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认为,吴王夫差建墓时,为了防止千余工匠泄漏其中的秘密机关,以邀请饮酒观赏鹤舞为名,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剑池外侧一块平坦的大盘石上。工匠们的鲜血流在盘石上,浸渍渗透,与岩石融合,年久不褪。这就是今日名为“千人石”上带暗紫色斑驳影痕的缘由。
传说还不止这些。有人曾云,当年秦始皇东巡,及三国时的吴主孙权,都曾派人到此,凿石求剑;明代苏州县令吾翕和唐寅、王鏊曾刻石题记两方,说的是1512年剑池水干,发现了吴王墓门,未敢深探之语。
以上均系传说,其真实性不敢妄下断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吴王墓处于风景名胜的掩映之下,而且“机关算颈,但仍曾被盗掘。据汉朝刘向《论起昌陵疏》记载:“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至于发掘时的情景及吴王墓的状况,因无记载,不得而知。
此外,战国时期被盗的名墓还有魏襄王冢、魏安釐王冢、魏哀王冢及赵简子墓等。
魏襄王冢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疾所盗,其冢“皆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椁,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见棺柩明器踪迹,但床上有玉唾壶一枚,铜剑二枚,金玉杂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一部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叫做《竹书纪年》。这部重要文献的另外两个名称——《汲冢书》或《汲冢古文》,表明它曾与一个盗墓故事联系在一起。据苟勖《穆天子传·序》载:“太康二年,汲县民不準盗发古冢……”另据《晋书·束皙传》 记载,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人盗发魏襄王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
从各种典籍来看,《竹书纪年》确为盗墓者不準首次发现,据当代历史学家李学勤考证,盗掘地点为河南汲县以西,“依地志,在抗战前发掘的山彪镇大墓一带,由竹简内容和伴出器物可定为一座战国墓葬”。据说,不準打开墓穴后,发现竹简遍地,为了寻找墓中的金银财宝,不準不惜以竹简做火把,对墓中财物进行了大肆劫掠。后来此墓被盗情形被官方闻知,开始清理墓内残余遗物。其中竹简除烧毁的一部分外,尚有颇多的收获。当时所得竹简经荀勗、束皙等鸿学大儒整理,编辑成《纪年》、《周书》、《穆天子传》等佚书共七十五卷(篇),其中《竹书纪年》占十二卷,或说十三篇,主要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的史事,可谓是一部魏国的编年史。对于《竹书纪年》到底是从魏襄王墓中发掘,还是从安釐王冢中盗出,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从《西京杂记》记载来看,魏襄王冢为广川王刘去疾所盗,不準所盗的应为魏安釐王冢。但从《竹书纪年》的记载来看,书中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因而魏襄王卒于何时,便成为解除疑团的关键。但关于魏襄王的卒期历史上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死于公元前295年,一说死于公元前302年。若持前说,则此墓显然为魏襄王冢,而持后一种说法,则恐怕为魏安釐王之墓了。另据现代史家陈梦家考证,魏国自惠王至亡国,帝王陵不在汲郡,《竹书纪年》当出土于魏国某个大臣之墓,其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前298~公元前297年之间,写本则在公元前3世纪初年。
不论不準所盗为何人之墓,《竹书纪年》为中国先秦史上最为重要和最具学术价值的古文献之一,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书中所载明确的天象资料,如“(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四十八年,二日并见”(今本)、“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古本)等,对年代学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据历代学者们的共识,《竹书纪年》原简为战国中叶写本,比司马迁的《史记》早了200年左右,司马迁书写《史记》时并没有看到这部竹书,因而由战国时期的人来叙述战国事,尤其是与魏有关的事迹,自然比200年后的人来叙述早已消逝的历史要翔实可靠得多。但遗憾的是,据说原书至少在宋代已散失,后来仍有版本流传,学者们也未怀疑,清儒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经常引用流传本的相关内容。自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面世之后,有人开始怀疑《竹书纪年》是伪本,后据乾嘉学者崔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不知何人浅陋诈妄,不自量度,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而取战国邪说、汉人谬解、晋代伪书以附益之,作《纪年》书二卷,以行于世。”崔述曾列举了十条证据多方位揭示了流行于世的《竹书纪年》的伪迹,以证其为假冒伪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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