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日记中有一段话，可解释宁小姐对"外面"世界的态度：政治经济风暴无论多么猛烈，都不会反映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这令许多评论家诟言），还可说明日记本身所具备的基本功用和根本功能。"令人绝望的是，"她写道，"他们力图为整个生活寻找一种普遍意义，结果却声称此意义荒唐，空洞，不合逻辑！一种适合万事万物的广大无边的意义根本不存在，我们每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只有一个，是个人意义，个人情节，就像一本个人小说，一本给个人看的书一样。要找到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意义是错误之举。对我而言，尽量赋予生命以意义，才是正确之道。所以，我不热衷于任何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充斥着盲从和不公正，但在面对每一个个人时，我的表现是民主的、人性的。我给每一个人应得的东西。我无视阶级和财富。我尊重人的精神价值、人的素质、人的需要，只要有能力，我尽力做到这些。如果所有人联合起来像我一个人一样，就不会有战争和贫穷。我个人决定--为每一个与我同行的人的命运负责。"
日记是阿娜伊斯·宁写的书，是她创造的生活，是过滤网--将她的体验过滤成一个有意义的模式，还是她的盾盘，她的忏悔室。
日记始于那条把阿娜伊斯·宁及其母亲和两个兄弟从西班牙载往美国的小船。11岁的宁小姐，此时已被她后来称作"即刻的觉醒"所纠缠，"惊惧又痛苦"。她的父亲，她早年的偶像，抛妻弃子，投身另一个年轻女人的怀抱。起初，她千方百计想夺回父亲："日记开始只是旅行日志，是替父亲记录途中的点点滴滴，是为父亲写的，打算以后寄给他，说白了就是一封信，向他介绍我们的情况，好让他一路追随我们到这个陌生国度。"可这封"信"没有寄出（母亲说怕信遗失），日记也成了"一座孤岛，呆在里面就能在异国他乡隐蔽起来，写法语，梳理自己的思想，抓紧自己的灵魂，不让它弃我而去。"
离开父亲，离开欧洲的孩提时代，离开早年西班牙天主教的支撑和约束，被迫适应一个崭新的国家，一种全新的语言，阿娜伊斯·宁很快具备了一种特有的孤独意识。"亲爱的日记"，她写道，"是阿娜伊斯在对你说话，不是某个与大家思想一致的人在对你说话。亲爱的日记，可怜我吧，务必听我诉说。"
当这个富于幻想的小女孩像花朵一样盛开成一个俏丽的年轻姑娘时，出于"对知识、经验、创造的狂热"，开始为自己创建一种"形象"，一个"角色"，使自己能面对世界。儿时崭露的戏剧意识及丰富想象力，在她破蛹成蝶的成年生活里本能地有意识地轻舞飞扬，像她的小说人物一样，像《爱情谍屋》(A Spy in the House of Love)中的萨宾娜一样，投身于自以为被希望扮演的"角色"：女儿、妻子、妖女、荡妇、朋友、保护人……尽力满足他人对她的一切期望和要求。
我身上至少有两个女人的影子：一个绝望惘，感觉自己在沉没；另一个只想给人们带来美丽、优雅、活力：在人前，在人生舞台上，她掩饰着的软弱、无助、绝望真实情感，只向世人展示笑颜、诚挚、好奇、热情、兴致。
那个快乐、迷人、聪慧、神秘的阿娜伊斯·宁让世人尽情观看，而身体内另一个女人，那个羞怯、坚强、务实、犹豫、超然、旁观、有孩子气的女人，则在一页页日记中要求得到承认。日记是她两个自我的汇合点，是她不按他人要求生活的世外仙境。
"日记是我的毒品、麻醉剂、鸦片烟斗，是我的毒药，我的罪恶。不写小说时，我仰面躺下，拿着日记本，攥着一支笔，枕着一席梦，专心致志，把两个自我拼接起来。……我须在梦中再活一次。梦是我唯一的生活。我在梦的回声和反响中看见变形的东西，这种东西保持了神奇的纯洁，否则魔力顿失，不然生活暴露的会仅仅是她的畸形，质朴会化身懒惰……所有的所有，一定通过我的罪恶镜头融合起来，否则慵懒的生活会减缓我啜泣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