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日記中有一段話，可解釋寧小姐對"外面"世界的態度：政治經濟風暴無論多麽猛烈，都不會反映在自己的藝術作品中（這令許多評論傢詬言），還可說明日記本身所具備的基本功用和根本功能。"令人絶望的是，"她寫道，"他們力圖為整個生活尋找一種普遍意義，結果卻聲稱此意義荒唐，空洞，不合邏輯！一種適合萬事萬物的廣大無邊的意義根本不存在，我們每個人賦予生命的意義衹有一個，是個人意義，個人情節，就像一本個人小說，一本給個人看的書一樣。要找到一個統一的無所不包的意義是錯誤之舉。對我而言，盡量賦予生命以意義，纔是正確之道。所以，我不熱衷於任何政治運動，這些運動充斥着盲從和不公正，但在面對每一個個人時，我的表現是民主的、人性的。我給每一個人應得的東西。我無視階級和財富。我尊重人的精神價值、人的素質、人的需要，衹要有能力，我盡力做到這些。如果所有人聯合起來像我一個人一樣，就不會有戰爭和貧窮。我個人决定--為每一個與我同行的人的命運負責。"
日記是阿娜伊斯·寧寫的書，是她創造的生活，是過濾網--將她的體驗過濾成一個有意義的模式，還是她的盾盤，她的懺悔室。
日記始於那條把阿娜伊斯·寧及其母親和兩個兄弟從西班牙載往美國的小船。11歲的寧小姐，此時已被她後來稱作"即刻的覺醒"所糾纏，"驚懼又痛苦"。她的父親，她早年的偶像，拋妻棄子，投身另一個年輕女人的懷抱。起初，她千方百計想奪回父親："日記開始衹是旅行日志，是替父親記錄途中的點點滴滴，是為父親寫的，打算以後寄給他，說白了就是一封信，嚮他介紹我們的情況，好讓他一路追隨我們到這個陌生國度。"可這封"信"沒有寄出（母親說怕信遺失），日記也成了"一座孤島，呆在裏面就能在異國他鄉隱蔽起來，寫法語，梳理自己的思想，抓緊自己的靈魂，不讓它棄我而去。"
離開父親，離開歐洲的孩提時代，離開早年西班牙天主教的支撐和約束，被迫適應一個嶄新的國傢，一種全新的語言，阿娜伊斯·寧很快具備了一種特有的孤獨意識。"親愛的日記"，她寫道，"是阿娜伊斯在對你說話，不是某個與大傢思想一致的人在對你說話。親愛的日記，可憐我吧，務必聽我訴說。"
當這個富於幻想的小女孩像花朵一樣盛開成一個俏麗的年輕姑娘時，出於"對知識、經驗、創造的狂熱"，開始為自己創建一種"形象"，一個"角色"，使自己能面對世界。兒時嶄露的戲劇意識及豐富想象力，在她破蛹成蝶的成年生活裏本能地有意識地輕舞飛揚，像她的小說人物一樣，像《愛情諜屋》(A Spy in the House of Love)中的薩賓娜一樣，投身於自以為被希望扮演的"角色"：女兒、妻子、妖女、蕩婦、朋友、保護人……盡力滿足他人對她的一切期望和要求。
我身上至少有兩個女人的影子：一個絶望惘，感覺自己在沉沒；另一個衹想給人們帶來美麗、優雅、活力：在人前，在人生舞臺上，她掩飾着的軟弱、無助、絶望真實情感，衹嚮世人展示笑顔、誠摯、好奇、熱情、興致。
那個快樂、迷人、聰慧、神秘的阿娜伊斯·寧讓世人盡情觀看，而身體內另一個女人，那個羞怯、堅強、務實、猶豫、超然、旁觀、有孩子氣的女人，則在一頁頁日記中要求得到承認。日記是她兩個自我的匯合點，是她不按他人要求生活的世外仙境。
"日記是我的毒品、麻醉劑、鴉片煙斗，是我的毒藥，我的罪惡。不寫小說時，我仰面躺下，拿着日記本，攥着一支筆，枕着一席夢，專心緻志，把兩個自我拼接起來。……我須在夢中再活一次。夢是我唯一的生活。我在夢的回聲和反響中看見變形的東西，這種東西保持了神奇的純潔，否則魔力頓失，不然生活暴露的會僅僅是她的畸形，質樸會化身懶惰……所有的所有，一定通過我的罪惡鏡頭融合起來，否則慵懶的生活會減緩我啜泣的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