南地区的三十四支军阀部队击溃，或是予以收编。
中国的民族主义因此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达到新的抒发高峰，对象则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首的英国。英国人为了自保，一方面归还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另一方面纠集列强组成一支有四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卫上海。大多数传教士--有好几千人--因为恐惧反洋行动，都自其内地驻留处撤出。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军到达南京之时，外国居民遭到攻击。有六个人丧命，其它人则在英美两国炮舰掩护下撤离。
就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革命军内部潜伏的左右翼分裂终于浮现。两年北伐行动中，左右两派大体上都合作行动，但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就曾在广州下令逮捕左翼分子，据称是要反制对方挟持他的阴谋。一九二三年在俄罗斯的三个月考察，已经使蒋认识了苏维埃的作风，也令他疑心共产党图谋不轨。北伐成功后，情势终于明朗。
简言之，自广州迁至武汉的革命政府，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已经为国民党内的左翼与共产党人把持。其领导人包括孙中山的遣孀宋庆龄、孙中山的大弟子汪精卫、革命军首席顾问鲍罗廷。全国首都改设在武汉。由于武汉是重要工业中心，正适合共产党人的策略。革命政府虽有中共党员为阁员，但军事力量很弱。
国民党内较保守的领袖所支持的蒋介石，原本以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要地为目标。蒋生于宁波内地的地主士绅家庭，在华北与东京受完军校教育，继承了中国日本惯常的儒家（并不开明的）观点。一九二七年间，上海南京地区一旦进入蒋的掌控，他就能够以军事力量预先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并且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七年四月，共党领导的工会控制了上海，与外国军队及战舰对峙，共党依共产国际指示，等候盟友蒋介石到来，岂知竟被蒋的军队--得上海黑道的青帮之助--攻击，在一场流血背叛中伤亡极为惨重。
蒋以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不久就有一名武汉当地的军阀夺权成功，瓦解了左翼政府，有些左翼领导人便逃往莫斯科。南京的新政府解除了居要位的共产党员之职，并通令全国实行清共的恐怖政策。有一段时间，清共行动大体上成效颇著。一些由共党领导的小队革命军曾发生叛变，共产党人继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广州发动政变。这次夺权失败后，共党就退入乡下山区，以撤往江西省者最多。
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革命实验的不光彩败绩，曾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托洛斯基（Trotsky）与其拥护者不赞成共产国际渗透国民党的工作方式，他们事先已料到蒋介石会反共党，故力主纯粹共党领导的独立行动，在中国发展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组织。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却认为，在这么落后的国家里推动独立的共党运动，只会招致来得更快的打压。这一派人期待，到了国民党容共的后期，共产党将可以如斯大林所说的，把国民党盟友当"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
共产国际之未能成事，主要当然是因为距离现场太远。像上海这样连无产阶级都未组织起来的地方，斯大林藉马克思辩证就想遥控其混乱骚动，根本不可能成功。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计谋失败，也肇因于共产国际先把中央集权的苏维埃式党组织教给了国民党，要颠覆这种党组织可比颠覆西方式国会政党要困难多了。
蒋介石与共党决裂，意味着要在革命军行动到了某个阶段时收拾一下成果。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改变乡村农民生活形态未发生前煞住了脚。
南京政府的统合巩固，加上以军事行动遏阻反叛，使蒋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经营出表面上的全国统一局面，并且获得列强各国承认，开始推展行政体系--此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决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蒋领导进行第二次北伐，随即于六月间攻占北京，改名为北平。十一月间，东北军阀张学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管辖权，完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统一。此时各国先后与南京政府缔约，也使国民革命军的行动获得国际承认。
这个当儿，可归纳出来的结论有好几个。国民党虽然得势，党内却有太多相异的成分，无从发挥党的专政。相反的，不久就变成蒋介石的专政。国民党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义为驱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针对满清异族统治而发，一九二三年起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帝国主义为目标。意识形态是激发学生行动不可或缺的，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名义上是三民主义，但是三民主义实在只算党纲（一组目标），不能算是意识形态（一种历史理论）。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未超出广东军阀势力的格局，以后与苏俄连手，才按列宁主义路线改组，有了接受党性灌输的兵力，并且与中国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为期四年的苏俄协助与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内除军阀"封建"外除列强"帝国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爱国意向，帮助国民党掌握到权势。
