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允傥先生的热情不同，张辅合先生的声音平稳而从容，说起张家往事，仿佛脑子里就有一部纪年，不，纪年还不够，他对那些细节，细节之后的人情世故，亦能娓娓道来，听他说话，如对这明晃晃的秋天，如观略略泛黄但韧性依旧的书卷，不由得要屏息静气。
谈及爱玲父亲与姑姑之间的那段官司，张辅合先生道出些内情。按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祖母死后，她姑姑和父亲便跟着异母兄生活，直到张爱玲的弟弟出生，才分了家，各自过活。可是那财产分得颇不公道，核心是一套宋版书的归属。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联手，一道将她伯父告上法庭，原本是个十拿九稳的官司，但最后，张爱玲的伯父赢了。
张爱玲她爸临阵反戈，撇下妹妹，倒向异母兄，继母孙用蕃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说起这桩恩怨又是一堆车轱辘话，不管怎么说吧，张爱玲伯父张志潜昧下弟弟和妹妹的财产，这一丑恶行为是坐实了。
我曾与一位张氏家史研究者谈起这个，他站到张志潜立场上，气咻咻地说：“幸好没给他们，不然也是送进当铺。”他有点意气用事了，倒是张辅合先生说得清楚。
这批宋版书，原是张佩纶用李鞠耦的嫁妆，从前任舅子那里买来的，辛亥革命时，旧日的贵族从京城出逃，这批书辗转落到了于右任手中，看着都没可能再回来，尘埃落定之后，是张志潜写了信去要，这批书等于是失而复得，而张志潜功莫大焉。
张志潜向来作风强势，照顾家人，承担祭祀，编印父亲著作，有典型的家族中老大的做派，他决定留下这些书，既强词夺理，也自说自话，却不见得就那么黑暗肮脏，确实有珍惜父亲遗物的缘故，经济价值倒在其次，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将书一股脑儿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那是个让人放心的去处。
虽然这不足以让我认同张志潜的做法，但对他的形象有所改观，生活总有源源不尽的层次，须得一层层看下去。
那年，张爱玲“考证”出李家跟写《孽海花》的曾朴的交情，感到很得意；如今，跟张家两位老先生谈话，能得到这一鳞片爪的细节，我也很高兴。它使我穿越张爱玲笔下那清楚决绝的亲情世界，看到生活的混沌与丰富，而追问这个，也是张爱玲喜欢干的。
她的口号是要从传奇里看普通人，又从普通人身上看传奇，她习惯于严格地写实，唯恐有脱离了生活的荒腔走板。只是写到自己的家族，尽管力作公允，还是难免带点偏见，我这样热衷于探佚，我想她是会赞同的。
而我对于张爱玲的家事如此热衷，则因为，张爱玲所以能成为张爱玲，才华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在于她有那样一个沧桑堆积的家族背景。
她初露峥嵘时，傅雷这么形容广大读者的目瞪口呆，“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后来胡兰成初读她的小说，也有似真非真的魔幻之感——她那一手犀利又华丽的文字，实在不像出自二十出头的女生之手。
不过，天上或许可以掉下一个林妹妹，却掉不下一个张爱玲，她如此早熟，跟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有关，人来人往间，成就多少世故人心，我自己就是通过亲戚间噪噪切切的闲言碎语开始阅读理解人生的。她的祖父是晚清名臣张佩纶，曾外祖父是更有名的李鸿章，随着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变故，昔日的辉煌已经变成“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的慨叹，但正是那夕阳余烬，照进张爱玲的字里行间，如飞金走彩，韵味无穷。
《金锁记》里七巧的原型，张爱玲称作“三妈妈”的，是李鸿章的孙媳妇；《创世纪》里紫薇的原型，是张爱玲的姨奶，李鸿章的小女儿；《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很有些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模样儿，《花凋》里的郑先生，那个“酒精里泡着的孩尸”，摆明了就是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据说小说出来后，这位舅舅大发雷霆，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
写小说的张爱玲，就有这种见佛灭佛的狠劲儿，在旖旎的文字间杀伐决断，真得用她自己引用过的诗句：静静的杀机。
不过，若她的家族，只是作为她撷取写作素材的自留地，那么，她跟自己的被写体之间，总归是隔了一层，她的家族对她更深的意义是，起头就影响了她的心灵，她呼吸感知着那种氛围，形成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父亲的温度和遗少习气，母亲的激进与矫情，姑姑的真实和冷清，弟弟的可爱与软弱，随着时代的翻云覆雨，都推到了极致，张爱玲一路走来，遇见这样的亲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她，和这样的一些作品。
托马斯?沃尔夫说，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是他（她）本人的自传，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她）本人的心灵史。回望张爱玲的家事，对于更深刻地理解张爱玲，是有好处的，我梦想通过她的亲人，还原一个张爱玲的前世今生——别急着嘲笑我，我也知道是痴心妄想，我哪里能够做到还原呢？不过是用我自己的心，照一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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