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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 》 三字經講記 》
第二講
劉宏毅 Liu Hongyi
這一講主要討論《三字經》的第四部分，介紹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傢，以及讀書求學應該遵守的次第。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內容，與下面第五部分的中國通史綱要一起構成《三字經》全篇的中心。
教育要教些什麽？初學者應該選擇哪些典籍作為必讀的東西？古代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棟，僅以乾隆時代紀曉嵐領銜編纂的《四庫全書》，就匯集了從上古到清代前期幾乎所有的重要典籍，歷時二十年，共收書 3461種，79000多捲，分為經史子集四部，總字數約有七億漢字。人一生什麽事不做也讀不完。面對如此浩瀚的知識海洋，難怪莊子慨嘆：“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人生衹有短短的幾十年，而知識的追求是無窮的，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時間裏少走彎路，一下就摸到中國文化的核心呢？《三字經》早就為我們鋪平了道路，這就是我在這裏要與大傢一起討論的內容。
下面看原文：
凡訓蒙，須講究。詳訓詁，明句讀。
訓蒙是對小孩子的開蒙教育，必須要講究、一定要重視，應該用最優秀的師資力量來給小孩子開蒙。底子打不好、基本功不紮實，今後的造詣就會受限製。但是怎樣講究？講究什麽？這就需要為師者在教學方式、教學內容、課程進度等諸多方面下一番功夫了。
千人千面，世間沒有同樣的兩個人，這就是俗話說的“竜生九子，九子不一”。每個孩子都有個人的特點，從性格、能力、接受程度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註意在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上的區別和講究。
現代教育走上了教育産業化的道路，搞工業化生産綫那一套。看看今天的“教育産品”就一目瞭然了，小學生從服裝、課本、作業到考試，一切都是統一的，將來小孩子畢業了，就是“罐頭産品”、就是“可口可樂”，從包裝到內容全都一樣，一點特點也沒有。所以用工業化方式進行教育是否可取，要仔細斟酌，否則生産出來的學生連“標簽”都一樣，都是教育産業的成品。有特點的獨立性的人沒有了，創造性的人才當然也就沒有了。
在傳統教育中，老師要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采取各異的教學方式，私塾學堂裏面每個學生的學習進度、使用的教材都不同，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滿足學生的需求。孔子講授“仁”，一個學生一種方法，內容都不一樣，所以仁字在《論語》中出現了66次之多。一個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義嗎？不是，這衹是孔子的教學方法，是針對每個學生天性、秉賦的特點幫助他理解“仁”字的含義，否則他聽不懂。對孝字的解釋也是如此，《論語》中記載，孔子的學生問孝，孔子的回答每個人都不同，例如子夏問孝，孔子回答說：“色難”。給父母臉色看，是子女經常幹的事，如果能夠做到不給父母吊臉色，就是孝。 “色難”有兩重意思，一是臉色難看，二是不使臉色很難。這是針對子夏說的，可能子夏經常犯“色難”的毛病。其他學生，不“色難”，孔子就要換個說法了。因此，人文學科的許多東西是沒有標準答案的，佛傢常說“法無定法”，要因人設教，這是在教學方式上的講究。
在教學內容上的講究，就是“詳訓詁，明句讀”。訓詁與句讀是讀古書的基本功，訓者解也，詁者古也，所謂訓詁就是用通行的白話解釋古文的詞義和字義，後世發展成一門專科學問，叫訓詁學。中國的文化典籍經過“焚書”的浩劫和秦末的戰亂，至兩漢時已經是殘破不全了，特別是“五經”，後人已經很難讀懂了。於是漢儒們纔出來訓詁，對五經進行註釋和考據，通經的人稱為 “五經博士”，所以訓詁學起源於漢朝，被稱為漢學。現代西方國傢將中國文化統稱為“漢學”是不確切的。
清代是訓詁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分出訓詁學、章句學、考據學、註釋學等專門學科，後世統歸為語言學。今天高等學府裏面開設的文獻管理、檔案管理、圖書館學等專業都開設此類課程。但是研究歸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實用際價值則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就為一個字、一句話考據一輩子，可以寫上百萬字的文章，甚至拿個博士學位。
句讀相當於現代的標點符號,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標點符號，註意不是沒有，而是不用，沒有和不用是兩回事。為什麽不用？因為文章一經圈點，文氣就斷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氣本是暢通的，如被截斷氣機就滯塞不通一樣。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氣，文氣一斷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論語》一輩子都讀不厭，每年讀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讀有每次的體會，句讀一變，整個文意就大變，真是奇妙得很，所以不能斷死。宋儒將《論語》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斷死，變成現在的253條僵化的語錄，除了斷章取義方便以外，孔子的思想被嚴重扭麯。因此對古文訓詁可以，不能翻成白話文；明句讀可以，不能做句讀。
