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1643年），一直倚重我的皇上突然驾崩。临终前他没有留下遗嘱。大阿哥豪格和皇上的十四弟多尔衮进行了一场旨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博弈。结果，谁也没有如愿即位，而是由年仅六岁的九阿哥福临继承了皇位，改元顺治。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摄政王，豪格则退出朝廷，转而成为前线统帅。几个月之后，多尔衮便排挤了济尔哈朗，成为清朝实际意义的一号人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权力更迭中，作为先帝元辅的我，没有表态，而是躲在盖州汤泉养病，冷眼旁观了一切。我相信，不管谁执政，都要继续倚仗我这个托孤重臣。
盖州休养的时候，我并没有闲居，而是时刻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就在新一年的开春，风闻李自成农民军正在围攻北京。我想，摄政王多尔衮一旦获悉这个重大军情，必然会急召我到盛京商议。正在琢磨我朝应当如何利用明朝即将崩溃的契机之时，摄政王的信使到了，果然请我火速到盛京，讨论的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我朝的对策。坐在前往都城的马车上，我思忖良久，成竹在胸。
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诸王贝勒分两列坐定，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在小皇帝左右两侧。似乎所有的议政大臣都还没做好准备。我就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得到的情报看，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天意、民心，这是我朝入主北京，定鼎中原的绝佳时机。然而，我朝也应当接受崇祯败亡和李自成治下民怨沸腾的教训，必须采劝非安百姓不可”的策略。先帝在世的时候，极力栽培多尔衮，后者的战略眼光也很敏锐，甚至有些时候不亚于先帝。看着他频频点头的笑容，我感到自己真的比袁崇焕幸运多了。领导我的全是头脑清醒的明主！
秉承多尔衮的意思，会后我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奏疏，以书面形式阐发了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
我先简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硬道理。而后提出了我的大战略——任贤抚民。具体而言，就是严肃军纪，秋毫无犯；就是“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中原大乱久矣，百姓渴望安定，如果能满足他们的心愿，那我们就一定能征服天下。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一定要把握住，不然就要抱憾终生了。如果说多尔衮此前对进军北京还有什么顾虑的话，我的这份奏疏就在理论上给他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
多尔衮的英明恰恰就体现在他的处事果断上。从我呈上奏疏，到他誓师发兵，仅仅九天时间。在他一声号令之下，全国“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这是我朝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几乎是举倾国之兵了。誓师之时，多尔衮通告全军：“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并严格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禁令。
在我的眼中，既然明朝已经灭亡，清军必须改变以明朝为宿敌的姿态，而是尽力争取明朝残余力量投降，联合他们共同对付气势正盛的李自成。清军也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战略，在山海关战役中联合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初入北京，多尔衮以身作则，只带一千人马宿卫，其余骑兵尽屯城外。他规定没有他的标旗，一概不准出入，防止惊扰百姓。
此时的北京，几经战乱，人心惶惶，动荡不安。面对严峻的局势，我提出了几项建议，在多尔衮那里，立即化为多项安抚民心的有效政策。
首先，争取故明遗臣和王爷对新王朝的认同。朝廷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三日，晓谕天下，“以昭大义”。并派人保护明陵。同时宣布，原明朝诸王来降，爵位俸禄依旧。
其次，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和认同。传谕城中各级汉族官僚各司其职，并宣布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要求内外衙门的公章，全部要铸有满汉文字，使汉族官员名义上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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