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 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 《周成过台湾》悲情的解读(3)      王溢嘉 Wang Yijia

  过去有不少人指出,这种画蛇添足式的过度陈述,是使中国缺少真正悲剧(西方概念里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但这是“西方文学中心主义”者的论调。其实,若换个立场,我们即会发现,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作了某种过度陈述:他的这类歌剧对女性的痴情、如何饱受折磨而又坚忍其心着墨甚多。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正泄露了他“施虐于女性”的幽微心态,而这种心意乃是18世纪以降欧洲浪漫奇情或悲情故事的历史传统,让女性“甘心就死”其实只是其“施虐于女性”心理的外显。中国的悲情故事似乎没有这种传统,最少它不会花很多篇幅去过度陈述女性那无悔的痛苦。在这方面,《周成过台湾》等承袭的是中国的传统,“女性的反扑”才是这个传统的主要关注点。被遗弃的痴情女性,若不是像这三个台湾民间传奇般,以冤魂复仇的方式毁灭负心男子,就是像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般,需对负心男子加以惩罚,始得破镜重圆。
  “女性的反扑”与“施虐于女性”这两种不同的心理,使得《周成过台湾》等和《蝴蝶夫人》有着结构上的不同,它们在美学造诣上容或有天壤之别,但要说《蝴蝶夫人》施虐于女性的结构是“悲剧”,而《周成过台湾》等女性反扑的结构是“画蛇添足”,则是难以服人的。早年的台湾大地,并没有孕育那种“悲剧”的土壤。冒着生命危险渡过黑水沟的移民者,怎么会有以“悲剧”施虐于女性的“雅兴”呢?他们需要的是男人禁不住心中那股古老的、奔涌不安的潮骚而负心时,被痴情女子所毁灭的警惕。
  中国负心故事的城/乡差别
  《周成过台湾》等虽属于中国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的传统,但仍有一些差别。以下笔者拟以《王魁负桂英》这个故事为例,说明中国传统的“中心”本质,然后再和台湾故事的“周边”特性作个比较。
  《王魁负桂英》原来的故事是说,宋朝山东济宁人王魁(王俊民)会试不第,耻于归乡,在莱阳闻妓女桂英貌美而访之,桂英爱王魁之才,托以终身,两人恩爱异常。后以试期迫近,王魁又欲上京,桂英深恐他得官弃己,相约至海神庙互誓情爱不变。王魁上京后,科场得意,高中状元,宰相韩琦欲以女妻之,王魁遂负桂英,不受其寄来书信。桂英愤而自杀,死后鬼魂即上京活捉王魁,后数日王魁遂死。
  这个故事的架构和《周成过台湾》等非常类似,但后来却被改写成不同的故事,譬如在《焚香记》里,当王魁中了状元,宰相欲以女妻之时,王魁以已有聘妻辞之,宰相也不再相强。王魁思念桂英,托人送信至莱阳,请桂英来徐州任所,但信却被爱恋桂英的金员外拦截,窃改内容为王魁已入赘宰相家,故与桂英解约。桂英接信,愤而自杀,其魂在冥界诉王魁背誓,海神遣鬼卒与桂英共拘王魁之魂来对质,结果始得恶人奸谋之真相大白,桂英死而复生,有情人终又成眷属。
  男人“负心”的故事变成了男人“被误解”的故事,郑培凯先生在评中国一九八五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人生》时,提到了《王魁负桂英》的原貌与改写。他说:“强调负心与强调不负心两派的社会区别,有助于我们了解负心故事反映的社会意识,因为这里的关键似乎就是‘城乡差别’。谴责负心的类型,一般先出自民间,由‘乡愚’口中说出,便是‘雷劈’或‘活捉’。到了文人的笔下,负心汉便彬彬君子起来,情节出现各种跌宕变化,戏剧冲突也由角色性格的内在变化(负心)转为外在的环境所迫(如困于相府或有人造谣,引生误会)。”
  “这种社会道德意识的‘城乡差别’,固然反映了士大夫与乡愚对社会处境的认识有精粗之分,也反映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所遭到的命运有别。‘乡愚’大约是要被人‘负’的,因此,咬牙切齿,与负心汉不共戴天;有着生花妙笔的文士,极可能就会经历蔡伯喈或王魁的成功之道,是有机会来‘负人’的,所以希望大家冷静点,为负心找社会根源,有意无意间为之开脱。”(引自《当代》杂志第四期郑培凯《痴心女子负心汉──影片《人生》所反映的社会道德》一文)。
  这种“城乡差别”确实有它的见地,《周成过台湾》《林投姊》《阿柳》三个故事都只是民间传奇,并没有经过文人生花妙笔的润饰,所以保留了对负心汉“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道德意识。但这在理解台湾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时,仍有所不足。
  大陆的这类故事,不管是《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或《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它们的主角在地理上都是由周边向中心移动的,而其社会地位也是由下阶向上阶移动的(也可以说是由周边向中心移动)。但台湾的这类故事,却有着由中心向周边移动的明显痕迹(从大陆渡海来台谋生而不是“上京赶考”),这种“逆向行驶”所孕育出来的悲情故事,虽然难免会假借大传统的架构,但也应该有它们独特的纹理,除了“城/乡差别”外,更有着“中心/周边差别”。
  黑水沟悲情的中心/周边差别
  《周成过台湾》这个故事,最能让我们体认这种“中心/周边差别”。他在大陆的泉州三餐不得温饱,因而渡过黑水沟,来到台湾的艋。后来发达了,向“上阶”的社会地位移动,但他别娶的不是“宰相的女儿”,而是“蓬莱仙馆的妓女”,这种在地理上由中心向周边移动的现象,重现于他的负心行为上──由小家碧玉的妻子朝向周边的妓女,而为中国传统的悲情故事带来了某个层面上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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