但是對初學者，一定要將文義、字義講明白，將文章的初始句斷講解清楚，以便幫助初學者理解。句讀的基本原則，就是“語絶為句，語頓為讀”。語氣結束的地方為“句”，用圈（句號）來標記,沒有結束的文句叫做“讀”,用點(逗號)來標記。古人常有“可圈可點”一詞，贊頌某位歷史人物的功業。
句讀點錯了，常常會鬧笑話、出歧義。例如當年批孔運動中，常用《論語》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話來說事，說孔子為專製帝王幫忙，推行愚民政策。還將老子拉過來陪綁，因為《老子》中有“虛其心，實其腹；弱其知，強其骨”的話。老子與孔子說的是不是同一個話題暫且不論，即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話也沒有任何“愚民”的跡象。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傢，是他把教育從貴族的殿堂推嚮民間，纔有後世的社會教育，這是孔子的偉大貢獻。孔子是有教無類，要將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導誰去呢？這從道理上就講不通。
但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誤解呢？斷句斷錯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隨他們去，為政者不要沒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們，這是為政者的責任。同理，孩子聽話，父母就不要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的挑剔；孩子不聽話，父母就要好好地對他進行教育。斷句斷錯了，就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是孔子說錯了嗎？不是！是你自己斷錯句了。
至於老子說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知，強其骨”一句，心本是人的意念活動，減少意念活動，你的丹田之氣就能充足；知是人的欲望，減損你的欲望，你的身體就能強壯起來。老子說的是養生之道，跟愚民政策，風馬牛不相及。
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
讀書求學，必須有一個良好的開端才能奠定紮實的基礎。按中國的古禮，也就是周公之禮，小孩子六歲就讀小學，先從生活規範開始學起。八歲開始學字，也就是學六書；十八歲束發，行冠禮以後入大學。因此《大戴禮記?保傅篇》中說：“古者八歲出就外捨，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是小藝；“詩書易，禮春秋”六經，是大藝。傳統教育中的小學階段，是先學習做人以及如何生活，然後再傳授知識，學習六藝；最後纔是六經的大學之道，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教育走的路綫。
生活規範教育的主要內容，就是子遊在《論語?子張篇》中說的“灑掃、應對、進退”，不要小看這六個字，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是中國文化教育一貫的傳統。我們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大多是與職業、賺錢相結合的技能培訓，與傳統的生活教育是兩回事。小孩子嬌生慣養的多，特別是富傢子弟，傢裏都有傭人，他們自己哪裏會灑掃庭除。現代人不會掃地、抹桌子的多得很，掃把亂揮搞得塵土飛揚，一塊髒布越擦越髒。連最基本的灑掃庭除都不會，今後他們如何面對生活呢？
應對之事就更成問題了。常有這樣的孩子，你問他：貴姓？他就回答：我貴姓某。府上哪裏？他會說：我府上某地。應對的禮儀根本不懂。至於進退就更難了，一件東西該不該拿、一件事情該不該做，這些都是大學問，小的時候就要開始教。如見到長輩如何問候、到親友傢拜訪，該站還是該坐，站在哪裏、坐在哪裏等都要教育。現在這些都沒有了，小孩子見到長輩一聲不吭，到客人傢裏拉抽屜、開櫃子，沒有一點規矩，可見我們的小學教育大有問題。
傳統的小學要教授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訓詁、句讀以外，還要學習漢字的結構和起源，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藉”，六書之學。在形聲義三方面，給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礎。這方面的教材，周朝用《史籀篇》，秦漢用《倉頡篇》，以後出來《急就章》，六朝以後用周興嗣的《千字文》。
