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的变法成功了。
这一场背水一战为他一刀劈开了造物主永恒创造力的洞天：“红花墨叶”的大写意臻于造物者本身的意志。这时，齐白石所创造的整个画面的世界，正在掀起一场极其庞大的解放运动，在每一个纤维的交叉网点里，都有无数亿个生命从梦魇的壳壳里冲出来。某种生命的热情在四周飞上飞下，四面八方都洋溢着一种柔和的生命躁动的声响，好像是每一刻流连在画中的灿烂的分秒，喃喃地在田地间举行着欢宴。
“衰年变法”已经是1903年初来北京的齐白石19年之后发生的事了。
1919年，决定定居北京的齐白石先住在法源寺羯磨寮；后住在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
1920年，住在闹市口石灯庵，还一度住帅府郭葆生家避难，后又迁去象坊桥观音寺。
1922年6月，住在西四三道栅栏。
1923年秋冬之际，搬至高岔拉1号。
这些年里，齐白石一直都处在被谋生的重负压抑下的痛苦之中，在北京失重般地漂着。“衰年变法”，细细的绳子上悬挂着齐白石“饿死京华誓不休”的决绝和痛楚。他自己曾经叙述当时的卖画生涯：“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
齐白石早期的画以八大山人为师，山水学金农，但当时八大山人的画路在北京没有多大的市场，在画家们哀叹“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的大环境下，还没有名气的齐白石，不但要维持生计还得同时撑起湘潭和北京的两个家，可想有多么艰难。“一身画债终难了，晨起挥毫夜睡迟”，经济的问题一生都不间断地向这个勤勤恳恳的老木匠挥动起鞭子，重重地落下。
然而，变法的初见成功并不意味着齐白石就此摆脱了过去的境遇，就此得到了或者金钱或者精神等不同方面的满足。他仍然在艺术的边缘孤独地踩着独轮车，歪歪扭扭，尽量把持着艺术和生活之间微妙的平衡，不至于跌落到生活底层的深渊。
转机直到1922年，陈师曾携中国画家作品东渡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时，才扭捏来到。齐白石的新作以重磅炸弹的姿态投向画展，二百多幅作品在三天内被高价一抢而空，连观展的法国人也抢购了几张，拿去参加巴黎艺术展。
齐白石这只羸弱而稀罕的蝴蝶，在东瀛微微扇动了一下翅膀，便随即掀动起一场在北京字画界辐散开的飓风。
于是，琉璃厂“南纸店”的老板们，发现平时不太被人注目的齐白石的作品，突然被外国人奉若圭臬。哪怕他们把白石的画价提高数倍，数十倍，也填不饱这些人的胃口。于是，在齐白石的家门前，刚到的画商还没停稳了脚跟，就被后头赶来的撂倒在了身子底下。
真是风趣，“墙内开花墙外香”，给齐白石的作品以应有的尊重和重视的人竟然是一群外国人，中国人审美的一双慧眼上结满了烦冗的蛛丝，对于真正的大师的注视，不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对这个问题感到无望和悲哀，甚至眼下就在这个怪圈里煎熬。谁能想到，这个问题已经是本老黄历了，多少年前就把齐白石困惑得要命。
这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一直僵下去，可能会产生更恶的影响：富于天资的艺术家们，误以为中国人的艺术欣赏能力还处在蒙昧时期，于是创作的基准便逐渐向西方靠拢、甚至认为如果被本国的大众所赏识，就等同于枪毙了自己的艺术，即以外国人微笑为荣，中国人鼓掌为耻，令人啼笑皆非。
再长久下去，这些不断在国内突围失败的艺术家们，就变为强势的异域文化在中国的扩音器。中国人便会在一直由自己耕种的文化地盘上，收获一些扭曲了的杂交货，或者是完全不认识的“舶来品”。
还不该哀叹吗？那帮子食欲可怕的伙房师傅，拐走了别国的美食家，烹食着从世间各处搜获的珍馐，以满足他们永不餍足的对美味的需求。而我们，我们的灵魂却在挨饿，连随便糊弄出一桌能吃的菜的厨子都快找不见了，更别说使我们的味蕾获得高级体验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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