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遭遇到这种麻烦，又是这样赶落，按说嗓子应该坏了。不然，相反的还是真听使唤，这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摇板唱完了，我就觉得嗓子痛快，跪下念的大段道白，台下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刚才是我误场，已经让他们等久了。现在他们又在全神贯注地听，我得沉住气，好好地唱这一出《玉堂春》。也真奇怪，所有倒板、慢板、二六、流水，这里面的高腔矮调，哪一句都能得心应手，圆转如意。唱到“玉堂春好似花中蕊”的“蕊”字，我真冒上了。最末一句“我看他把我怎样施行”的“他”字，本来有两种唱法，我使的是翻高唱的一种。在台下满堂彩声、热烈气氛中，总算把这一个难关安然渡过去了。
姜六爷卸完装把他出事的经过告诉了我。他说：“我带了靳伙计从德义楼出来，叫了两辆洋车，我的车在先，他的车在后跟着。没有几步，我们车好好地打一个巡捕跟前经过，让巡捕一把抓住车杠，硬说碰了他的鼻子。拉洋车的说：‘我离着您老远的，怎么会碰着您的鼻子呢？’那巡捕举起手就给他一个嘴巴。那地方的路灯根本不亮，巡捕指着鼻子说：‘你瞧，这不是让你碰坏了吗？不用废话，跟我到局子去。’这时候靳伙计的洋车，也有一个巡捕过来拉住不放。我瞧他们争吵起来，先替拉洋车的说了许多好话，巡捕仿佛没有听见。我正要另雇洋车，不行，敢情我也得跟着走。我想这可麻烦了，要是耽误工夫太大，不就要误场吗？我只好央告他，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就住在后面那条荣街（指的是名票夏山楼主的旧居），让我把行头包裹搁下再去。那两个巡捕一句话也不说，抓住车杠拉着走到警察署，把我跟靳伙计带到一个地方，那可比您的阔得多了，不是什么屋子，简直就是收押犯人的铁笼子，总算他给我们面子，没有放进笼子里边，把我们关在笼子外面的一条走廊上，也做好有铁的栅栏门的。我问他：‘我们犯的哪条法律，要把我们关进来呢？’他压根儿也不理你，锁上铁门就扬长而去。过了不多一会儿，听见门外有‘嗒嗒嗒’的马蹄声音。我的那个靳伙计机灵，他说：‘您听，这马蹄的声音，好像是梅大爷坐的马车。’我对他说：‘我们来得就莫名其妙，梅大爷要是也进来的话，今儿这台戏可够热闹的了。’说完了，靳伙计正抓着铁门往外瞧，忽然又嚷着说：‘您瞧，糟了，这不是梅大爷吗？后面跟着他的跟包聋子，背着个行头包走过去了。’所以靳伙计看见了您，我没有瞧见。
“我想他们把我们关着老不管，这算是哪一出呢？拉洋车的碰了人，坐洋车的要坐牢，这是哪一个不讲理的国家定出来的法律？我越想越气，我要发泄我这一肚子的闷气，就高声喊冤。第一声叫完了，没有什么动静，我索兴把调门提高，再喊一声。这一次，有点意思了，居然有一个人出来望了一下，瞧他脸上仿佛很惊奇的样子。这就是刚才站在薛凤池旁边的那位小矮个子，敢情他跟薛凤池是朋友，由他打电话通知薛凤池，才把我们领出来的。您真沉得住气，我实在佩服极了。”
我对姜六爷说：“这不是我沉得住气，我猜出他们是跟馆子为难，要把我们扣住，是不让我们上台。我想已然来了，叫破嗓子也没有用。凡事看得不可以太穿，结果还是您的办法对。要不是您喊这两声冤枉，我们现在还在里边，这娄子可就捅得大发了。您没有瞧见刚才挨着戏台两边的包厢里面，那些观众的脸上，都是横眉竖眼，不怀好心。他们来意不善，是一望而知的。今天我们要是不出台，馆子方面不定闯出什么乱子来呢。”
我跟姜六爷正说着话，薛凤池同前台经理孙三和赵广顺都来安慰我们了。“今天这件事，是我闯的祸，”孙三说，“昨儿晚上有几个听蹭的，让我轰了出去。谁知道这里面有两个是警察署的‘白帽’，穿了便衣，我不认识他们，才发生这个误会。刚才楼上有不少穿便衣的‘白帽’，带了朋友来买票听戏。他们在日本租界的戏馆子花钱听戏，恐怕还是第一次呢。据说还带了小家伙，只要您不出台，他们就预备动手砸园子了。幸亏那位王先生的信送得早，您还赶上唱这出《玉堂春》。再晚来一步，就许已经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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