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这么多笔墨讲《毛诗序》，似乎无关宏旨，其实大有必要。因为，一篇大序不仅告诉我们古人是怎么理解《关雎》一诗的，更重要的还告诉了我们一部《诗经》的性质和主旨。
这篇大序，先解释了《关雎》。它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毛诗解为后妃为文王寻佳偶；朱熹解为文王寻后妃。不管哪种解释，一个共同点都在于说明文王之行风化，自后妃之美德始。“风”就是风化、教化之意。
值得指出的是，到了后来，关于“风“的解释就开始发生质变。变化之一就是朱熹提出的“风”是民歌说；变化之二就是“诗缘情”说的文学观念突起；变化之三就是后世的革命家对劳动大众的情感迁移。风，也就成了风俗。
朱熹提出民歌说，要否定《诗经》作为圣贤经传的传统观点，一个可能是为他的“四书”张目，另一个可能就是为他的天理扫清障碍，而否定圣贤经传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乐于见到的成果。把“风”当作民歌，还有理论上的支持，那就是诗缘情的文学观念取代“诗言志”。所谓“风化、教化”即主“言志”；所谓民歌，即主言情。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因而，“风”为民歌说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这一变化，并不是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而自然而然的转变，相反，这一转变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是圣贤经传，那么它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普通劳动人民；而既然定性为民歌，那么它的版权无疑则要归属劳动人民了，而这恰恰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能力的有力佐证。这就是《诗经》性质问题的谛奥所在。人类业巳跨进21世纪的门槛，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令人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么，《关雎》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毫无疑问，这是一首披着情诗外衣的诗。人皆有爱，发乎为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只是人的一种本能。而人有立志，志立于心，心之所志，发言为诗。这便是《诗经》中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毛诗大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关雎》所唱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俨然有那种“美人如花隔云端”的朦胧之境。然而，《诗经》三百篇所歌之美人与淑女是有区别的。美人侧重于她的外在描写，而淑女则往往与君子对举。其意十分明显。
那么，《关雎》所唱的仅仅是一种爱情吗？仅仅是在呼唤自己心中的爱情吗？显然不是，相反，《关雎》抒发的主要是一种志，就是君子对淑女志在必得的感觉，扩而大之就是君侯对贤人的渴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先指认一个对象，一个“淑”字，表明此女之品与德，值得君子向往；而全诗并没有说淑女对君子有什么感情，更谈不上爱，全然是“单相思”。诗人也没有告诉我们，君子最终得到淑女没有。在没有得到“淑女”前，君子“辗转反侧”。末二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显然是君子在辗转反侧的良好愿望：我要是得与淑女匹配，一定要好好对他，这是君子在心里的誓言。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长期以来被视作为孔圣人赋予此诗一种道德规范。这也是错读圣意。倘若真的仅仅是什么君子追求淑女的爱情赞歌，何以哀而不伤？其所以有哀，乃君子之志可哀也。君子之志为何？就在于对美好品德和教化天下的追求。
值得格外指出的就是，《诗经》时代的“君子”绝不是什么女子对男子的通称。什么是君子呢？“君子”一词常见于《尚书》，是对贵族的通称。如“君子所，居无逸”、“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以“君子”称贵族，是家族宗法主义的产物，因而，同样被赋予了天命观念。《诗经》中的“君子”显然是与平头百姓相对的，如“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标准，和小人相对，是整个先秦时代两种人格的规定。孔子给君子规定的三种境界：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己都说做不到。更何况其他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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