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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國民革命與南京政府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孫中山與聯合陣綫
軍閥割據的中國重新統一，也與歷史上其它再歸統一的先例一樣，需要三十年時間，從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〇年止。也和其它類似的時期一樣，這三十年是漫無頭緒的一片混亂，因為有平行的好幾路人事在同時進行。對外關係方面，有一九二〇年代的爭主權運動，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行為使爭主權轉為愛國抗日，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為止。國內政治統一方面，由兩個專製政黨力量組成的聯合陣綫進行，而兩黨都受到俄國的列寧主義者鼓動影響。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共産黨和中國國民黨為了瓦解軍閥勢力打倒帝國主義，曾攜手合作，也相互競爭。兩黨於一九二七年拆夥，雖於一九三七年再度組成統一戰綫聯合抗日，卻始終是死對頭。同時，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宣稱統一而建立國民黨政府之後，黨內卻發生第三條鬥爭路綫。這次的黨內之爭的雙方，一是仍在繼續發展的文明社會元素，一方則是因為日本侵略而獲得認可的軍事獨裁。
三條衝突路綫無一不把旁觀者搞得鬍裏鬍塗，也令參與其中者睏惑。三者一起把共和下的中國變成充滿不可解與誤解的謎。我們作析解，必須從孫中山這位愛國者開始。他的誠懇使他能夠幾乎不涉意識形態，卻敢大膽冒險，這兩者正應了當時情勢的需要。
孫中山生於靠近葡屬澳門的珠江三角洲的一般百姓之傢。但是他的成長期有部分時間在夏威夷渡過（曾經因英文成績優異獲得學校奬狀），在香港受完醫學教育（故有"孫博士"之稱銜）。一八九六年間，清朝駐英公使館將他拘禁之後又不得不釋放，給他贏得革命先驅的名聲。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協助他在東京組成了同盟會。因他有革命元老的象徵地位，一九二一年曾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幾個星期，之後便讓位給了袁世凱。
孫的國民黨本來的宗旨矛盾不定--衹有重整中國社會的有限目標，到一九二〇年代卻突顯得十分清楚。因為孫中山於一九二二年决心要嚮蘇俄學習，他的接班人蔣介石一九二七年的决定乃是與蘇聯一刀兩斷。
列寧主義所說的反帝國主義理論已超出國傢的範圍，因而帶有一些世界性的色彩。由於政治思想在中國嚮來是以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為依據，而且中國自古就有包容文明世界的傳統。因此，中國的革命者自然選中了有全球普遍效用的教條為號召依據。孫中山雖未表示贊同共産黨的階級鬥爭觀念，卻清楚看出共産主義方式的有用之處，所以同意容共，共赴民族主義革命。
俄國布爾什維剋的共産國際，是將分散在各個國傢裏的共産黨組織而成。一九一九年召開的共産國際第一次大會，曾鼓勵在歐洲各地進行革命。一九二一年以後，列寧回到他的"新經濟政策"上，雖然共産國際仍在與復蘇的歐洲社會主義政黨較勁，其革命性卻已變得較不積極。衹有在中國的作風依然不改。
列寧堅信，西方資本主義利用亞洲落後國傢為獲利來源，纔得以支撐其資本主義制度。如果亞洲不再受帝國主義剝削，西方國傢的工資將持續上漲，從而迫使資本主義迅速崩潰。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將使帝國主義列強喪失賺錢的市場和原料的來源，因此等於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最弱的弱點進
行"側翼攻擊"。西方資本主義的最弱點是亞洲經濟結構，這兒也是帝國主義剝削勞動階級最不留餘地的所在。
蘇俄政府逐步放棄了沙皇時代與中國締結不平等條約的特權，藉以討好中國。不過隨即發現這麽做對以前在東北的權益而言吃虧很大，因此其外交部繼續與北洋政府以及華北軍閥有外交往來，同時卻以共産國際進行革命顛覆。