这个纠缠不清的故事暗示，二十世纪中国根本上始终只有一种革命运动，即是主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这可以让人看见国民党较好的一面，显得它一心一意要做的是强国与改革，并不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暴行）。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肃清中共党人，虽然因此使列强于一九二八年承认了南京政府，却导致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涣散。过不久，国民党就陷于对抗共党与日本的腹背受敌境地。
南京政府的性质
一九二八年成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似乎是一九二一年以来最大有可为的政府。其成员有许多是留学国外的爱国分子，能够胜任近代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政务。近代生活的便利设施如电影院、汽车、剧院、手工艺、书报杂志、学校和教员，很快就在南京处处可见了。各种新设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十数个研究所、国民政府的公共卫生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海关税务的多种相关部门、中国银行的研究部，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机关。此种成长持续了第十三章提及的文明社会之建立。
国民政府的潜能，它能为中国人做的事，不久就要毁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日本人已于一九三一年占领东北，三二年进逼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一带，并且于一九三七至四五年间全力侵略中国。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日本以及工业技能与沙文主义阻碍中国的文明进步，正如德国的类似技术能力在欧洲的作用。国民党南京专政本来就有弱点，在备战以及不得不战的压力之下更加恶化。
国民党的第一个弱点是丧失了革命目标。遵照孙中山的革命建国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国民政府宣布一九二九年为国民党专政的训政时期之始。
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实行苏维埃式的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主要的政治权威所在。政府高官大员由中执会选任，而且通常就来自中执会。宪政延后了。党内的情报新闻部、社会事务部、海外事务部、组织工作部都在中央政府内部运作，但形式上隶属国民党而不隶属政府。党与政因此无从划分。
如此一来，国民党变成官僚体系的一支，原来的革命使命已经没有了。国民党早先对地方行政的监督、在军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特别刑事法庭，全部都减少了，或是撤除了。工人、农民、青年、商人、妇女的群众组织工作也停摆了。以前这类群众运动曾动员全民支持北伐，但是现在南京的当权者却对游行、示威、群众大会甚是不以为然。他们阻止学生运动，把二〇年代中期的这类行为看成是打击军阀的有用工具。现在权力在他们手上，由他们支配运用，学生运动已经没有价值了。抱持了这种态度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减少了，至一九二九年，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五万人，其中二十八万人是军人。上海的党员则多为公务员和警察。
国民党非但不是中产阶级取向，还破坏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国民党用黑道的劫持暗杀手段，威吓商人多捐军费。此外还成立和商会相似的组织，重组同业公会，调换其人员，迫使上海总商会关门大吉，吓跑了上海商绅。现在由新设的社会局来监督行业组织、调解冲突、收集统计数字、推行慈善工作、维修卫生及安全设施、整理市镇计划。官方取代了商人阶级。
国民党也接管了抵制行动，以政府的力量组织对付日本贸易。抵制行为变成了受管制的自发性群众运动，也可以变成对付大商家的恐怖手段。据白尔杰说，大上海的市政当局把持住"等于管理租界官员的权力"。两万（可能多达十万）名青帮分子变成国民党的特工，随时搜查工会领袖和共产党员，并且继续胁迫不肯捐献军费给政府的殷商富贾。上海租界区已经不再是中国国民可以避难的地方了。
上海的银行家现在和北京、天津的同行一样，靠贷款给政府赚了大钱。一九二七至三一年间，他们承购了大部分的债券，总额约有十亿美元。政府债券是以低于面值的价格卖出的，银行业者实得利息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
南京政府的政绩，包括废除厘金与关税自主。新式铸币厂设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完成废两改元计划。为处理外援资金，设置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最后则是一九三五年的金融整顿，定四家大银行为中央银行，以法币制度统一全国货币。政府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银行，对工商课税愈来愈重，另有货物出厂的统税。此外也提高关税。
总的看来，如白乐日所说，似乎"趾高气扬的官僚机器将要再度扼杀进取事业心了"。高阶官员谋求中饱私囊，政府则是利用近代化工商业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不利用投资效益好的企业来壮大国家经济。南京政府既已将士地税放给了省政府，就只得靠交易税过活，以至于使本来该得政府全力赞助的企业界反而受到打击。这些反发展的政策，同时阻挠了国内的高经济效益企业投资以及外国的资本贷款。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可能经历了农业经济的持续停滞，平均国民生产力没有明显的增加。另外，抵销经济发展成果的还有"官僚资本主义"，亦即是，由官吏和政治集团支配企业与金融。这些官吏和政治集团借着操纵政府独占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大小机关而自肥。结果，南京政府连债务都偿不清，更不用提如何步入再投资与工业化以自足的阶段。储蓄存款都输往政府现时所需或私人投机，国家的资金资源并未被动员，连军事开支也动用它不得。