此外，小學階段還要接受“禮樂射，御書數”的小六藝教育，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禮是生活規範，樂是藝術，射是射箭，相當於今天的健身，禦是駕車，相當於今天的軍訓；書是文字和書法，數是數學，相當於今天的自然科學。可見，傳統小學教育的內容絶對不比今天少，可能還更全面。可惜，古六藝的傳統教育今天已經沒有了，在日本還有點依稀仿佛的影子，日本人將其轉變為“八道”，即茶道、藝道、花道、書道、劍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作為八個文化傳統保留下來了。
小學期間，行有餘力的可以讀“四書”，但是老師一般不開講。什麽時候開講呢？要根據學生的程度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一般是要到大學階段，老師纔詳細講解四書中的道理。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儒傢經典著作，本來《大學》與《中庸》衹是《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朱熹將之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為四書。經朱熹註解的四書，代替了五經的地位，在元明清三代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是士子學人的必讀之書，對中國近古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朱熹，字元晦，號紫陽，祖籍徽州(今安徽歙縣)婺源，是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十九歲中進士，曾做過五任地方官，但時間都很短。他主要從事於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復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建立武夷精捨、滄州精捨等，廣收弟子門徒，傳播理學。朱熹一生著述甚豐，代表作品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語類》、《四書章句集註》、《周易本義》、《資治通鑒綱目》、《詩集傳》、《楚辭集註》等。
概括地說，四書中的《中庸》談理，相當於認識論；《大學》談法，相當於方法論；《論語》《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兩位名角，一個演仁，一個演義，生動地表演給我們看。但是在儒傢思想的傳承上，是孔子傳曾子，曾子著《大學》；曾子傳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學的三代人。許多人以為《大學》《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實不對。《大學》與《中庸》是曾子與子思的學術論文，他們繼承了孔子的學術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與《大學》的學術觀點又有不同，這是要註意的。
至於孟子晚了孔子165年，衹是子思的門人，因為孟子的年齡小於子思近100年。
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中國人思想的根基。想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就必須首先瞭解儒傢思想，而要瞭解儒傢思想，就不能不瞭解孔子的思想，瞭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徑就是閱讀《論語》。《論語》是孔老夫子教學傳道的記錄，一共有二十篇，內容是孔子的學生記載聖人的言行，談論為人、處世與為政行仁的言論，其中既有孔子與學生的對話，也有學生之間的相互問答，十分難能可貴。
古代相傳的《論語》有三種，即魯國流傳的《魯論》二十篇、齊國流傳的《齊論》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間，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墻壁，得到的《古文論語》。但《古論》和《齊論》到了漢魏之間，都已逐漸散失，現在傳誦的《論語》衹有《魯論》二十篇了。
《論語》的編纂者，歷代學者均認為是孔子的弟子和門人，例如，班固認為，“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鄭玄則認為是“仲弓、子遊、子夏等撰定”。當代學者則認為《論語》非成於一人一時，而是孔子的弟子、門人們根據自己所記，不斷補充、輯錄，經歷了很長的時間纔纂集成書的。最後的定稿者應是曾參的學生，時間大約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戰國初期。
中國的傳統文化，經過戰國與秦漢的大動亂之後，變得支離破碎，亟須重新整理。於是漢儒們便極力註重考據、訓詁、疏釋等工作，這種漢儒學者特有的風格就是著名的漢學。唐代儒者的學風，大體還是因襲漢學，對於章句、訓詁、名物等類，更加詳證，但對儒學的義理並無特別的創見。宋代以後，有理學家的五大儒者興起，自謂直承孔孟以後的心傳，大講心性微妙的義理，這就是宋儒的理學。與漢儒們衹講訓詁、疏釋的學問，又別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籬而不變。明亡以後，儒傢學者如顧亭林等，對於“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理學，深惡痛絶，認為這是坐緻亡國的原因，於是提倡回過頭來做學問，恢復老路綫。但求平實治學而不重玄談，仍然註重考據和訓詁的學問，這就是清儒的樸學。