一九二二年的孫中山已經歷過三十年的風浪，走到了一生機運的低𠔌。他於一九一二年被擁上中華民國總統之位，卻眼見自己的國傢分裂為軍閥割據狀態。為了藉用軍閥手段使中國統一，他得與廣東的投機武人共事，卻於一九二二年六月間因為不敵對方的陰謀而逃往上海。就在此時，他證明了自己是國民黨的首要領導人，也證實他無力完成革命，於是纔與共産國際連手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孫中山便按蘇维埃路綫開始重組國民黨。
這種為便宜行事而結合之舉，是有嚴格限製的。聯合聲明由孫博士和蘇俄代表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宣佈。聲明中說，孫並不贊成中國實行共産主義，因為環境條件不適宜。蘇俄則同意，中國需要統一與獨立，故樂於協助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戰鬥。孫中山於此時寫信告訴過蔣介石，能找得着誰幫忙就找誰幫忙了，而西方列強都不願幫忙。雖然孫中山此時爭取且接受了蘇俄之助，在他心目中，共産主義並不能取代他自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而成為中國革命的方針。即便他發覺，將共産黨強調的以反帝國主義精神激發群衆運動之說並入他的想法，有其效用。
以這欠安定的結盟為依據，蘇俄的協助隨後就到。孫中山於一九二三年初在廣東成立政府之後，便派蔣介石到俄羅斯考察三個月。蔣回國後，於一九二四年擔任在廣州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校長。這時候，擅長組織且曾居留美國的蘇聯顧問鮑羅廷（Michael Borodin），擔任指導國民黨革命的專傢之職。他幫忙創辦了一所訓練宣傳傢的政治學校，教國民黨的政客如何博取群衆支持。於是國民黨按蘇俄的模板發展了許多地方性的小組織，並且由小組織選出代表，參加黨的大會。第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四年一月舉行，選出蘇维埃式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為黨內的主導權威。黨章由鮑羅廷起草。
協助中國民族主義革命之餘，共産國際隱而不宣的目標是要發展中國共産黨，並且使中共在國民黨內取得戰略地位，進而控製國民黨。因此，中國共産黨黨員在國民黨同意之下，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同時中國共産黨仍然另成一個獨立組織。由於共産國際代表堅持，中國共産黨首肯了加入國民黨而成"內部集團"的策略。孫中山覺得此策可行，因為中共的黨員甚少，兩黨基於反帝國主義而聯合，而國民黨也有意帶領一個寬容的、全國性的、多階層的運動以避免階級之戰。孫中山同時覺得，民生主義和共産主義的差異不大（至少按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看來是如此）。至於中國的共産黨員不過是一群想要壟斷俄國援助的"青年"，如果俄國為與國民黨合作而必須不承認這些青年，俄國人就會這麽做。
中國的共産黨員們卻正在都市工人、貧苦農民、學生之中尋找確定的階級支持。不過他們看得出，這種階級基礎還太弱。所以起初衹求跟着民族主義運動走，利用這個運動，但不要令其中占大多數的非共黨分子産生反感。應註意的是，共産黨在中國這時候還衹是嬰兒期。一九二二年的黨員還不到三百人，到一九二五年僅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而一九二三年的國民黨人數已將近五萬人了。賽剋（將出版）查閱中共早期文件，指出共産黨人在運用"內部集團"策略時的進展乃是假象。事實真相是，中共黨員擠入國民黨高階位時能有影響，卻沒有勢力。中共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宣稱領導了一百二十萬名工人，其實衹是工人代表曾出席中共主導的第三屆勞工大會。他們造起來的不是"泥巴腳的巨像，而是泥巴腳的佛陀像"（註：feet ofClay 字面意為泥巴腳，意指根本弱點）。共黨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第一次聯合陣綫中，無論是在都市或鄉村，都未能打下長期支持的基矗
國共諒解從一開始就不穩當。其維係力量是彼此的利用價值、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以及孫中山在世之時對國民黨內反共較激烈分子的駕禦力。
一九二五年間，上海和廣州的學生示威與帝國主義勢力開火的事件（五月三十日與六月二十三
日），掀起全國人的反帝國主義情緒。不平等條約與外國人的特權持續存在的惡劣事實，造成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引發的行動包括對英國與日本的長期抵製與罷工。
