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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生産力的飛躍發展
何茲全 He Ciquan
中國歷史上牛耕始於何時,這問題還沒有解决。甲骨文有【117】“●”字,字或作“◎”。郭沫若認為這是犁字。★即象犁頭,一些小點象犁頭起土,轡在牛上,自然就是後來的犁字。從犁字的考證,郭氏認為“殷人已經發明了牛耕”,“殷代是用牛耕了”(郭沫若:《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頁)。但其他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如王國維等,多把這個字解釋作“物”,義為“雜色牛”,引申而“以名萬有不齊之庶物”(《觀堂集林》《釋物》,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一册第287頁)。
從字形來看,●字釋作物不如釋作犁。郭氏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但西周文獻中卻從不見牛耕的記載,金文中亦不見牛耕。衹是到了春秋後期,纔見與牛耕有關的記載。如果說殷代已有了牛耕,已經有了犁,為什麽春秋以前文獻中卻衹有耒耜而絶不見牛耕?能不能說牛耕在西周時期中斷了?中斷是不可能的。牛耕的出現,是農業生産力的飛躍發展,如果殷商已有牛耕,儘管有商周政權更替,也是絶不可能使牛耕中斷的。當然,文獻中沒有記載的,不等於實際上不存在。社會上存在過的事物太多了,記載下來的太少了。因此,西周文獻中雖無牛耕記載,不能排除事實上有牛耕。但是牛拼是人類歷史上的大事,文獻記載中既然有耒耜,而獨不及牛耕,確實難解。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像郭氏對甲骨文●字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我們對殷代已有牛耕之說,仍不能不暫且存疑。
春秋後期,和牛耕有關的記載出現了。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司馬犁字牛(見《論語·顔淵篇》註)。按中國古老習慣,社會上有身分地位的人,多有名還有字。《說文》:“字,乳也。”敘雲:“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字是從名的含義中孳生出來的。字和名的意義是相關聯的。春秋時,人的名字把牛、犁、耕聯繫在一起,說明牛耕是當時社會上引人註意的事象。晉國貴族中行范氏,在國內戰爭中失敗,子孫逃到齊國去作了庶民。晉國大夫竇犫感慨的【118】對趙筒子說:“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國語·晉語》)。宗廟祭祀要用純色牛,現在用於宗廟祭祀的純色牛要用來耕田種地了。這個故事,說明牛已用於耕田。孔子曾稱贊他的學生仲弓說:“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捨諸1(《論語·雍也篇》)。嚮來解釋“犁”為“雜文”,即雜色。犁牛,雜色牛。其實犁牛就是耕牛,用於拉犁耕地之牛。
這些材料說明,春秋晚期牛用於耕田種地,已是社會上相當普見的事象。從孔子弟子的名字看,魯國一帶地區已有牛耕。從竇犫的話來看,齊、晉兩大國境內牛耕已不新奇。從齊、魯、晉地區都有牛耕看,春秋晚期决不是牛耕開始時期。這是可以肯定的。
在農業生産力的發展上,比牛耕更具劃時代意義的是鐵農具的使用。有了鐵農具,才能進行深耕,使過去不能開墾的土地墾殖起來。恩格斯說:“鐵使更大面積的農田耕作,開墾廣阔的森林地區,成為可能。”(《家庭·私有製和國傢的起源》,見《馬剋思恩格斯全集》中譯本1965年9月人民出版社第二十一捲第186頁)。鐵農具的使用和耕牛的使用,又是有關連的。必須使用畜力,特別是耕牛,才能更好的發揮鐵農具深耕的效力。
中國歷史上何時開始使用鐵農具也和何時開始使用牛耕一樣還是有爭論的。可以肯定的是,戰國中期孟子時代鐵農具的使用已相當普遍了。孟子和信奉神農之言的許行一派辯論時,曾問他們“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孟子·滕文公上》)。以鐵耕就像以釜甑爨一樣,已是社會上的通常情況。既然鐵耕在戰國中期孟子時代已相當普遍,它的出現自然應該更早。鐵農具和牛耕可能是同時出現的。