由此可知儒傢的孔孟學術，雖然經漢、唐、宋、明、清幾個時代的變動，雖治學方法和所走的路綫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離經叛道則是共同的。這樣就把和藹可親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個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溫良恭儉讓的善言，變成一本刻板教條的語錄。這是在幫孔子的忙還是拆孔子的臺，實在難說得很。
孔子以後，儒分為八，弟子們各據一方，弘揚儒傢的學術思想。漢代以後，儒學大體上分成四類：一是政治的儒學，統治者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變成“大成至聖文宣王”了。二是學術的儒學，專門搞儒學的學術研究，如漢學、樸學一類的學院派。三是民間的儒學，走私淑儒傢思想的路綫，從協調倫理關係入手，來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後是宗教的儒學，把孔子的話當成聖經，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廟裏吃冷豬頭。
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
《孟子》這部書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萬章、公孫醜等人整理記錄孟子言行的書，內容都是講道德，說仁義，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闡明性善、闢斥邪說等。四書的文字分量，共五萬六千多字，《論語》衹占29%，《孟子》則占了63%，因篇幅較長，所以《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為上下兩編。古人不參加科考的可以不讀《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須熟讀此書。《孟子》的文章寫得實在好，文意貫通、文采飛揚、說理透徹，有條不紊，後世的所謂“唐宋八大傢”無不因襲孟子的文風。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國人，生卒年月不詳。一般認為是生於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於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司馬遷在《史記?孟子旬卿列傳》中衹用了137個字，從正面記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馬遷說：“孟柯，鄒人也，授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是子思的再傳弟子，是戰國中期的大學者，曾周遊齊、宋、滕、魏等國，試圖說服諸國君王接受道德仁義的政治主張，均因其學說“遠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納。故此晚年去齊回國，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培養學生。
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樣現實的時代環境中，他始終為人倫正義、為道德政治，奔走呼號，而絶對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後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識時務，以孟子的聰明才智和雄辯之力，如果改變一下思路，搏個富貴功業還不是易如反掌。
講陰陽五行的騶衍來到魏國，梁惠王親自到郊外迎接，執賓主之禮。孟子來見惠王，梁惠王開口卻說：“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利於吾國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氣。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責任，嚮時代風氣妥協，非不能也，實不為也。明知道輓救不了這個時代，還是盡自己的力量，多救一個是一個，這就是聖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為之”嗎？周遊列國到處受癟，還被睏在陳蔡餓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吆喝了一輩子也沒把自己推銷出去。孔子的學問，是五百年以後，到漢武帝的時候纔興起來，董仲舒弘揚孔學、司馬遷撰《史記》贊揚孔子，纔大大地擡頭。偉大的人物活着的時候都是倒黴，死了以後纔吃香。所以說孟子繼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傢思想的重要開闢者。