蔣介石之得勢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不幸早逝之後，他的追隨者完成了自廣州至長江流域的北伐（一九二六--二七）。受了新的宣傳訓練的國民革命軍人員，比蔣介石的軍隊先一步出發。軍隊有俄國顧問，配有俄國武器。藉着宣傳先行，鼓勵民衆，以及"銀彈"賄賂的手段，北伐軍的六支主力將華南地區的三十四支軍閥部隊擊潰，或是予以收編。
中國的民族主義因此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達到新的抒發高峰，對象則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首的英國。英國人為了自保，一方面歸還了漢口和九江的租界，另一方面糾集列強組成一支有四萬人的國際部隊，以保衛上海。大多數傳教士--有好幾千人--因為恐懼反洋行動，都自其內地駐留處撤出。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軍到達南京之時，外國居民遭到攻擊。有六個人喪命，其它人則在英美兩國炮艦掩護下撤離。
就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革命軍內部潛伏的左右翼分裂終於浮現。兩年北伐行動中，左右兩派大體上都合作行動，但蔣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就曾在廣州下令逮捕左翼分子，據稱是要反製對方挾持他的陰謀。一九二三年在俄羅斯的三個月考察，已經使蔣認識了蘇维埃的作風，也令他疑心共産黨圖謀不軌。北伐成功後，情勢終於明朗。
簡言之，自廣州遷至武漢的革命政府，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間已經為國民黨內的左翼與共産黨人把持。其領導人包括孫中山的遣孀宋慶齡、孫中山的大弟子汪精衛、革命軍首席顧問鮑羅廷。全國首都改設在武漢。由於武漢是重要工業中心，正適合共産黨人的策略。革命政府雖有中共黨員為閣員，但軍事力量很弱。
國民黨內較保守的領袖所支持的蔣介石，原本以長江下遊富饒的戰略要地為目標。蔣生於寧波內地的地主士紳家庭，在華北與東京受完軍校教育，繼承了中國日本慣常的儒傢（並不開明的）觀點。一九二七年間，上海南京地區一旦進入蔣的掌控，他就能夠以軍事力量預先阻止共産黨人的行動，並且鞏固自己的地位。二七年四月，共黨領導的工會控製了上海，與外國軍隊及戰艦對峙，共黨依共産國際指示，等候盟友蔣介石到來，豈知竟被蔣的軍隊--得上海黑道的青幫之助--攻擊，在一場流血背叛中傷亡極為慘重。
蔣以南京為國民政府所在地。不久就有一名武漢當地的軍閥奪權成功，瓦解了左翼政府，有些左翼領導人便逃往莫斯科。南京的新政府解除了居要位的共産黨員之職，並通令全國實行清共的恐怖政策。有一段時間，清共行動大體上成效頗著。一些由共黨領導的小隊革命軍曾發生叛變，共産黨人繼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廣州發動政變。這次奪權失敗後，共黨就退入鄉下山區，以撤往江西省者最多。
共産國際在中國進行革命實驗的不光彩敗績，曾受到莫斯科權力鬥爭的影響。托洛斯基（Trotsky）與其擁護者不贊成共産國際滲透國民黨的工作方式，他們事先已料到蔣介石會反共黨，故力主純粹共黨領導的獨立行動，在中國發展工人和農民的蘇维埃組織。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卻認為，在這麽落後的國傢裏推動獨立的共黨運動，衹會招致來得更快的打壓。這一派人期待，到了國民黨容共的後期，共産黨將可以如斯大林所說的，把國民黨盟友當"榨幹了的檸檬"一樣扔掉。
共産國際之未能成事，主要當然是因為距離現場太遠。像上海這樣連無産階級都未組織起來的地方，斯大林藉馬剋思辯證就想遙控其混亂騷動，根本不可能成功。共産國際在中國的計謀失敗，也肇因於共産國際先把中央集權的蘇维埃式黨組織教給了國民黨，要顛覆這種黨組織可比顛覆西方式國會政黨要睏難多了。
蔣介石與共黨决裂，意味着要在革命軍行動到了某個階段時收拾一下成果。在階級鬥爭、社會革命、改變鄉村農民生活形態未發生前煞住了腳。
南京政府的統合鞏固，加上以軍事行動遏阻反叛，使蔣與國民黨的領導人經營出表面上的全國統一局面，並且獲得列強各國承認，開始推展行政體係--此乃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先决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蔣領導進行第二次北伐，隨即於六月間攻占北京，改名為北平。十一月間，東北軍閥張學良承認了南京政府的管轄權，完成了中國名義上的統一。此時各國先後與南京政府締約，也使國民革命軍的行動獲得國際承認。
