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钻进明朝财政税收这个专题里面去，并非事前计划。只因为我在密歇根大学拟做博士论文时，发现明朝的漕运，亦即是政府由大运河自南至北所运的食粮物资的情形，资料俯拾皆是，也有几套统计的数字，预想经过一番整理，一定符合美国大学校的一般要求，况且经济史又是挺时髦的部门。
殊不知进去容易，出来麻烦。第一，漕运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漕运总督就兼淮安、凤阳各地方的巡抚，所以他也是地方官。运去的粮食称为"漕粮"，也是江南各地方的税收，当日田赋征实，老百姓以去糠之米交纳。在运河里运粮的船夫，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各衙抽来的"运军"，所以又与兵部相关联。第二，这漕运的区处，牵涉很多专门名词，不见于字典或辞典，只能在当日文件上翻来覆去，逐渐领悟到其大意。第三，我后来写成的论文不能称为经济史，反倒可以称为财政史，因为明朝的财政和清朝的财政，实行起来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原则。举一个例：大运河里面的粮船，共有11000多艘，每船有运军10人，所以约有12万名官兵参与运粮的工作。他们要经过无数的水闸，一到北方又常遇到河水冰冻，有时来去一趟要10个月的时间。漕粮每年四百万石，我们也弄不清楚运费多少，有人曾估计要花18石的脚费运米1石。其目的不是现下所谓经济，而是政府保持自己的自给自足，故意将北京的物价降低，而使政府官员及家属配得食米。并且所谓统计之中，也有很多前哈佛教授杨联陞先生所说的"假数字"。我当初想制图表，把这些数字以曲线勾画出来，后来看来不只是行不通，也无从作科学化的结论。
我希望各位不要问及我的论文，虽说被学校通过，但不是我自己可以感到非常愉快的作品。倒是在做论文期间，逐渐看到明朝财政与税收的多方面，深想再花点功夫，作进一步的研究。料不到再涉足进去，就是7年!当时（台湾）中央研究院翻佣明实录》，我也买了一套，教书之外，每两星期看一册并摘写笔记，一共133册，也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读完。《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稿成之后，又与支持此书的哈佛大学发生争执。我已在《地北天南叙古今》里有一篇文字叙述，现在不再重叙。幸亏费正清先生不以为忤，他之遗著《中国新历史》(China:ANewHistory)里仍旧称《财政与税收》很结实(solid)，是基本的研究(abasicstudy)。
这书在1974年年底出版，按照大学出版社对付学术著作的一般办法，只印1200册，卖完即不再版。台湾已经出现一种翻印版。大陆方面有两所大学和台湾一所大学的同事曾商量出中译本，可是迄今未有音信，我猜想都没有按计划完成。
1974年到今天已近20年，现在我自己检讨起来，我尚没有发觉书中有何主要的错误，需要更正的地方。没有料到的，则是海峡两岸及世界局势变化之大。早知如此，我一定会更把书中的资料，切实与今日之局面连贯起来，把前因后果的关系说得更清楚、更剀切。譬如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最后一段提及中国近代的经济问题，主要的不能从农业体系里生产剩余，去投资其他方面，出于财政税收体制的影响;明朝的财政系统被清朝大体袭用，它之缺乏积极性格，并不是在历史上不重要。这种说法就太轻松，没有斩钉截铁说明:明清社会由这财政系统所支配，缺乏局部改革之可能，一改就全部都要更改。所以我们祖孙数代，从衣食住行到权利义务，一变就整个要变，等于重写大"立"字，已是由来有素，最低限度有500年的沿革了。
我感谢东海大学的邀请，既然远道来此机会难得，也不愿意只在讲堂上念自己的书，倒想借这机会，把自己当日暗中摸索摘要，与今日局势有关之处发挥。这样比较更有实用的价值。在这里我也附带说及，我自己得益于这段知识与现状情势有密切关系的好处。《财政与税收》一书的准备经过7年，以后我写《万历十五年》则只花了1年。因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后研究之基矗《万历十五年》之能侥幸在海外与国内，在台湾与大陆都畅销，主要的乃是它的内容与题材仍和我们今日遇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有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既危害于明朝，也仍作祟于20世纪的中国，前后有历史的因缘。
以下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扼要报告，也把书中没有讲解得透彻的地方更加增强补充：第一点，中国的传统社会有它自己的特色，断不能称之为封建体制，更不能与欧洲的feudalsystem相比。封建或feudalism必着重地方分权。所以"裂土封茅"，土地可以分裂为公国与侯国，受封则爵位世袭，永远遗传，茅是社坛上的旌帜，保有独立自主的气概。这种种情形都不可能为明清社会所容许。
在封建体制之下，领主向农民的征集，赋税与地租不可区分。即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不称土地税，而称"年贡"，或是"本途物成"，亦即是主要耕作物的收成。有时"四公六民"，有时"五公五民"亦即是领主与种田人对分，显然地与明清的田赋有很大的区别。
明清的体制是中央集权，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税，省级州县级的地方官吏全由中枢委派，他们本身都没有立法的能力。
这种体制最怕中层的力量凝固。不仅地方上的贵族建立不付税的庄园不能容许，即是大地主拥有土地至1万亩以上，再不分家析产，也认为可能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拆散。这当中常引起一段误解，明朝的记录里经常提及贵族的庄田，在16世纪最著名的乃是万历皇帝，由他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据说他曾接受到田地4万顷，有说2万顷，亦即是400万亩至200万亩。其实经过调查，这些地主并不集中地存在，也不在亲王各自掌握之中。有如黄河改道，冲没的土地几十年无人耕种，后来开垦之后有了一点收成。长江里的沙洲，当初无主，后来也开发为田，各地方官也在该处抽了一笔小数目的税，当初也没有报告皇帝。后来被万历皇帝发觉，他就责成把这些土地的面积归并计算，称为福王的庄田。事实上这些土地无法实际归并，亩数既不对头，也始终没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谓庄田不过皇帝要求各省，每年由这名目之下缴纳白银四万六千两，各地巡抚也向皇帝讨价还价。及至朝代覆亡，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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