出土的鐵器,到目前為止最早的也衹有戰國時代的。戰國以前的鐵器還沒有發現過。但這當然不能說戰國以前沒有鐵器。【119】
鐵字似始見於西周末年的文獻。《詩·秦風·駟驖》有:“駟驖孔阜,六轡在乎。”驖,有的本子作鐵。這篇詩是西周末年秦襄公時代的詩。這可能是鐵字的始見,也就是鐵的始見時代。
《國語·齊語六》載,管仲曾經嚮齊桓公建議:“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欘,試諸壤土。”一般認為美金是銅,惡金是鐵。惡金以鑄鉏夷斤欘,就是用鐵製造農具。管仲還對桓公說:“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同上)。衹有使用鐵農具,深耕纔有可能。《管子》書中,也有鐵工具的記載。管仲對齊桓公說:“今鐵官之數日,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葷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管子·海王篇》)。女工,農夫,工匠所用的工具,都是鐵製的。這些鐵製工具,在當時已是完全必需的了。沒有這些工具,就根本不能完成任何事物。春秋時期,齊國是個先進國傢,漁業、????業、紡織業的發達,為當時各國之冠,當時齊國有先進的鐵農具和鐵製手工業工具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可以反過來說,先進的鐵農具和鐵製手工業工具是齊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支持齊國經濟先進的支柱。
據《左傳》記載,春秋晚期已有了鑄鐵。《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晉趙欲、苟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範宣子所為刑書焉。”能鑄刑鼎而著刑書,這是不小的工程,這說明冶鐵技術已相當進步。人類使用鐵,最初階段是塊鐵,其後纔有鑄鐵。鑄鐵需要相當高的熱度,必須先解决了加高溫的技術。才能出現鑄鐵。以鐵為賦嚮民間徵收,也說明民間已有相當數量的鐵,鐵器使用在民間已相當普遍。
戰國時期,被發現或開採的鐵礦已經不少,《管子·地數【120】篇》和《山海經·中山經》都記載天下“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十,《管子》作山)。《山海經》講山時,指出“其陰多鐵”、“其陰有鐵”、“其陽多鐵”、“多鐵”等的就有三十五處。對於鐵礦礦山已經積纍了一些知識,《管子·地數篇》就說:“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據章鴻釗解釋,這是有科學道理的。章氏說:“赤鐵與鐵每生一處,如木之同根水之同源也。而赤鐵亦易化為赭,如子育於母,青出於藍也。……管子曰:‘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其理自合。”(章鴻釗《石雅》)。
鐵礦發現的多,開採的多,鐵的生産量自然增多,像《孟子》書裏所反映的,戰國中期鐵製農具已相當普遍了,以鐵耕就像以釜甑爨一樣,傢傢都以釜甑爨,傢傢都以鐵耕了。
西周時期的主要農具是耒耜,足踏耒耜一次次的翻土。兩人協力耕作,謂之耦耕。耒耜是木製的,後來纔有一個金屬的耜。受工具和力量的限製,生産力是低的。牛耕和鐵農具的使用,是農業生産力的一個飛躍發展。這個飛躍發展的時期,就是春秋戰國之際。鐵器的使用,使廣大荒野、森林地區的開墾成為可能。春秋戰國之際,很多森林、池沼地帶被開發出來變成良田,各國人口大量迅速增加,所有這些都和農業生産力的發展——鐵農具的使用,耕牛的使用,有着密切的關係。
水利灌溉和農業生産是有密切關係的,農業生産的技術水平越是落後,水利灌溉的作用就越重要。世界上好多農業民族,在他們的古老時代,就知道利用河流或修建池塘來進行灌溉了。在這方面,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是最有名的了。
周代施行井田的同時,還有一套很好的排灌措施。前面已引證過的《周禮·地官司徒》《遂人》條和《考工記》都記載了當時的溝洫制度。在條條塊塊式的井田之間有深淺廣狹不等的溝洫,從小到大稱作遂、溝、洫、澮、川。這種溝洫制度,一方面是灌溉係統,一方面也是排水係統。《周禮·地官司徒》稻人條【121】就說:“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捨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對灌溉、排水有一套制度。