這個當兒，可歸納出來的結論有好幾個。國民黨雖然得勢，黨內卻有太多相異的成分，無從發揮黨的專政。相反的，不久就變成蔣介石的專政。國民黨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義為驅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針對滿清異族統治而發，一九二三年起以締結不平等條約的列強帝國主義為目標。意識形態是激發學生行動不可或缺的，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名義上是三民主義，但是三民主義實在衹算黨綱（一組目標），不能算是意識形態（一種歷史理論）。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國民黨未超出廣東軍閥勢力的格局，以後與蘇俄連手，纔按列寧主義路綫改組，有了接受黨性灌輸的兵力，並且與中國共産黨組成聯合陣綫。為期四年的蘇俄協助與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內除軍閥"封建"外除列強"帝國主義"的馬剋思、列寧主義式的愛國意嚮，幫助國民黨掌握到權勢。
這個糾纏不清的故事暗示，二十世紀中國根本上始終衹有一種革命運動，即是主要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也許這可以讓人看見國民黨較好的一面，顯得它一心一意要做的是強國與改革，並不是無休止的階級鬥爭暴行）。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肅清中共黨人，雖然因此使列強於一九二八年承認了南京政府，卻導致國民黨的革命精神渙散。過不久，國民黨就陷於對抗共黨與日本的腹背受敵境地。
南京政府的性質
一九二八年成立於南京的國民政府，似乎是一九二一年以來最大有可為的政府。其成員有許多是留學國外的愛國分子，能夠胜任近代單一民族獨立國傢的政務。近代生活的便利設施如電影院、汽車、劇院、手工藝、書報雜志、學校和教員，很快就在南京處處可見了。各種新設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十數個研究所、國民政府的公共衛生部、中央農業實驗所、海關稅務的多種相關部門、中國銀行的研究部，以及許許多多類似的機關。此種成長持續了第十三章提及的文明社會之建立。
國民政府的潛能，它能為中國人做的事，不久就要毀於日本軍國主義之手。日本人已於一九三一年占領東北，三二年進逼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一帶，並且於一九三七至四五年間全力侵略中國。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日本以及工業技能與沙文主義阻礙中國的文明進步，正如德國的類似技術能力在歐洲的作用。國民黨南京專政本來就有弱點，在備戰以及不得不戰的壓力之下更加惡化。
國民黨的第一個弱點是喪失了革命目標。遵照孫中山的革命建國三階段（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國民政府宣佈一九二九年為國民黨專政的訓政時期之始。
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黨實行蘇维埃式的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變成主要的政治權威所在。政府高官大員由中執會選任，而且通常就來自中執會。憲政延後了。黨內的情報新聞部、社會事務部、海外事務部、組織工作部都在中央政府內部運作，但形式上隸屬國民黨而不隸屬政府。黨與政因此無從劃分。
如此一來，國民黨變成官僚體係的一支，原來的革命使命已經沒有了。國民黨早先對地方行政的監督、在軍中進行的政治工作、審判反革命分子的特別刑事法庭，全部都減少了，或是撤除了。工人、農民、青年、商人、婦女的群衆組織工作也停擺了。以前這類群衆運動曾動員全民支持北伐，但是現在南京的當權者卻對遊行、示威、群衆大會甚是不以為然。他們阻止學生運動，把二〇年代中期的這類行為看成是打擊軍閥的有用工具。現在權力在他們手上，由他們支配運用，學生運動已經沒有價值了。抱持了這種態度的國民黨，黨員人數減少了，至一九二九年，黨員總數不過五十五萬人，其中二十八萬人是軍人。上海的黨員則多為公務員和警察。
