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完全否认在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夺权和国家的最终消亡之间有任何矛盾。的确，社会主义专政通过把国民变成公平领薪水的国家雇员，教导全社会成员如何不靠相互剥削来进行自我管理和调节。那样就会达到“民主的完成”：“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90］因此，作为手段而存在的国家的暂时形式———即便是一种专政———并不重要。最终目的不是民主，也不是民权，而是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解放。
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列宁的观点，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91］但是，罗莎?卢森堡同列宁有分歧，她怀疑这个专政的官僚统治者们是否愿意允许他们自己的国家消亡。卢森堡曾经预见到一种“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的危险性：
倘若没有一般的选举，没有出版和集会的无限制的自由，没有各种主张的论争，生活就会在每一个公共机构中死亡，就会变得徒具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政治会作为有活力的因素保存下来。公共生活逐渐沉睡，几十位精力充沛和经验丰富的党的领导者们进行指导和统治。他们当中，事实上只有十几位杰出的首领担任领导，工人阶级的精英被不时地邀请参加各种会议，在会上，他们为领导的演说鼓掌，并一致同意所提出的决议案———实际上，是小集团的事务———一种专政，但是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仅仅是一小撮政客的专政，那就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亦即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92］
毛泽东比卢森堡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他宣称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官僚主义者］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93］
这种说法是毛泽东主义的夸大其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惯用语中的政治性质的定语，可以不予考虑。但当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者们是一个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时候，他就不仅仅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了。正像一些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们（例如，米洛万?德热拉斯［94］）所论证的，党的官僚主义者们确实像一个“新阶级”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起作用。而且，按照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政治哲学的观点，斗争本身就规定了阶级立场。如果官僚主义者们是和无产阶级对立的，那么他们实际上就已经作为阶级敌人而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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