但孟子畢竟去孔子165年，所處的時間、空間背景都不同。孔子溫良恭儉讓、孟子間有俠義之氣，二人的性格、脾氣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聖人在為人處事、勸政說理的風格上也迥然有異。孟子有雄辯之材，例如他說服齊宣王行仁政，說得宣王無言以對，衹好敷衍地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沒辦法施行仁政。孟子說：好色有什麽關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誰不愛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您能將此心推廣開來，使國中內無怨女，外無曠男，好色又怎麽會影響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我還有個毛病，我好財。孟子又說：好財貨有什麽不好？誰不喜歡財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劉也是喜歡財貨，他與百姓一起富國強兵，大王您如能與百姓同之，愛財與施行仁政有矛盾嗎？宣王又說：“寡人直好世俗之樂”，我還愛聽流行歌麯。孟子說：聽何種歌麯並不重要，關鍵是看大王要獨樂樂還是與人樂樂。是少樂樂，還是衆樂樂。如能與民同樂，聽歌又有什麽不好呢？齊宣王被堵得走投無路，孟子正是在引導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為“亞聖”，其書被列入儒門《十三經》，卻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升格過程。在漢代，《孟子》與《論語》雖然同為子書，但實際地位卻大相徑庭。《論語》是儒傢六藝的基礎課，地位在經子之間，而《孟子》則屬於普通的子書。在《漢書?藝文志》的目錄中，《論語》在六藝略，《孟子》在諸子略。漢文帝時《孟子》雖然一度被設置為博士，但那是傳記博士，漢武帝時即罷了。
唐文宗太和年間，國學石刻《十二經》，還是沒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經書上，《孟子》纔第一次被列入九經。
明洪武帝朱元璋認為孟子不應與孔子同享文廟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讀到《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一段文章時，不禁拍案呼好，又下令將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廟。孟老夫子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實在是苦啊！
作中庸，子思筆，中不偏，庸不易。
孔子傳道給曾子，曾子寫了篇論文《大學》；曾子傳道給孔子的孫子子思，子思又寫了篇論文就是《中庸》。子思（公元前483-402年），名孔伋，是孔鯉的兒子，孔子的孫子。古人教育子女的規矩，是自己的孩子不自己教，就象醫不自醫一樣，所以孔伋的老師是曾子。孔子弟子三千，最傑出的賢人有七十二位，排第一的是顔回，第二位就是曾子。曾子得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學》，他是孔子思想的嫡傳者。可以說孔子、曾子、子思是一脈相承的前後三代人。
子思在《中庸》裏說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繼承了堯、舜、禹這個一以貫之的傳統思想，繼承了由文王、武王時代確立的包括禮法、政治制度、社會禮儀、文化精神等在內的憲章精神，這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弘揚的儒傢思想。
儒傢思想的傳承體係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的都是《尚書》裏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心傳，孟子以後傳承就斷了。雖然孟子身後的荀子，也是儒傢的代表人物，但到底還是走了樣，已經不是純正的孔子一派了。荀子的儒傢思想融合了儒墨道三傢的學術觀點，發展了儒傢的“禮學”，頗有嚮法傢轉變的趨勢，所以他的弟子中纔出了李斯、韓非這樣的法傢人物。
後世有些人批評孔子是為統治階級幫腔的，這種說法既不正確，也不公平。孔子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處處推崇堯舜的“公天下”，希望人人自覺，都能夠約束自己，方便他人，以恢復我們傳統文化思想，保持良好的社會和家庭秩序，也就是後世批判的“剋己復禮”。歷代統治者無一不在利用孔子的思想，挂儒傢的羊頭賣自己的狗肉，這又與孔子有什麽相關呢！
中庸思想，也是來自於孔子。在《論語?雍也篇》中，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認為中庸太難了，普通人很少能夠做到。中庸到底是什麽呢？孔子講的中庸與仁一樣，有體有用。中庸的體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就是此處講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
什麽是中呢？一個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間有一竪直貫下來，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無論偏左、偏右都不行。孔子著了一部歷史，叫《春秋》，為什麽叫春秋呢？取中之意。鼕天冷、夏天熱，溫度不適中；鼕日長、夏日短，日照不適中，都不合乎標準。衹有春秋不冷不熱，白天與黑夜一樣長，有中纔可以作為標準。孔子的五德是“溫良恭儉讓”，溫是第一的，太熱太冷都是偏，衹有溫纔是中。