國民黨非但不是中産階級取嚮，還破壞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國民黨用黑道的劫持暗殺手段，威嚇商人多捐軍費。此外還成立和商會相似的組織，重組同業公會，調換其人員，迫使上海總商會關門大吉，嚇跑了上海商紳。現在由新設的社會局來監督行業組織、調解衝突、收集統計數字、推行慈善工作、維修衛生及安全設施、整理市鎮計劃。官方取代了商人階級。
國民黨也接管了抵製行動，以政府的力量組織對付日本貿易。抵製行為變成了受管製的自發性群衆運動，也可以變成對付大商傢的恐怖手段。據白爾傑說，大上海的市政當局把持住"等於管理租界官員的權力"。兩萬（可能多達十萬）名青幫分子變成國民黨的特工，隨時搜查工會領袖和共産黨員，並且繼續脅迫不肯捐獻軍費給政府的殷商富賈。上海租界區已經不再是中國國民可以避難的地方了。
上海的銀行傢現在和北京、天津的同行一樣，靠貸款給政府賺了大錢。一九二七至三一年間，他們承購了大部分的債券，總額約有十億美元。政府債券是以低於面值的價格賣出的，銀行業者實得利息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
南京政府的政績，包括廢除釐金與關稅自主。新式鑄幣廠設立後，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完成廢兩改元計劃。為處理外援資金，設置了全國經濟委員會。最後則是一九三五年的金融整頓，定四傢大銀行為中央銀行，以法幣制度統一全國貨幣。政府控製了全國三分之二的銀行，對工商課稅愈來愈重，另有貨物出廠的統稅。此外也提高關稅。
總的看來，如白樂日所說，似乎"趾高氣揚的官僚機器將要再度扼殺進取事業心了"。高階官員謀求中飽私囊，政府則是利用近代化工商業強化自己的權威，並不利用投資效益好的企業來壯大國傢經濟。南京政府既已將士地稅放給了省政府，就衹得靠交易稅過活，以至於使本來該得政府全力贊助的企業界反而受到打擊。這些反發展的政策，同時阻撓了國內的高經濟效益企業投資以及外國的資本貸款。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可能經歷了農業經濟的持續停滯，平均國民生産力沒有明顯的增加。另外，抵銷經濟發展成果的還有"官僚資本主義"，亦即是，由官吏和政治集團支配企業與金融。這些官吏和政治集團藉着操縱政府獨占事業、金融、開發計劃、大小機關而自肥。結果，南京政府連債務都償不清，更不用提如何步入再投資與工業化以自足的階段。儲蓄存款都輸往政府現時所需或私人投機，國傢的資金資源並未被動員，連軍事開支也動用它不得。
這種負面觀點，被經濟史學家柯偉林（William C．Kirby，1984）的意見衝淡了。柯氏堅决認為，國民政府雖有處於戰時的缺點，但的確有其建設國傢的成績。國傢資源委員會領導的兵工業便是明白的證據。不論怎麽說，大多數研究此題目的人士同意，南京政府之存在不是為了代表中産階級社會的利益，而是要使其勢力永固，與以往王朝政權的情形頗相似。
如果國民政府不算"中産階級的"，是否至少該算是"封建的"？也就是說，是代表地主階級權益的？答案是混合的。由於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稅交給省政府去收了，省政府為了收入着想，通常會讓地主們安居老巢。中央政府的軍官尤其可能變成擁有大片地産的人。南京政府反對動員農民，卻贊成權力集於中央不要分散。"封建"欠缺明確意義，比較實用的法子是，把南京政府看成有雙重性格，在都市重鎮與外交接觸方面比較近代化，與各省軍閥的老式較勁上卻是反動的。對外時它可以繼續努力朝現代化走，至少可以裝點政府的外表。對內時卻不斷打壓社會變革。外國人比較容易意識到它將有什麽光明前景，而且按英美式的想法，認為中國若要往前進衹有靠漸進的改革，不能激變。
體製的弱點
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國認可，最主要就是因為有現代化作風。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財政、經濟、教育、法務、交通、戰爭、海軍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偉的辦公大樓。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還設有執行檢察審計權的監察院，以及甄選文職公務員的考試院。這許多新院部吸收了受過高等教育人才，這些人都很清楚中國在世界上受人輕視的地位，無不藉現代科學來治中國的古老問題。起初政府中確實有一番清新氣象。
