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京剧《四郎探母》的历史分寸感，难得的是《四郎探母》从明清一直演到今天，从头至尾，没有用一点笔墨去试图将杨四郎"塑造"成威名远扬的什么"大将军"，也没有用什么人性至上的人道主义理论去为他投身番邦做正面的辩解。这恐怕是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创作者们在历史的大是大非方面需要虚心学习的。施琅反复无常，背主求荣，不管算不算汉奸，至少总是个不义小人，就算从几百年以后的结果看，他收复台湾是一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也并不代表他就因此变成了一个盖世英豪。就像残暴的秦始皇一不小心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条长城，并不能因此嘲笑孟姜女，说她的精神境界太低以致无法理解丈夫在从事为中华民族建筑永恒象征这一不朽的事业；更不能因此就忘记秦始皇的残暴，残暴就是残暴，不能因为他在客观上为民族与国家成就了一桩功德就予以原谅甚至加以粉饰。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关键并不在于是将他回放到他所处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是用所谓"今天的历史眼光"加以评价，而在于无论是将他放到原初的历史语境里还是放在变化了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行为举止都必须经得起普世道德的苛求；因此，真正重要的是，给予一种行为以正面的或负面评价的那个道德的或者政治的标准，是应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因为历史与文化，都需要有纵深感的道德观念。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之所以狭隘，正是由于他们把利益视为道德唯一的基石，将是否符合民族的或者国家即时的或永久的利益，看成是判断与衡量一个人与一种行为的唯一标准，而忘记了人类应该拥有一些更永恒的价值。
这是道德比利益更高更重要的一种强调，哪怕面对的是"国家利益"。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造神运动中外古今皆有，一些或许并非最不出色更谈不上伟大的人物，经历类似运动，成为千百万普通民众崇敬的偶像。关公、包公都是其中的好例子，他们经无限地拔高，最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与其原貌已有天壤之别。当然，这类造神运动与晚近我们亲历的造神运动有异，一是死人与活人之别，另一个区分更重要，晚近的造神运动由于所造的对象是活人，自是加倍地困难，虽有强权推动，终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关公和包公，是在千百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数民众通过想象与创造自发营造的，显然有更强的生命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戏曲改进"运动，一群留学东洋爱穿西服年少气盛浪漫可爱的新文艺工作者，从《联共（布）党史》那里学了点阶级分析方法的皮毛，以为就此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按照这样的方法一分析，包公无疑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了，这样的官吏只能帮助封建帝王统治劳动人民，焉能用此来教育人民娱乐大众？人民千百年来津津有味地欣赏和喜欢、崇敬包公，也都成为不觉悟的麻木和愚昧的表现，因此动用各级政府的强力禁演，闹腾了几年，最终还是没有成事，包公戏从城市到农村，仍然火得不行。《联共（布）党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很多领域无往而不利，不仅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在史学领域更是所向披靡，却在戏剧领域打了败仗，而且输得很难看，其中缘由，值得琢磨。
顾颉刚说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书写关公和包公事迹的历史更是如此。当然，关公和包公也不一样，如果说关公的神化是民间社会尤其是边缘群体通过传说、平话讲史等方式，在想象中创造的社会秩序的化身，那么，包公更多是平民们通过戏剧这种特殊的娱乐形式，通过想象与希望塑造的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是的，包公一直是中国戏剧领域的重要角色，以包公为主角的戏剧几乎伴随着中国戏剧发展的整个历程。至于包公形象的演变，本身就是一个曲折复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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