高明的政治傢對兩方面的不同意見，如果能夠各保留其對的一面，捨棄其不對的一面，就中了，也最高明。這就是“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同時感嘆說：“民鮮久矣”。普通人很少能夠運用中和之道，走的多半都是偏鋒。
什麽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們說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平庸才能長久，普通纔是偉大，這是宇宙間的基本法則。我們現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講究“玩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處沒有道衹有險，高處不勝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求高事準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訴我們“中不偏，庸不易”的道理。這兩句話是宋儒程顥、程頤說的，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長久。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中庸》裏纔說：“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有中才能達到和，和是宇宙萬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貴子，傢和才能萬事興，和氣才能生財。總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沒有生氣。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時時保和就能達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復到太和。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嗎？
作大學，乃曾子。自修齊，至平治。
《大學》這部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所著，共有十章，完整地闡述了一個人從格物緻知開始，直至治國平天下，超凡入聖的八步功夫，是儒門修心修身的方法論。特別是曾子在開篇講的第一段話，是《大學》全書的精華之所在。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是實現大學之道的三個綱領。明德指我們的性德，它是天賦的、善良的、本來就光明，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如果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沒有，那是生滅法，就不是明德了。但我們的明德被後天的秉性和習性遮蔽了，象落滿灰塵的鏡子一樣不明了，該怎麽辦呢？把鏡子上面的灰塵擦掉，讓本有的明德放出光明，就是明明德，佛傢稱之為“明心見性”。明明德是徹底搞明白了，僅僅明白道理沒有用，一定要去做，要落實在實際生活中才能受用，所以明明德之後緊接着就要親民。親民就是愛你的同類、愛衆生、愛環境、愛這個世界，也就是孔子說的“大孝孝於天下”。第三步則是“止於至善”，至善是慈悲已極、是不講任何條件的博愛，這是親民的圓滿果報，是實行出來的，不是坐在傢裏求出來的。
曾子講的三綱領，其實與佛傢講的三覺悟是一件事，衹是說法不同而已。“明明德”就是“自覺”，“親民”就是“覺他”，“止於至善”就是“覺行圓滿”。三個綱領都實現了，你就成佛了。能夠自覺的是羅漢，能夠覺他的是菩薩，覺行都圓滿了就是佛。三者之中，一環扣一環，互為因果，但有輕重本末之分，學者一定要辨別清楚。其中，明明德是本，親民是關鍵，二者是因。明明德是明白了，明白了要去行道，不行沒有用。衹是說食數寶，看菜譜不點菜，終歸填不飽肚子，所以纔要親民。其後纔有“止於至善”的果報。正因為如此，曾子纔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如何才能落實“親民”呢？孟子接下去詳細論說，要分三圈來實現。第一圈叫“親親”，親是指有血緣關係的傢人，先親近你的傢裏人。做善事一定要先從自己傢裏做起，先幫助你的兄弟姐妹，這是根本。第二圈是“仁民”，就是愛你的同類、幫助你的同胞。人要先從幫助傢裏人開始做起，然後將愛心一步步地擴散開去，再幫助你的同類。第三圈是“愛物”，是愛衆生、愛萬物、愛生態環境、愛這個地球宇宙。愛心是一圈一圈擴大出去的，“親親”還沒有做到就跑去愛物，是本末顛倒不知先後，就無從近道了。別人看到你這個樣子做善事也會誤解你，認為你不是腦筋有問題就是別有用心，因為正常人辦事一定是按照程序來的。
如何檢驗你的修行到達哪一步功夫了呢？曾子接着又提出檢驗效果的五項標準，就是“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幾句話把得道的整個過程都說盡了。首先必須要知止，知進知退、知足知止，是第一層意思。人的心念象狂奔的野馬，必須讓它停下來定住，才能看清楚四周的一切。否則你騎在狂奔的野馬上，走馬觀花，什麽也看不清楚，這是知止的第二層意思。知止了就定住了，定住就能紮下根，就風平浪靜了，所以說“定而後能靜”。心平氣靜一定身心安泰，身心安泰頭腦就靈光，智慧開發出來了，就是“安而後能慮”；如此修行一定能得道，就是“慮而後能得”。