不幸又遇上第二個難題--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國為數四億的人口？國民黨雖有設備和新式廠房，卻衹能算得上是中小企業。工業生産趕不上比利時，空中與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設施連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州都不如。這個一個既小型又半新不舊的政府，卻想要罩住遼闊古老國土上變化莫測的浩繁人民。整體而論，中國人民尚未承擔重稅。托馬斯·勞斯基（Thomas Rawski，1989）發現，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盛縣稅收總額，衹占中國總生産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裏推行現代建設的人士卻想要發展現代化農業、鐵路與公路、全國性的新聞通訊係統，以及提供機會給青年及婦女的新觀念。南京政府發現，最強有力的支持來自各通商口市，最豐厚的收入來自外貿的關稅，最大的睏難在於接觸不到農民群衆。事實上，南京攻府起初衹控製長江下遊幾剩而且與各省軍閥政權的政治鬥爭始終不斷，甚者經常要用武鬥才能鎮服。
再就是，國民政府從一開始就有人事造成的體製弱點存在。一九二六年誓師北伐以前，廣州的國民黨成員包含了孫中山那一代的同盟會元老，以及比較年輕的理想主義激進分子--這些人多中具有國民黨員兼共産黨員的雙重身分。鮑羅廷帶來的蘇维埃成分，已經融入蔣介石的漸漸升高的軍事領導。然而，不過五年時間，原本在廣州有朝氣的傑剋爾醫生（Dr.Jekyll）就變成了在南京卑劣的海德先生（Mr.Hyde），是什麽原因使國民革命運動變臉如此之快?（註：Dr.Jekyll and Mr.Hyde即"化身博士"，前者是溫厚的醫生，服變形藥後變成兇殘的後者。）
因素之一當然就是清共行動以及對殘餘共産黨人的排斥壓製，中國共産黨那種少不更事的理想主義已被一筆勾消了。第二個因素是，舊官僚係統與軍閥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國民黨，形成一股影響力。仔細挑選黨員，或執行黨的規章，從來就不是國民黨的特色。這個黨一直是一大堆不聽中央指揮的相互競爭的派係組成，黨員方面則照例是來者不拒。有些軍閥甚至帶着整支軍隊入黨。國民黨在南京得勢以後，因為納入了腐化而隨波逐流的舊官僚，收容了愈來愈多毫無原則的投機分子，把原來的革命理想主義衝淡了。易勞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間，蔣介石自感有領導之責，曾經說："黨員們不再為信仰原則或群衆而努力，……革命黨人已經墮落，喪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氣。"他們衹為權勢和利益奮鬥，不再願意犧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蔣索性直截了當地說："中國革命運動已經失敗了。"
簡而言之，國民黨得了勢就變了質，畢竟當初曾利用上海青幫黑道力量來鏟除共産黨。起初，許多中國人十分擁護南京政府，但是舊式官僚主義的惡形惡狀不久就令他們大失所望。除了打壓中國共産黨的白色恐怖手段，國民黨的警察曾對其他政黨和行業的各種不同人士實施攻擊、鎮壓，有時候予以處死。新聞業雖然持續存在，卻受到嚴格檢查。報社出版社會受到騷擾，甚而有發行者遭暗殺。大學一律受到管製，必須教授三民主義，而且時時調查有無悖離正統的跡象。任何人衹要表示關懷群衆，就會被指為親共。這種反共立場，如果不至於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計劃，也己造成打擊。國民黨便是這樣讓自己脫離了革命奮鬥。與壓製手段、檢查制度並行的，還有舞弊營私和行政效率低落。舊的俗諺"做大官賺大錢"不但回來了，而且變本加厲。
這種禍害成為蔣介石的沉重負擔。他本是一絲不苟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國統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對黨感到徹底失望了，對於不能強化領導力的民主西式作風也心灰意冷。於是他着手組織一個法西斯式的團體，以一、兩千精選的狂熱軍官組成。這些人暗中擁載蔣介石為墨索裏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式的強人領袖，一般多稱他們是"藍衣社"。一九三四年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主旨在宣揚固有道德，掃除萎靡的社會風氣。這個運動便是藍衣社在幕後推動的。南京政府時期的這種法西斯動嚮，若不是歐洲的法西斯專政與中國隔絶，還可能變得更強烈。
