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二年（1065）六月初，龙图阁直学士吕公著举荐从凤翔回京后一直在登闻鼓院做闲差的苏轼再次参加由皇上主持的特别考试 —— 制科，准备让他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时已经名声甚高、被人视为欧阳修之后的未来文坛盟主的苏轼，却向英宗皇帝提出一个令另人惊讶的请求：恳请皇上允许他在策试中不做诗赋，原因是“久去场屋，不能诗赋”（徐度《却扫编》卷下），英宗皇帝恩准了他的要求，只让他“试二论”（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其结果众人皆知：再列优等。
问题在于，苏轼在此之前果然是“不能诗赋”吗？只要打开他的《诗集》、《文集》便可发现，苏轼从《凤翔八观》开始，保留下来的诗多达一百三十余首，其中像《石鼓歌》专门与韩愈对垒，为世人所激赏。至于文章，《喜雨亭记》、《凤鸣驿记》、《凌虚台记》，都是脍炙人口。即使是“赋”，也有《通其物使民不倦赋》等，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什么他偏偏要在这时谢绝写诗作赋呢？
原因只有一个，在那个时代却不能明言：就在几天前，也就是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心爱的夫人王弗病逝了。
王弗之死，与伴随苏轼在凤翔为官时过分操心、积劳成疾、体弱多病有关。王弗死后，苏洵曾告诫儿子：“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便是一个名证。当然，体弱多病的王弗极有可能死于生育，因为那时他们的长子苏迈已经六岁，古代妇女因为生产新的生命而使自己失去性命的比比皆是，虽王妃公主犹不能免，何况王弗仅是小吏之妻呢。
王弗病逝之后，苏轼诗词中开始大量涌现“衰”、“老”、“早生华发”、须髯稀疏之辞，可见他的哀毁程度。
《老子》云：“大音希声”。有一种文人，在伴侣辞逝之后，未及痛定思痛，就开始大写祭文、悼诗，更有
人在灵柩之前就开始展现自己泉涌般
的文思，直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夫
人未亡时便打好了腹稿。像苏轼这样
平日以诗文为言辞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无声了。无声的悼念，比有声更为沉痛。丧失爱妻的痛，在他的心里整整埋了十年，苦苦积攒了十年。没有十年的积郁，我们能看到“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使铁石心肠的人也要落泪的词吗？
宋英宗是个极为赏识苏轼的皇帝，也许他通过身边的翰林学士刘敞（苏轼好友）等人了解到了这位英才正在丧偶悲痛之中，从这一点而论，苏轼对英宗的感激，以及后来对英宗高皇后的无尚拥戴，都是情出有因，发自内心的。
苏轼不仅在皇上的御试中拒绝写诗作赋，从治平二年（1065）五月王弗去逝到熙宁元年（1068）秋天为父亲守丧期满回朝，苏轼一首诗都没写，成了“诗坛哑巴”。现存于《苏轼诗集》卷五尾部的四首诗，都是苏轼后来的作品或他人之作搀杂其中，惟一可考年月的《夜值秘阁呈王敏甫》，孔凡礼先生已作辨误，改系熙宁三年（见《苏轼年谱》第181页），其他三篇作品待专文考证。
也许有人会说，苏轼的父亲苏洵于治平三年（1066）四月底去逝，后两年应算苏轼为父丁忧不做诗文，怎么能将这三年全归到悼念王弗身上呢？
只有深入探究三苏心路的人，才会知道他们父子对待“礼”的态度。从苏洵开始，“礼”在他们的眼里，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微权”，即精细的骗人权术 。嘉祐四年（1059），苏轼与苏辙正在眉山为母亲守丧，但成都当时在喜欢粉饰太平的文人宋祁统领下，苛捐杂税十分繁重，百姓几至无法生存，民怨积聚，几乎到了再度揭竿的地步。这时正好王素前来代替宋祁，苏轼还在服丧期间，便欣然为民请命，他挥笔写下《上知府王龙图书》，并亲自到成都呈上，提醒王素改弦更张，安抚百姓，以免再有王小波、李顺之类出现 。苏轼的做法无疑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同时也与母亲要他从小就学做范滂那样的诤臣相一致，当百姓生活处于困厄之际，三苏敢于用行动来打破礼制！
“无礼”和“不敬”是苏轼的死对头程颐乃至其后继者朱熹不遗余力攻击三苏的最大口实，殊不知还有更好的“借口”他们没有发现。事实表明：苏轼的长子苏迈生于嘉祐四年三苏乘船离开眉山之前，苏辙的次子苏适生于熙宁元年老苏丧服刚满之际。这就是说，苏家兄弟在为父母守丧期间，夫妻原是同房的，而苏迈的出生，正是在老苏先生的眼皮子底下！若是开创女人“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理论的程颐先生知道此事，不仅苏轼将会遭到更多的非难，可能连我们的可爱的王弗女士，也要被他（他们）打入不孝之女行列了。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Previous Chapter Next Chap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