春秋時期溝洫的存在,鄭國是一例證。鄭簡公時,子駟執政,曾作田洫,使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四傢貴族喪失土地,四傢貴族結黨為亂殺死子駟(《左傳》襄公十年)。後來子産執政,又使“田有封洫”,得到小貴族和有土地的農民的支持。鄭國的輿人歌頌子産說:“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左傳》襄公三十年)。
春秋時期,大國吞併小國,大國疆域擴大,利用水道便利國內交通成為需要,因而開鑿運河盛行起來。這些運河便利了交通,同時也對灌溉有利。《史記·河渠書》:
“自是(指三代)以後,滎陽以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闢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浸,百姓餉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激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可以想見當時水利灌溉之盛,想見當年水利灌溉之普遍。
灌溉用水的來源,多半是引自河流,有的引自湖泊,人工開鑿池塘蓄水灌溉的也有。《周禮·地官司徒·稻人》條:“以瀦畜水”的瀦,就是指的湖泊池塘。相傳春秋時期楚國的孫叔敖,就曾在今安徽西部修造過一個大水陂蓄水灌田。據說這個大水陂就是後來的芍陂。
魏國引漳水溉鄴,李冰開離碓概成都平原,和秦國開鑿鄭國渠以溉關中,是有名的戰國時期三大水利工程。【122】
《史記·河渠書》說引漳水灌鄴的是西門豹,在魏文侯時。《漢書·溝洫志》說是史起,在魏襄王時。《水經·濁漳水註》說,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引漳水以溉鄴,至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又堰漳水以溉鄴。大概引漳水灌鄴的,前有西門豹,後有史起,時間在魏文侯到魏襄王時(公元前446一前296)。鄴城在今河北臨漳縣境,漳水南岸。西門豹、史起引水灌溉之前,這一帶的土壤並不肥沃。魏國授田,別處是一夫百畝,獨鄴地二百畝。西門豹、史起引水灌溉之後,這一帶“鹹成沃壤”(《水經·濁漳水註》)。《漢書·溝洫志》說:“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梁。”鄴在戰國時期開始露頭角,戰國時起一直是個重要城鎮。直到三國時期,鄴都是重要地方。袁紹占據河北四州,就是以鄴作為他的治所。曹操打敗袁紹,也把鄴作為他的王國都邑。五鬍十六國中的前燕、南北朝時期的東魏、北齊,都曾經以鄴作為都城。鄴城之所以重要,和水利灌概是分不開的。
秦國蜀郡太守李冰,有的書說他是秦昭王時人(見《史記正義》引《風俗通》),有的書說他是孝文王時人(見《華陽國志·蜀志》)。在他作蜀郡太守時,開鑿了離碓。離碓在今四川灌縣。他引郫江、流江二水灌成都平原。四川自古號稱天府之國,這也是和成都平原的水利灌溉分不開的。成都平原的水利灌溉工程,是由李冰鑿商碓引二水灌溉開始的。
鄭國渠在關中。戰國末秦王政時,韓國受不了秦國的侵蝕,派水工鄭國到秦國,勸秦國開鑿水渠,用這來消耗秦國的國力,削弱它的對外侵略。工程作到一半,陰謀被秦人發覺。秦王要殺鄭國。鄭國說,開渠是個陰謀,但這個陰謀雖給韓國苟延幾年活命,卻給秦國開萬世基業。秦王認為他的話有道理,要他繼續開鑿下去。鄭國渠西起九嵕山東中山的𠔌口,引涇水,傍依北山,東【123】行,註入洛。渠長三百餘裏。水渠修成後,被命名為鄭國渠。這條水渠對關中地區農業的發展和秦國的富強都很有關係。《史記·河渠書》說:
“渠就,用註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皆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
一鍾為六斛四鬥。戰國時的畝産量,平均大約為一石半左右。李悝協助魏文侯盡地力之教,“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漢書·食貨志上》)。關中經鄭國渠灌溉之田,一畝可收到六石四鬥,這在當時確是極大的增産和高産了。鄭國渠所經過的地方,原來都是些????鹼地,有了灌溉都變成沃野。
春秋戰國農業生産力發展的另一因素是施肥方面有推廣。