这种负面观点，被经济史学家柯伟林（William C．Kirby，1984）的意见冲淡了。柯氏坚决认为，国民政府虽有处于战时的缺点，但的确有其建设国家的成绩。国家资源委员会领导的兵工业便是明白的证据。不论怎么说，大多数研究此题目的人士同意，南京政府之存在不是为了代表中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是要使其势力永固，与以往王朝政权的情形颇相似。
如果国民政府不算"中产阶级的"，是否至少该算是"封建的"？也就是说，是代表地主阶级权益的？答案是混合的。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税交给省政府去收了，省政府为了收入着想，通常会让地主们安居老巢。中央政府的军官尤其可能变成拥有大片地产的人。南京政府反对动员农民，却赞成权力集于中央不要分散。"封建"欠缺明确意义，比较实用的法子是，把南京政府看成有双重性格，在都市重镇与外交接触方面比较近代化，与各省军阀的老式较劲上却是反动的。对外时它可以继续努力朝现代化走，至少可以装点政府的外表。对内时却不断打压社会变革。外国人比较容易意识到它将有什么光明前景，而且按英美式的想法，认为中国若要往前进只有靠渐进的改革，不能激变。
体制的弱点
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国认可，最主要就是因为有现代化作风。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法务、交通、战争、海军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伟的办公大楼。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还设有执行检察审计权的监察院，以及甄选文职公务员的考试院。这许多新院部吸收了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这些人都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上受人轻视的地位，无不借现代科学来治中国的古老问题。起初政府中确实有一番清新气象。
不幸又遇上第二个难题--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国为数四亿的人口？国民党虽有设备和新式厂房，却只能算得上是中小企业。工业生产赶不上比利时，空中与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设施连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都不如。这个一个既小型又半新不旧的政府，却想要罩住辽阔古老国土上变化莫测的浩繁人民。整体而论，中国人民尚未承担重税。托马斯·劳斯基（Thomas Rawski，1989）发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盛县税收总额，只占中国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里推行现代建设的人士却想要发展现代化农业、铁路与公路、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系统，以及提供机会给青年及妇女的新观念。南京政府发现，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各通商口市，最丰厚的收入来自外贸的关税，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触不到农民群众。事实上，南京攻府起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剩而且与各省军阀政权的政治斗争始终不断，甚者经常要用武斗才能镇服。
再就是，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人事造成的体制弱点存在。一九二六年誓师北伐以前，广州的国民党成员包含了孙中山那一代的同盟会元老，以及比较年轻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这些人多中具有国民党员兼共产党员的双重身分。鲍罗廷带来的苏维埃成分，已经融入蒋介石的渐渐升高的军事领导。然而，不过五年时间，原本在广州有朝气的杰克尔医生（Dr.Jekyll）就变成了在南京卑劣的海德先生（Mr.Hyde），是什么原因使国民革命运动变脸如此之快?（注：Dr.Jekyll and Mr.Hyde即"化身博士"，前者是温厚的医生，服变形药后变成凶残的后者。）
因素之一当然就是清共行动以及对残余共产党人的排斥压制，中国共产党那种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已被一笔勾消了。第二个因素是，旧官僚系统与军阀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影响力。仔细挑选党员，或执行党的规章，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特色。这个党一直是一大堆不听中央指挥的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党员方面则照例是来者不拒。有些军阀甚至带着整支军队入党。国民党在南京得势以后，因为纳入了腐化而随波逐流的旧官僚，收容了愈来愈多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把原来的革命理想主义冲淡了。易劳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间，蒋介石自感有领导之责，曾经说："党员们不再为信仰原则或群众而努力，……革命党人已经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他们只为权势和利益奋斗，不再愿意牺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蒋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了。"
