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拍电影之前，你是否已经看过很多电影？
答：是的，我大约在十岁时开始看电影，因为当时我所在的村庄，人们很少能够看到电影。六十年代，我在卡塞雷斯上中学，那时人们主要看当时的美国喜剧片，弗兰克-塔士林或布莱克-爱德华兹的影片，比利-怀尔德②的影片，斯坦利-多南的《丽人行》（1967），都是我很喜欢的影片。在卡塞雷斯，我也看过法国新浪潮的早期作品，《四百下》，《筋疲力尽》，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杰作，帕索里尼①的早期作品，维斯康蒂②和安东尼奥尼的作品，我始终记得这些，因为它们曾深深打动过我的心灵。这些影片中没有一部讲述我的生活，但我却奇怪地感到我非常熟悉它们反映的世界。当我看《奇遇》（1960）时，我十分震惊，对自己说：“上帝，这部影片在讲我。”其实这十分荒谬，因为我根本不懂什么是中产阶级，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但这部影片讲烦恼，而在乡下，我最清楚什么是烦恼。我的感觉跟影片中莫尼卡-维蒂的感觉一模一样，我也能像她那样说：“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好吧，我们去夜总会……我想我有个主意……但我说不清楚……。”今天，这一切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十分愚蠢的反应，可能与我对“拙劣的艺术”敏感有关，但当时它是真诚的，我真的为此激动不已。我还记得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你好，忧愁》，而且记得读后我感到我完全陷入了虚无主义之中。那时，我已经拒绝了宗教教育，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教士不会讲到我。在理查德-布鲁克斯根据田纳西-威廉姆斯的作品改编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1958)中——这是一部表现教会恶行的影片——我一下子完全了解了我自己，我想：“我属于这个罪恶的，堕落的世界。”我当时12岁，而当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时，我回答道：“我，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问：你当时懂得这个词的含义吗？
答：是的，懂一点。是指什么都没有意义，就像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这点十分清楚。我像外星人那样活着，我感觉离那些虚无主义者很近，而离上帝很远。这是我通过电影接收到的信息。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品，我是在十年后才看到的，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我每天都去马德里的电影资料馆，作为孩子，我不喜欢西部片，我最喜欢看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经典喜剧片，如刘别谦①、普莱斯顿-史都尔奇斯、米歇尔-莉森的作品。我甚至不知道这些导演都还健在，我也不知道德国表现主义②，它让我目瞪口呆，就像面对一个奇迹。
问：你也读很多书吗？
答：是的，无时无刻不在读。我买第一本书时大概是九岁。没有人告诉过我应该读些什么，也没有人给我推荐过任何书，我只好自己摸索着，先读一些很规范的书籍。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村庄，几个姐姐和母亲从西班牙大商场的邮购目录中买东西，所以“英国裁缝百货公司”③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博物馆。目录上有许多书籍的漂亮照片，这是我最早的审美觉醒。我的姐姐们为家里买东西，为我买书，但我不知道它们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都是“英国裁缝百货公司”的目录里推荐的书籍，大多是六十年代初的畅销书。如拉奥-吉拉伊的《魔鬼的律师》，米卡-瓦达里的《埃及人西奴埃》，莫里斯-维斯特④或沃尔特-斯科特的一些作品，还有赫尔曼-黑塞⑤的《荒原狼》和那本著名的《你好，忧愁》，这本书让我惊呼“上帝，世上还有像我一样的人们，我不再那么孤单了！”我不看西班牙文学作品，二十岁以后才开始看，很感兴趣，尤其是上个世纪末那些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学时，人们很少讲兰波和热内，但我知道他们作品中有我感兴趣的东西，于是我开始读这些作品，还读一些遭人诅咒的诗人的作品。从这时起，我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法国作家变得亲密起来。当我1968年来到马德里时，正值南美文学在全世界走俏，我强迫自己读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手头上的事情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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