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
礼乐人生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
文明的进步与礼乐的边缘化这里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第三个是儒家礼学思想的边缘化。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
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那么，这个礼仪之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司母戊大方鼎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追溯到周公，就是西周的开国之初。周公对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制礼作乐”。
商朝是我们中原地区一个以青铜文明著称的强大王朝。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许许多多最精美、最雄伟的青铜器几乎都是商朝四羊方尊的，最著名的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等。但是，这个朝代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它的物质文明非常发达，但是它在精神上却是一个侏儒。近百年以来，安阳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大多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他事无大小都要占卜，真所谓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明天天气好不好，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乃至他配偶要生孩子了等等，统统都要占卜。商王非常迷信鬼神，迷信天命，认为他执掌这个国家是出自天命，谁都奈何他不得。另外他还非常残暴，商朝有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叫做“人殉”和“人祭”。所谓“人殉”，就是拿活人去殉葬，一个商王死了以后，要拿几百人去殉葬，这种现象我们今天在殷墟可以清楚地见到。所谓“人祭”，就是拿活人做祭品，商王祭祀用的供品，不仅用牛羊，而且用活人，非常野蛮和残忍。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商朝统治者非常不得人心。到了商纣王的时候，民众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
当时的周不过是偏处于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力跟商是不能比的，但是周文王懂得要用“德”来收揽人心，所以许许多多小国都愿意归附它，希望跟随它去跟商王朝做最后的决战。大家知道，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王调集了七十万人上阵，结果是前途倒戈，士兵周公像
在阵前起义了。这场战争，只用了一个早晨的时间就结束了。一个国力那么强大的帝国，就像纸糊的房子一样，说倒就倒了。
这样一个局面，让武王和周公感到非常震惊，简直不能相信。《史记?周本纪》上面记载，晚上两个人都睡不着，就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研究怎样才能避免重蹈殷人的覆辙，怎样才能长治久安。由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所以意识到今后的统治政策不能再信什么天命，而要重视民心的向背，要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周公在发表的一系列文诰中，反反复复谈到这一点，比如他在《酒诰》中引用先人的话，“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古人把镜子叫“鉴”，我们常说以人为鉴、以史为鉴、以铜为鉴，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要拿水当镜子，应该以民为鉴，要把老百姓的反应当作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一面镜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后来成为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的一个主旋律。我们看《左传》《国语》《孟子》《荀子》以及后代的文献，有关的论述非常之多，真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殷人很相信天，认为天就是鬼神；周人也讲天，但他们把鬼神置换成了“民”，他们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一来，民心和天意就基本上画了等号。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源于周公的这个思想。所以说，古代中国在殷周革命的过程当中，实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清华的前辈王国维先生有一个代表作叫《殷周制度论》。他在《殷周制度论》里面一开头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他认为，周公改革政治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道德之团体”，要用道德把贵族、平民和其他的人维系起来。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周公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制礼作乐，使得我们中国实现了由鬼道向人道的伟大飞跃，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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