蔣介石能在這混雜局面之上穩住自己，關鍵在於他不完全投入任一派係。他宣稱是虔誠的美以美
派基督徒（Methodist），聽取傳教士的建設意見。他曾經支持國民黨的組織部而與藍衣社對立，但通常是讓黨發揮不了作用，不讓黨參與行政。此外，他使以前是他學生的黃埔軍校派和軍中其它派係勢均力敵，又使行政係統的政學係和黨組織的C C（陳氏兄弟）派互不相讓。他的角色的作用是，除他以外沒有別的最後决策力量，更不用提讓群衆參與决策的事了。他與二十年前的袁世凱一樣，發現中國的政治似乎需要有一個獨裁者。他雖然在不同的時候擔任過各種不同的職務，卻顯然是唯一的最高領袖，他的政治手腕可是慈禧太後望塵莫及的。蔣介石推崇的榜樣人物之一是曾國藩，曾以平定太平天國之戰而使天下黎民免受革命動亂的大破壞之苦，所以被蔣尊為前輩楷模。
總而言之，蔣介石承繼了中國統治階級的傳統：他的道德領導是用儒傢術語表達的，他的政府辦起事來卻流露出效率低的陋習，他曾於一九三一年間說過："事情到了政府部門裏就公事化了--改革計劃全都是辦得無精打采、心不在焉、沒有效率。"其結果是，鄉村改良的紙上計劃極少付諸實施，經濟發展也都變得七折八扣。
南京政府實施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結果很糟。立法院的權限與行政院相形見絀，而行政院各部會又有黨的各部會為較勁對手。考試院等於沒有發揮功能。據易勞逸所知，"到一九三五年，纔衹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通過公務員考試的人"。而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根本就沒有被任用。至於監察院，雖然承襲了古時御史的職權，卻幾乎完全沒有用武之地。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院方收到的案子共指控六萬九千五百名官員涉及貪污，結果衹有一千八百人被發佈了起訴書"。更糟的是，監察院沒有司法裁决權，一千八百個涉嫌貪污的官員中，衹有二百六十八人經法庭審訊被判有罪。這二百六十八人之中，有二百一十四人未受處分，四十一人受到輕罰，衹有十三人被撤了職。
和文官政府這五院平等相對的，是蔣介石任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用掉了南京政府歲入的大部，並且自己成立了一個實質上的軍政府。蔣介石順理成章擺脫了俄國軍事顧問之後，很快就另聘德國人代之，組織起和文官政府各自為政的軍事指揮係統。其參謀部以及軍事委員會前身的各部，都聽命於最高統帥蔣介石，文官政府的五院則服膺於他的主席職權。德國軍事顧問着手發展訓練了龐大的軍事係統，期望能爭取到德國提供的軍事工業援助。一九三〇年，德國派了一個"中國研究委員會"來考察三個月，還設了好幾處文化機構，以發展更密切的關係。此外中德民航綫也開闢了。
日本人於一九三一年占據東北，激起北京知識分子以及一般人憤慨，主張為自衛應發展全國實業。科學界人士於是動員起來，一位留德的地質學者擔任了教育部長。一九三二年開始組織的國傢資源委員會，由翁文灝主持。翁是進士出身，又在比利時的盧萬（Louvain）修得地質及物理博士學
位。他是品行正直無瑕的人，非常聰敏，在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計劃中擔任高階要職。國傢資源委員會是直接受蔣介石與軍方指揮的，其宗旨是要開創國營的鋼鐵、發電、機械、兵工等基礎工業。工業發展計劃包括了爭取外國投資，尤其要爭取德國投資。一九三二年間，先前成立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已在運作之中，以軍事工業合作為目標。中國的鎢成為德國工業極重視的礦産。一手組成德國新式陸軍的席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曾兩度來到中國，並主張建立有新的軍官團的菁英軍隊。
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國的時候，國民政府已經和納粹德國培養出前景看好的關係。但是，德國同時與日本發展的關係，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迫得中國捨德援而轉嚮依靠尚在微量階段的美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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