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柏杨访谈录:新城对   》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1)      柏杨 Bai Yang

  访问者聂华苓女士·整理者谭嘉先生
  文载1985年6月7日纽约《华侨日报》
  1984年11月,爱荷华电视台,跟两位中国作家做了一个访问,题目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这个访问以对话方式进行。由“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提问,来自台湾的作家柏杨先生以及来自大陆的作家谌容女士作答,访问用中文进行,节目做好后,加上英文配音,在美国播映。
  问:柏杨,我们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开始写小说,我读了你那时候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小说,觉得你的小说是很有批判性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尖锐。可是你后来改写杂文了,你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呢?
  柏杨:小说形式,更需要布局、更需要情节,我觉得它比较回一点;而杂文本身像匕首,甚至像炸弹一样,它的效果是直接的,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帮助,所以我改写杂文。
  问:那你现在还写杂文吗?
  柏杨:已不写了。杂文主要谈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说社会的病态,甚至是社会的阴暗面。我并不是因为坐牢而不写杂文,我出狱以后还写了五年之久的杂文。但是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的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问:你到爱荷华来之前,看过谌容的小说没有?
  柏杨:非常抱歉,没有,而且也没听说过。不仅是谌容的,大陆上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我都没看过,只有三十年代的作家,因为从小读他们的书,所以有很深刻的印象。我是到了美国,在旧金山朋友家才看到《人到中年》的录像带,一直到了爱荷华城以后,才看到《人到中年》这本书,非常抱歉,我知道的太少了。
  问:谌容《人到中年》在国内国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而且拍成了电影。你能不能讲一讲《人到中年》写的是什么?
  问:如果讲故事就太长了,只能说这小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它的主人翁是一个中年女性眼科医生。我为什么要写中年知识分子?这是因为我们时代决定的。在粉碎“四人帮”,也就是中国“文革”以后,百废待举,都需要建设。在这时候,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而中年知识分子是骨干,我想在这本小说里,写出他们非常美好的心灵,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同时也写出他们现在实际的生活状况,工作条件,也就是不很令人愉快的状况,譬如工资比较低,住房比较挤,这样的一个现实,我想提起社会的注意,要关心这些知识分子。
  问: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你们两位以前都不认识,到爱荷华城才见面,可以说你们是隔着台湾海峡写作的,但你们二人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意识都非常强烈,你们关心的是国家、是民族、是文化、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柏杨,你看过谌容的小说以后,有没有什么隔膜的感觉?
  柏杨:有很大的隔膜。我看了谌容的小说,以及其他大陆上作家的小说,使我产生一种感觉;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虽然台湾和大陆本是一体,但假定这种分隔的现象继续下去,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两岸很可能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的背景不一样,表达方法不一样,思考方式不一样,用词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读了大陆的小说,有时好像读另外一个世界的小说,很难接受,也许读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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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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