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抱着把《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的心愿，而今得以实现，非常兴奋。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十一世纪宋王朝时，领导保守党（旧党），跟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新党）对抗，双方都曾一度失势。就在保守党一度失势期间，司马光完成这部巨著。
《资治通鉴》本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中古时代编年史，包括中国历史上最混乱和最苦难的四个时代：
战国时代前四八○－前二二一年
三国时代二二○－二八○年
大分裂时代二八一－五八九年
小分裂时代九○七－九五九年
司马光以无比的魄力和高瞻远瞩，而他的编辑群更都是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所以能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紊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的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因为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宋王朝六任帝赵顼把它命名为《资治通鉴》，实是佛头着粪之举，使一部史书，变成一部政治学问——帝王的镜子。但我们却感谢他的命名和他所写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和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才惶然而止。不过，虽然它自认为和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事实上，却很少帝王从这面镜子中获益。明王朝皇帝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王朝的皇帝群，却一蟹不如一蟹。盖权力固可使人发疯，权力同时也可使人愚不可及，以致看不见镜子，或虽看见镜子，却觉得镜子里的丑陋映象，原来美如天仙。所以，《资治通鉴》与其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好比说，从王朝的嬗递、革命的频起，我们至少了解，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民主思想。人民最奢侈的盼望，不过出现圣君贤相。而如何出现圣君贤相，传统的方法，是依靠他们的自我克制——品德。这就遇到困难，盖只有另一个权力制衡，才能使人循规蹈矩。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我们并不认为民主是万能灵丹，文化和传统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条大河，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都无法把它拦腰斩断。《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的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资治通鉴》原本用的是十一世纪知识分子使用的文言文，对二十世纪以降的现代人讲起来，已显得过度生涩艰深。从前，人们生活内容单纯，知识分子可以把全部生命，投入经史。而今社会节奏快得像一列狂奔的火车，人们连翻查工具的时间，都付阙如。假使再没有现代语文本问世，价值连城的《资治通鉴》，将有尘封的厄运。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我们的方案是：地名仍用古地名，夹注今地名，而另行绘制地图，越详细越好，使历史人物，生活在实际舞台之上。官名则全用现代人所了解的称谓，夹注原称，盖必须如此，才能确知它的权力关系。至于“年”，我们使用公元。只有公元才可显现时间距离，不但不再沾惹“著雍摄提格”，连年号也作为配件，摆脱争执最烈的“正朔”困扰。至于“日”，我们使用数字，摆脱“甲子乙丑”。我们自誓是，不但忠于原文，要译出一部可以代替古文的《资治通鉴》，还要发挥神韵，使它简单清楚，不依靠任何工具书，都可畅读。
翻译工作直到今年（一九八三年），才获实现。因为远流出版公司在《牛津大字典》的澳洲版上，得到启示。澳洲购买了该字典的文字版权后，因为分量太多，成本太昂，就分期发行，每月出版一册——即一个字母，以两年余的时间，全部出齐。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并幸运的获得空前成功。虽然有人担心中文读者会不会有英文读者的企图心，但我们具有信心。决定也每月出版一册，以三年为暂定时限，全部完成。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决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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