简而言之，国民党得了势就变了质，毕竟当初曾利用上海青帮黑道力量来铲除共产党。起初，许多中国人十分拥护南京政府，但是旧式官僚主义的恶形恶状不久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除了打压中国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手段，国民党的警察曾对其他政党和行业的各种不同人士实施攻击、镇压，有时候予以处死。新闻业虽然持续存在，却受到严格检查。报社出版社会受到骚扰，甚而有发行者遭暗杀。大学一律受到管制，必须教授三民主义，而且时时调查有无悖离正统的迹象。任何人只要表示关怀群众，就会被指为亲共。这种反共立场，如果不至于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也己造成打击。国民党便是这样让自己脱离了革命奋斗。与压制手段、检查制度并行的，还有舞弊营私和行政效率低落。旧的俗谚"做大官赚大钱"不但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祸害成为蒋介石的沉重负担。他本是一丝不苟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国统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对党感到彻底失望了，对于不能强化领导力的民主西式作风也心灰意冷。于是他着手组织一个法西斯式的团体，以一、两千精选的狂热军官组成。这些人暗中拥载蒋介石为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式的强人领袖，一般多称他们是"蓝衣社"。一九三四年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主旨在宣扬固有道德，扫除萎靡的社会风气。这个运动便是蓝衣社在幕后推动的。南京政府时期的这种法西斯动向，若不是欧洲的法西斯专政与中国隔绝，还可能变得更强烈。
蒋介石能在这混杂局面之上稳住自己，关键在于他不完全投入任一派系。他宣称是虔诚的美以美
派基督徒（Methodist），听取传教士的建设意见。他曾经支持国民党的组织部而与蓝衣社对立，但通常是让党发挥不了作用，不让党参与行政。此外，他使以前是他学生的黄埔军校派和军中其它派系势均力敌，又使行政系统的政学系和党组织的C C（陈氏兄弟）派互不相让。他的角色的作用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最后决策力量，更不用提让群众参与决策的事了。他与二十年前的袁世凯一样，发现中国的政治似乎需要有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的时候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却显然是唯一的最高领袖，他的政治手腕可是慈禧太后望尘莫及的。蒋介石推崇的榜样人物之一是曾国藩，曾以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而使天下黎民免受革命动乱的大破坏之苦，所以被蒋尊为前辈楷模。
总而言之，蒋介石承继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儒家术语表达的，他的政府办起事来却流露出效率低的陋习，他曾于一九三一年间说过："事情到了政府部门里就公事化了--改革计划全都是办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没有效率。"其结果是，乡村改良的纸上计划极少付诸实施，经济发展也都变得七折八扣。
南京政府实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结果很糟。立法院的权限与行政院相形见绌，而行政院各部会又有党的各部会为较劲对手。考试院等于没有发挥功能。据易劳逸所知，"到一九三五年，才只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而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被任用。至于监察院，虽然承袭了古时御史的职权，却几乎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院方收到的案子共指控六万九千五百名官员涉及贪污，结果只有一千八百人被发布了起诉书"。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裁决权，一千八百个涉嫌贪污的官员中，只有二百六十八人经法庭审讯被判有罪。这二百六十八人之中，有二百一十四人未受处分，四十一人受到轻罚，只有十三人被撤了职。
和文官政府这五院平等相对的，是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掉了南京政府岁入的大部，并且自己成立了一个实质上的军政府。蒋介石顺理成章摆脱了俄国军事顾问之后，很快就另聘德国人代之，组织起和文官政府各自为政的军事指挥系统。其参谋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前身的各部，都听命于最高统帅蒋介石，文官政府的五院则服膺于他的主席职权。德国军事顾问着手发展训练了庞大的军事系统，期望能争取到德国提供的军事工业援助。一九三〇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考察三个月，还设了好几处文化机构，以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中德民航线也开辟了。
日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占据东北，激起北京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愤慨，主张为自卫应发展全国实业。科学界人士于是动员起来，一位留德的地质学者担任了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开始组织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由翁文灏主持。翁是进士出身，又在比利时的卢万（Louvain）修得地质及物理博士学
位。他是品行正直无瑕的人，非常聪敏，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中担任高阶要职。国家资源委员会是直接受蒋介石与军方指挥的，其宗旨是要开创国营的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工业发展计划包括了争取外国投资，尤其要争取德国投资。一九三二年间，先前成立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已在运作之中，以军事工业合作为目标。中国的钨成为德国工业极重视的矿产。一手组成德国新式陆军的席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曾两度来到中国，并主张建立有新的军官团的菁英军队。
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和纳粹德国培养出前景看好的关系。但是，德国同时与日本发展的关系，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迫得中国舍德援而转向依靠尚在微量阶段的美国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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