英國一位考古學家郭登查德(V.GordonCkilde)認為在新石器的晚期,人們已經知道用人和牲畜的糞便來肥田。(見V.GordonChilde:WLatHappendedinHistory,PelicanBooks版P.57)。中國遠古施肥情況,考古發掘似乎還沒有提供什麽材料。後代人的記載,也有把施肥推到很古的。《淮南子·泰族訓》就說,周人的祖先後稷“墾草、發菑、糞土、樹𠔌,使五種各得其宜。”這是可能的,但這已很難證實。傳說中的後稷是周族開創農業的始祖,大約《淮南子》因此就把施用糞肥加在他身上。
《詩經》裏有些農事詩,在這些農事詩裏提到過水,提到過農具,也提到過勞動形式,但似乎沒有提到過肥料。
據《周禮》記載,周人對土地使用,已知道休耕的辦法。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的時候,把土地分為上地、中地、下地三等。上地一夫給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一夫田百畝,萊百畝;下地一夫田百畝,萊二百畝。何休《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註也說:“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124】一墾;下田,三歲一墾。”何休所說的上田、中田、下田,就是《周禮》所說的上地、中地、下地。田是耕種着的土地,萊是休耕的土地。《周禮》和何休註都是說的土地不能年年耕種,必須耕種一年之後就休置一年或二年休養地力。這種休耕制度的出現,一是由於當時人少地多有條件這樣作,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那時還不知道施用肥料,至少是還不會很好的使用肥料。
人們最初知道施肥,除與使用人糞畜糞有關外,使用草肥或草灰肥也是比較早的。休耕製施行的久了,人們漸漸從休耕中積纍經驗,知道草地經過翻耕、水淹、腐化,可以起肥田的作用。《周禮·秋官司寇·薙氏》條:“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音孕,含實曰繩)而芟之,鼕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所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就是以水淹草或以火燒草,使它腐敗變作肥料。《呂氏春秋·季夏紀》載:“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周禮》是戰圖時代編纂成書的,但它保留了一些春秋和西周的材料。《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呂不韋招養賓客編寫的。兩書所記水化和火化野草肥田的情況,自然是戰國時的情況。但農業知識的積纍是很緩慢的。越古越是如此,看起來是點小知識,積纍起來成為知識,也許要千百年。戰國時代人們這些草肥知識,是人們從春秋以前長時期積纍下來的。
春秋戰國的文獻裏,常有“糞”和“糞土”記載。孔子的學生宰予白天睡覺,孔子駡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論語·公冶長篇》)。《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成濮之戰前楚子玉夢見河神要他的瓊棄玉纓,說可以助他得到孟諸之地。子玉不肯。榮季勸他說:“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2”孟子也說過“百畝之糞”,他引【125】竜子的話有“糞其田”(分見《孟子·萬章上》和《滕文公下》)。老子有“郤走馬以糞田”。《說文》:“糞,棄除也。”糞,概指污穢的東西,不一定是人畜糞便,但也包括人畜糞便,老子“郤走馬以糞田”可證。
總之,施肥可能有長久的歷史,但到春秋戰國之際卻比較顯著起來。這對春秋戰國之際農業生産力的發展,當然也起作用。
春秋戰國時人對分辨土壤性質和某種土壤宜於種植某種作物,也積纍了一些知識。《禹貢》對於當時全國各地的土壤,就一州一州的作了區分。它指出:冀州的土是白壤,田是中上;兗州土是黑墳,田是中下;青州土是白墳,田是上下;徐州土是赤埴、墳,田是上中;揚州土是塗泥,田是下下;荊州土是塗泥,田是下中;豫州土有壤、墳、垆三種,田是中上;梁州土是青黎,田是下上;雍州土是黃壤,田是上上。所謂壤、墳、埴、塗、泥、臚、黎,指的土性。壤是無塊的柔土,墳是膏肥的土,埴是黏土,塗、泥是地下多水濕潤的土,垆是黑剛土,一說是黑而疏的土,黎是青黑色的沃壤。土和田不同,土指土地本質,田是已墾植的田地。荊、揚二州土是塗、泥,多水,地濕潤,土質不壞,但戰國以前荊、揚經濟開發比中原落後,田卻是下下或下中。雍州是以關中為中心的西方地區,這裏是周人的舊居,開發早,土是黃壤,田是上上。
