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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到古代中國去旅行 》
“葉子戲”的演變(2)
伊永文 Yi Yongwen
面貌纔逐漸在人們的眼前清晰起來。首先是在形製上：新疆吐魯番發現的這張紙牌，有力地證實了中國紙牌的源遠流長新疆的吐魯番，曾發現過一張明代初期的紙牌，呈狹長形，繪有穿着盔甲的武將形象，上印有“管換”，下印有“賀造”字樣。“管換”、“賀造”是當時印製紙牌者的生意經，是為了擴大紙牌的銷售所精心設計的詞句。當然，這一紙牌並不一定是明代的紙牌，很可能是明代以前“葉子戲”中的一件，它有力地證實了中國紙牌的源遠流長。況且，吐魯番早在秦漢時期，就是中國通往西域的一條必經之路，從這裏，中國紙牌被傳嚮西方是不必多加釋說就可明了的。
最為主要的是，這張紙牌上所印着盔甲的武將形象，則與紙牌遊戲定型後的武將形象十分接近，這是目前能見到的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紙牌的具體物像。驗之明代的“葉子戲”，一個顯著特徵是紙牌上繪有了宋代水泊梁山起義的宋江、武鬆、李逵、史進等人形象，他們都是威風凜凜的武將。
明陳老蓮繪《水滸葉子》有人解釋說：葉子上之所以畫上水滸豪傑，是寄寓了好賭而負，必去為匪；勝也僥幸，必同盜賊的深意。這或許可備紙牌釋義之一說?依筆者之見，繪畫與雕印，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葉子戲”可以選擇的最佳樣式。據周亮工《因樹屋書影》說：在明末清初，葉子不僅有作古將相圖的，還有作美人圖，作甲第圖的，還有分鳥、獸、蟲、魚門類圖形的，這就使“葉子戲”更具觀賞性，更吸引人。
更吸引人處，還在於自明代以來的“葉子戲”打法已具“角智爭新”性質。如這時“葉子戲”中的一種“馬吊”牌的打法：四十葉為一具，一葉為一種，分四門，自相統轄。打時，四人入座，人各八葉，以大擊小而現出色樣，及餘八葉衝出色樣，出奇製勝，變化無窮。四門最尊者是“賞”，次為“肩”，最小者為“極”。“賞”、“肩”、“極”上桌，皆可配成色樣。色樣有大小，名稱有很多，但惟有“馬吊”最為韻事，入局者氣靜聲和，無容爭競，所以又叫“無聲落葉”，特別引得士大夫的喜愛。
打“馬吊”充滿了智慧機巧，竜猶雲（即馮夢竜）《牌經十三篇》認為：凡牌在人手，雖不聞不見，可以意示之。小
者流多長，用大者道每短，滅疾者牌必醜，捉急
者門必狹。可擒而故縱者餌也，可縱而故擒者狠也，餌則速圖，狠當徐守。藏盈而出虛者，樁傢之巧也，棄少而用多者，散傢之常也。先大後小
者求也，先小後大者探也，得本惹生多應通路，獨行無繼識關門……正因如此，“馬吊”在明代，使許多人如癡若狂，窮日纍夜地玩，金錢乘機也滲透其中。馮夢竜就曾專作《紙牌》民歌說：“紙牌兒，你有萬貫的錢和鈔。我捨着十士
門，百子輩，與你一路相交。”“馬吊”之盛原因於此可見。
明代戲麯葉子為了應付日益迫切的需要，明代問世了大批的“葉子戲”著述，比較著名的專門著作有潘之恆的《葉子譜》、《續葉子譜》、《六博譜》，汪道昆的《數錢葉譜》，黎遂球的《運掌經》，王良樞的《詩牌譜》等。
至清代，“葉子戲”更為鼎盛，各種分歧紛紛出現，如“鬥虎”、“紅樓葉戲”、“詩牌”，但最為普遍和最有代表性的仍推“馬吊”，這可從設立於城鄉之間的“馬吊館”見其端詳，清代酌元亭主人《照世杯》中就記有這種非常
專業化的“馬吊館”情形：見廳中間一個高臺上面，坐着帶方巾穿大紅鞋的先生，供桌上將那四十張牌鋪滿一桌，臺下無數聽講的弟子，兩行擺班坐着，就像講經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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