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上海男人怎么了？   》 在国人怨忿声里簇起的东方之都      秦林 Qin Lin

　　上海——这座与北京同称为中国最大的两座标志性城市，她但与北京相比，在城市文化背景上却不在一个档次：北京是古老的城市；上海是新兴的城市。别说和北京比了，即使和她的周边城市相比，其名望也不及古城苏州和杭州。当年皇帝诏曰封疆封吏时，江南的地方官员不计其数，生活在“两江”的老祖宗充其量也就知道在苏州河“上邦”有一广出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的小渔村。宋朝时期，小渔村建镇，隶属苏州府管辖。由于此地交通方便，商船广集，元朝在此设立了行政县，到明朝时已发展成为国内纺织和手工业的重镇。清政府在公元1685年设立上海海关，一个国际性大商埠从此发展起来。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清政府送来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这个中国土地上的一块大肥肉从此以外国殖民地的名义开埠，取名为上海市。　　上海开埠之初，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各国的洋人纷纷都选择这块风水宝地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经出了瘾，有很多人干脆赖着不走，便在上海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一时间，国人怨声载道，上海土著的女人却身价猛增，男人没有做洋人老婆的资本，无奈只好当洋人帮工、扛活、打杂、跑腿。再后来，周边十里八乡的农民得知在上海可以挣得大洋养家糊口，便成群结队地涌入上海，甘打上海当地人的下手。于是，上海男人就自然地介于外地人和洋人之间的“中层”地位。加之中国人生性勤奋、吃苦，上海人当中有一部分人被洋人所相中，便“荣升”管家、管工、监工、翻译、轿车夫等职务。外地人屈于生活所迫，不得不甘当上海当地人手下，被剥削、克扣钱饷之类的事屡屡发生，便形成了外地打工者和上海当地人之间的直接矛盾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地来沪的人中一部分人成了上海的移民，上海人部落的势力日渐壮大。“海内外”的矛盾也因此日益加剧、扩散，升级，导致了上海人和外地人水火不相容的局面。上海人（准确地说是上海男人）的德行因此成了人们评论的对象。先是在上海的打工者们在背地里偷偷的辱骂，后来发展成有志之士（或文人墨客）的关注与公开诟病。　　我曾阅读上海历史到现在的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世人对上海男人的诟病早在清末民初时期就有了。但那时期的诟病似乎仅是针对德行方面的。到了民国三四十年代，随着众多忧国忧民的文人墨客亲历上海黑帮势力的猖獗和一盘散沙似的民心状态，深为上海的前途而担忧，纷纷发表檄文，对逢事“关我屁事”的上海人乃至上海男人进行抨击。建国后一直到现在，上海人的影响力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但只要上海人所及之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各种形式的批判，而且人们批判的矛头绝大部分都是直指上海男人。　　时至今日，上海男人在国人当中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标识，一种让上海以外的人茶余饭后可以随随便便编造各种各样的或素或荤的幽默笑话里的男主人公的标识。从整个过程看，我觉得有一种迹象颇让人思量：不管是百余年前的开埠时期还是百余年后的国际化大都市，世人对上海这座城市都是赞赏有加的，但一提起这座城市里的男主人，口气就变了。变得怎样了呢？我分析其“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先期是从挑剔、嫉妒到开骂；中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后期（现在）是对其劣根“病入膏肓”的嘲讽。无论在文界还是民众，人们对由“上海男人”簇起的这个“海派帝国”大都是持不屑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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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西苑出版社
序：呼唤真品文化批判在国人怨忿声里簇起的东方之都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文诟”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上海男人何以成为众矢之的土著人与移民矛盾的形成
“上海男人”在外地人心中的分量你用什么招呼外地朋友“海派”版本的排外
国人为什么爱“爆”上海男人的笑何必与“全国人民”“为敌”当小气已成惯性
琐碎难以长大志有一种虚伪叫“惊艳”“土鸡生的蛋洋鸡孵的鸡”
审视“上海绅士”啥叫“新上海男人”“走样的赞语”是褒还是贬
绝非空穴来风说你“中性”你别急怕什么莫过于怕老
讲卫生讲到洁癖无畏的“嘴仗”“小资”者“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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