不同的土壤,有各自宜於種植的作物。《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條說:揚州、荊州“其𠔌宜稻”。豫州“其𠔌宜五種”,鄭玄說五種是黍、稷、菽、麥、稻。青州“其𠔌宜稻、麥”。兗州“其𠔌宜四種”,鄭玄說黍、稷、稻、麥。雍州“其𠔌宜黍稷”。幽州“其𠔌宜三種”。鄭玄說是黍、稷、稻。冀州“其𠔌宜黍、稷”。並州“其𠔌宜五穀”。鄭玄說是黍、稷、菽、麥、稻。《周禮·職方》和《禹貢》九州的分法不同。《職方》比《禹貢》少了徐州、梁州,多出幽州和並州。【126】
春秋戰國時代人們對於什麽土壤宜於用什麽肥料,也積纍了一些知識。《周禮·地官司徒·草人》條說:“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潟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彊●用蕡,輕爨用犬。”鄭玄把糞種的“種”讀上聲,解作種子;把糞種解作用骨汁浸種,他說:“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鄭司農雲: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有人不同意鄭玄的解釋,認為種,應該讀作種植的種,去聲。糞種,應是糞土壤,在地裏施肥。蔡瀋就是這樣解釋的。他說:“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潟澤用鹿。糞治田時,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書經集傳·禹貢》註)。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也是這樣來解釋的,他說:“凡糞當施之土。如用獸則以骸灑諸田,用麻子則用持過麻油之渣布諸田。”騂剛、赤緹、潟澤、鹹潟、彊●、輕爨等是指不同色性的土。不同色性的土,就要用不同的肥料。土壤、肥料區分的這樣細,不知科學性究竟如何。
《呂氏春秋》有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書,專講農業。這是先秦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生産技術的總結。對於如何使用土地,發揮地力,如何種植作物,適合時令,都講出了很多道理。這當然都是先秦人民長期經驗的積纍。
總之,從牛耕、鐵農具使用、水利灌溉、施肥等等各方面的情況看,春秋戰國之際都是農業生産力飛速發展的時期。農業生産力的發展,是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基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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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壹 由部落到國傢 一、早期國傢的出現 (一)殷商社會和經濟 | (二)周人的早期生活 | (三)滅商後商周兩族的關係 | 二、階級分化和演變 (一)貴族 | (二)國人 | (三)衆、庶、民 | (四)私徒屬 | (五)隸臣妾 | (六)《詩經》中所見各階級的生活 | 三、井田和土地制度 (一)土地公有製的史影 | (二)周王、諸侯、貴族土地所有製 | (三)公田和私田 | (四)國與野的不同田製 | (五)農業生産工具和技術 | 四、早期國傢形式 (一)王廷和群僚 | (二)城邦國傢 | (三)國(地緣)與傢(血緣)兩係的合一 | (四)禮、刑、兵、稅、役 | 貳 古代社會 一、春秋戰國之際的經濟社會變化 引言 | (一)農業生産力的飛躍發展 |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1.交換和商人的活躍 |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2.貨幣和城市興起 | (二)城市交換經濟的興起 3.交換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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