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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 》 百年奇迹的人生：周有光百岁口述 》
第2节：序(2)
周有光 Zhou Youguang
李怀宇 Li Huaiyu
从1949年到1955年，他在上海仍然是一面从事于经济学的教研工作，一面在银行界服务。1955年他应召到北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然后留下来参加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由经济学转业到语言学，他后半生的道路便完全改变了。中途改业，从经济专家变成了语文专家，在一般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对有光先生而言却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这得力于他早年所受到的"自由博雅"（liberal arts）的教育。他在圣约翰时已对语言问题发生了深厚的兴趣，修过课，也写过文章。在30年代他更正式参加了拉丁化运动，通过"独立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主张方言拉丁化必须互相沟通，在当时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语文虽是他的业余爱好，但这个爱好已"沦肌浃髓"，和他的生命融合为一，再也挥之不去了。所以他战后到英国旅行，竟收集了不少关于字母学的著作，这是在中国知识人视野之外的一门学问。关于改业，他在口述中说：
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我认为这一段话特别重要，把他一生的主要精神点出来了。从早年到老年，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经济最根本，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因此成为他的副业。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的专业虽然改变了，专业背后的原动力则仍然一以贯之，即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正是由于他深信中国现代化"每个方面都要更新"，他退休以后阅读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推越广，《周有光文化论稿》和《百岁新稿》便是最有力的见证。总之，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即汉末李固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对于此一大事，他真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
从公共生活转到私人生活，有光先生的转业则是他生命中一大转机。如果他继续在上海从事经济学的教研，又参与银行业务，两年后的"反右"劫运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过的。当他在上海的旧友或自杀或受罪的时候，他却能在一个特别受保护的机构中安静地作研究。难怪朋友们都说他"命大"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宁夏两年多，因为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待，是其他劳改犯所望尘莫及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因此保护了夫人张允和女士。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允和女士已受到冲击，有光先生非常体贴，知道她经不起一轮接一轮的政治波浪，毅然让她退职家居。这真是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正如她所说的："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她最后享高寿至九十有三，不能不归功于有光先生的当机立断。因为中年便退隐了，允和女士才有机会参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组织的昆曲研习社。除了"十年浩劫"期间，她的主要精力都投向昆曲研究上面，过的是"君平忘世，世亦忘君平"的艺术生活。乱世而犹能有此，不能不说是异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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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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