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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 文字還能感人的時代 The era of the text but also touching 》
第21節:可讀 bility
劉紹銘 Liu Shaoming
可讀 bility
陶傑在《看化》一文中說到,“華文社會的華文,包括港臺明星,喜歡跟在英文的屁股後聞”,所以常常出現“必要性”和“最大化”這類“性化”怪胎。中文英化(不是“歐化”),由來已久。二三十年前,陶傑的兩位前輩餘光中和思果,對中文“異化”現象不惜口誅筆伐。今思果已作古,光中亦已厭彈舊調,大概覺得應說的,已說得差不多了。
我相信他已看到大勢已去,無力回天,也死了心。今天我們的中文,“分享”和“不排除”的說法,看來已成正統,再不會有人傻呵呵地去計較,這兩個詞兒的“正身”原來是share和rule out。我們的中文,“英化”之餘,還愛自殘自宮。張愛玲有選集名《餘韻》,大陸版叫《餘韻》,毀了秀麗的容顔,意思也不一樣。在我老朽的一代看來,“餘韻”就是“我的風韻”,跟意猶未盡或餘音裊裊無關。“餘年四十”,究竟應解為“我是四十歲”還是“還有四十年可活”?
凡跟性有關的都錯綜復雜。就拿“現代性”來說吧,滿身貴氣的後現代“話語”專傢,因怕凡夫俗子一看到“性”就想到sex,不得不放下身段,接二連三給我們話語長話語短地解釋此性不同彼性,做啓蒙功夫。如果你沒有尋根究底的習慣,“可讀性”一詞,其實也沒有什麽不對,說的就是讀得下去的東西。但讀得下去的東西究竟是什麽東西?讜言偉論,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還是圖文並茂、充滿現場感的風月寶鑒?如此看來,“可讀性高”雲雲,如無實例指出如何readable、哪裏readable,說的就是廢話。
“性”和“化”的問題本來並不復雜,一旦變為“復雜性很高”的問題時,就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了。當然,我們不會逢“性”逢“化”必反。說真的,像“美化”、“緑化”和“簡化”這些“化”,化得可愛,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匿名信
梁實秋寫《雅捨小品》初集時,是上世紀的40年代。那時書寫,不是用毛筆就是鋼筆,電腦還早呢。寫匿名信駡人,不想暴露身份,衹得出下策,徹底改變自己平日書法的面貌。話說雅捨主人一天收到一封信,不用啓封就知來者不善,因為那衹信封的“神情就有幾分尷尬”,字體斜而不潦草,既像鄭板橋體,又像小學生塗鴉,總之看來扭扭捏捏,生怕被人看穿本來面目似的。
什麽人給別人寫信時需要埋名隱姓呢?除了“綁票匪”外,應是對你“敢怒不敢言”的各路人馬了。其實匿名信也有非常旖旎浪漫的一面,譬如說班上暗瘡滿面的男生給短發圓臉小姑娘寫的情書。小男人一腔熱血,未通世故,衹會引筆直書,哪會想到既要匿名,字體就要顯得傾斜而不潦草。不過這也是過慮。“短發圓臉”不是他的老師,哪能分辨他的字體。最後出賣“少年維特”身份的,不會是字體,而是面對佳人時“未語臉先紅”的神情,那羞怯怯的眼睛。小姐若對他有意,也不必以什麽方式表態,衹輕聲地說一句:“信收到了。喜歡。”這就成了。
匿名信有時也有善意的一面,譬如說“香港一市民”寫的讀者投書。“香港一市民”不是名字,因此這種投書形同匿名——雖然編輯先生理應有此熱心市民的真實姓名地址備案。另外一種匿名函件,是讀者直接寫信給作者的。他們或表達仰慕之情,或指出某篇文章內容與事實有出入。這些信件,既然表達的是拳拳盛意,何必以“你的忠實讀者”名義出之,令人好生奇怪。來函真人不露相,收件人除非用自己專欄的“公共空間”回應,否則連道謝的機會都沒有。“香港一市民”和“你的忠實讀者”若非懷春少男少女,有話亮着說就是,實在不必如此害羞。最後的一個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奧蘭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以“最後的一個社會學家”(The Last Sociologist)為題,寫了悼文紀念他的老師裏斯曼(David Riesman, 1909~2002)。裏斯曼逝世後,社會學並沒有從此隕落,但他所代表的那種學派,其輝煌的時代卻隨之結束,這也是事實。裏斯曼確是一代宗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知識分子,不論是“蛋頭”也好,“中額”也好,都或多或少受過他的學說的影響。他的經典之作The Lonely Crowd,是1950年度暢銷書,往後勁勢一直不減。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迅速增長,百姓受益,但“新富”的中産階級在享受富裕的物質生活之餘,也開始註意到自己的身份問題。資本主義的商業行為幾乎不可避免地損害到個人的尊嚴和獨立的人格。為了謀取個人的利益,有時不得不犧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建立esprit de corps(團隊精神)。巧取豪奪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色,而刻薄寡恩、對別人漠不關心,是從“小我”變為“大我”的必然要求。這正是裏斯曼所說的the ethic of callousness的本義。這群喪失自我的人,衹靠貪婪來刺激自己,在裏斯曼看來,是寂寞的一群。
裏斯曼一派學者選擇研究範圍時,常以題目是否關乎宏旨為大前提。因此他們對“宗教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或“美國種族‘大熔爐’意識形態所面對的問題”這類“大問題”(big issues)特別感興趣。新舊兩派社會學分道揚鑣,關鍵也在看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新生代社會學家,處處要跟經濟學或其他“軟科學”(soft sciences)看齊,立論多以“假說”(hypotheses)的測算和實驗為根據。像宗教觀這類問題,在他們看來,太主觀了,容易犯武斷的錯誤,因此他們對big issues並不熱衷。
帕特森是裏斯曼的學生,因此“舊派”不能說後繼無人。他把老師說成是the last sociologist,是不是自己也變成“軟科學”的信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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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江蘇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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