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從諸葛亮到潘金蓮   》 《周成過臺灣》悲情的解讀(3)      王溢嘉 Wang Yijia

  過去有不少人指出,這種畫蛇添足式的過度陳述,是使中國缺少真正悲劇(西方概念裏的“悲劇”)的原因之一。但這是“西方文學中心主義”者的論調。其實,若換個立場,我們即會發現,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作了某種過度陳述:他的這類歌劇對女性的癡情、如何飽受折磨而又堅忍其心着墨甚多。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這正泄露了他“施虐於女性”的幽微心態,而這種心意乃是18世紀以降歐洲浪漫奇情或悲情故事的歷史傳統,讓女性“甘心就死”其實衹是其“施虐於女性”心理的外顯。中國的悲情故事似乎沒有這種傳統,最少它不會花很多篇幅去過度陳述女性那無悔的痛苦。在這方面,《周成過臺灣》等承襲的是中國的傳統,“女性的反撲”纔是這個傳統的主要關註點。被遺棄的癡情女性,若不是像這三個臺灣民間傳奇般,以冤魂復仇的方式毀滅負心男子,就是像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般,需對負心男子加以懲罰,始得破鏡重圓。
  “女性的反撲”與“施虐於女性”這兩種不同的心理,使得《周成過臺灣》等和《蝴蝶夫人》有着結構上的不同,它們在美學造詣上容或有天壤之別,但要說《蝴蝶夫人》施虐於女性的結構是“悲劇”,而《周成過臺灣》等女性反撲的結構是“畫蛇添足”,則是難以服人的。早年的臺灣大地,並沒有孕育那種“悲劇”的土壤。冒着生命危險渡過黑水溝的移民者,怎麽會有以“悲劇”施虐於女性的“雅興”呢?他們需要的是男人禁不住心中那股古老的、奔涌不安的潮騷而負心時,被癡情女子所毀滅的警惕。
  中國負心故事的城/鄉差別
  《周成過臺灣》等雖屬於中國癡情女子負心漢故事的傳統,但仍有一些差別。以下筆者擬以《王魁負桂英》這個故事為例,說明中國傳統的“中心”本質,然後再和臺灣故事的“周邊”特性作個比較。
  《王魁負桂英》原來的故事是說,宋朝山東濟寧人王魁(王俊民)會試不第,恥於歸鄉,在萊陽聞妓女桂英貌美而訪之,桂英愛王魁之才,托以終身,兩人恩愛異常。後以試期迫近,王魁又欲上京,桂英深恐他得官棄己,相約至海神廟互誓情愛不變。王魁上京後,科場得意,高中狀元,宰相韓琦欲以女妻之,王魁遂負桂英,不受其寄來書信。桂英憤而自殺,死後鬼魂即上京活捉王魁,後數日王魁遂死。
  這個故事的架構和《周成過臺灣》等非常類似,但後來卻被改寫成不同的故事,譬如在《焚香記》裏,當王魁中了狀元,宰相欲以女妻之時,王魁以已有聘妻辭之,宰相也不再相強。王魁思念桂英,托人送信至萊陽,請桂英來徐州任所,但信卻被愛戀桂英的金員外攔截,竊改內容為王魁已入贅宰相傢,故與桂英解約。桂英接信,憤而自殺,其魂在冥界訴王魁背誓,海神遣鬼卒與桂英共拘王魁之魂來對質,結果始得惡人姦謀之真相大白,桂英死而復生,有情人終又成眷屬。
  男人“負心”的故事變成了男人“被誤解”的故事,鄭培凱先生在評中國一九八五年“百花奬”最佳故事片《人生》時,提到了《王魁負桂英》的原貌與改寫。他說:“強調負心與強調不負心兩派的社會區別,有助於我們瞭解負心故事反映的社會意識,因為這裏的關鍵似乎就是‘城鄉差別’。譴責負心的類型,一般先出自民間,由‘鄉愚’口中說出,便是‘雷劈’或‘活捉’。到了文人的筆下,負心漢便彬彬君子起來,情節出現各種跌宕變化,戲劇衝突也由角色性格的內在變化(負心)轉為外在的環境所迫(如睏於相府或有人造謠,引生誤會)。”
  “這種社會道德意識的‘城鄉差別’,固然反映了士大夫與鄉愚對社會處境的認識有精粗之分,也反映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同所遭到的命運有別。‘鄉愚’大約是要被人‘負’的,因此,咬牙切齒,與負心漢不共戴天;有着生花妙筆的文士,極可能就會經歷蔡伯喈或王魁的成功之道,是有機會來‘負人’的,所以希望大傢冷靜點,為負心找社會根源,有意無意間為之開脫。”(引自《當代》雜志第四期鄭培凱《癡心女子負心漢──影片《人生》所反映的社會道德》一文)。
  這種“城鄉差別”確實有它的見地,《周成過臺灣》《林投姊》《阿柳》三個故事都衹是民間傳奇,並沒有經過文人生花妙筆的潤飾,所以保留了對負心漢“咬牙切齒”“不共戴天”的道德意識。但這在理解臺灣的癡情女子負心漢故事時,仍有所不足。
  大陸的這類故事,不管是《趙貞女蔡二郎》《王魁負桂英》或《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它們的主角在地理上都是由周邊嚮中心移動的,而其社會地位也是由下階嚮上階移動的(也可以說是由周邊嚮中心移動)。但臺灣的這類故事,卻有着由中心嚮周邊移動的明顯痕跡(從大陸渡海來臺謀生而不是“上京趕考”),這種“逆嚮行駛”所孕育出來的悲情故事,雖然難免會假藉大傳統的架構,但也應該有它們獨特的紋理,除了“城/鄉差別”外,更有着“中心/周邊差別”。
  黑水溝悲情的中心/周邊差別
  《周成過臺灣》這個故事,最能讓我們體認這種“中心/周邊差別”。他在大陸的泉州三餐不得溫飽,因而渡過黑水溝,來到臺灣的艋。後來發達了,嚮“上階”的社會地位移動,但他別娶的不是“宰相的女兒”,而是“蓬萊仙館的妓女”,這種在地理上由中心嚮周邊移動的現象,重現於他的負心行為上──由小傢碧玉的妻子朝嚮周邊的妓女,而為中國傳統的悲情故事帶來了某個層面上的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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