“定靜安慮得”，是修行上一連串的因果關係，知止是因，定就是果；定是因，靜就是果；靜是因，安就是果；安是因，慮就是果；慮是因，最後的得就是果。
有定是真陽木，真陽木有定力、能受氣、越遇逆境越樂，能不動性就是佛。能靜是真陽火，真陽火明理達時、不爭不貪。不爭不貪，福祿無邊，有無窮的快樂，就是極樂世界現前。靜而後能安，心安理得就肯認命，真認命了才能信因果，信因果就是真陽土。
知止是持戒，有戒就能得定，纔有定靜安的果報。再由戒定而生慧，慧就是這裏的慮。慮而後就自然能得，得什麽？得到明德。所以一部《大學》始終扣住的主題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於至善”。明德是立身立己，親民是愛人立人，止於至善是起心動念，利益一切衆生。儒傢與佛傢沒有兩樣，所以宋儒張載說：“東方有聖人、西方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
具體到方法上就是八個條目：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前面五個是修正自己，後面三個是服務社會。正心是端正自己的思想，怎麽使自己的思想端正呢？要誠意，要使自己的心念沉靜下來。怎樣才能誠意呢？要緻知，有一個正確的知見，知見不正確，行為是不可能正確的。怎樣才能使知見正確呢？要格物，要探究事物之理，以盡物之性。格物、至知、誠意、正心，能達到此四步功夫叫“內聖”，自己內心的修行已經圓滿了，就是聖人。內心圓滿了，然後將你所學所得嚮外擴展，所以後面四步工夫叫“外王”。修身是把自己先管好，樹立一個好樣板，其次是齊傢，把傢族治理好；然後是治國，國是古代的地方行政單位，最後纔是平治天下。
八步功夫中最重要的是先修己心，使自己達到內聖的標準，然後再修身、齊傢。如果有機會來治理國傢，為大衆服務，放出去就是外王；如果沒有這個機會，就教化衆生，著書立說，做千古的聖人。孔子、孟子就是好榜樣，明知道所處的時代是衰世、亂世，知道統治者不歡迎道德仁義的理念，還是死馬當作活馬治，知不可而為之，這與宗教傢悲天閔人的博愛胸懷沒有兩樣。
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
讀書首先要讀《孝經》，這是按照“首孝悌，次見聞”的教學順序下來的。《孝經》是儒門十三部經典裏面的第一部，共有十八章。古人求學，一定是先讀《孝經》，後讀四書。《孝經》是曾子問孝，孔子回答，曾子退而與弟子們研究討論，再由弟子們整理而成的。《漢書?藝文志》上說：“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孝經》十八章，衹講了一個問題，什麽叫做孝。全書將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從國傢元首到平民百姓分為五大類，就各類人的本位，提出實施孝親的方法和原則，所以是自古以來學者要讀的第一書。
行孝要根據每個人所處位置而定，在何本位就實行何種孝道，所以有天子之孝、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子之孝、庶人之孝，不是死板板的。孔子回答弟子們關於孝道的問題，一個學生一種答案，都不一樣。難道孝道沒有統一標準嗎？不是，這衹是孔子的教育方法，要針對每個學生的特點，具體情況具體答復。子夏問孝，孔子說“色難”，臉色不好看。雖然對父母的吩咐你照做了但吊個臉子，父母看了會傷心難過，這就沒有做到孝。
曾子問孝，孔子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初也”。我們這個肉身是嚮天地父母藉來用的，藉了這個肉身的假，來修自己的真。壽命終了的時候要歸還父母的，藉別人的東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則就不好還了。
孝不是一成不變的愚孝、傻孝，糊塗父母要子女也幹糊塗事，能聽從嗎？絶對不行。那如何處理這種尷尬的處境呢？這就要好好讀孔子講的《孝經》。十八章書衹講了一個孝字，可謂是深入淺出，條縷詳明。讀書一定要活讀，不能死讀，讀死了，孔子的話就變成僵化的教條了。
如何纔是行正孝而不是愚孝，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既要讀《孝經》也要配合自己的智慧，纔不至學呆。如《孟子》一書裏面有“父攘羊子告”的事例。有一位為人父者，偷了鄰居傢的羊，攘不是主動去偷，而是將跑到自己傢裏的別人傢的羊扣下，其子就告發此事。兒子做的對不對呢？單從法製角度看，應該說沒錯。但是此舉合法不合理，父親偷羊，兒子事先有否勸諫？既偷之後，有否勸父親把羊還回去？有否勸父親主動去自首？如果這些都沒有做，就告發父親，此舉就不合情理，根本沒有孝道可言。
因此，先把《孝經》的道理融會貫通了，再讀四書，學習做人處世的道理，這是做學問的基礎。四書的內容能熟練掌握了，然後才能研究六經這些深奧的典籍。
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
《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周禮》、《春秋》合稱為六經，凡是有志於讀書的人，都應當仔細研習，探求其中的道理。六經占了中國文化史上的六個第一：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
《書經》也叫《尚書》，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文獻；
《易經》是中國第一部經典，後世的諸子百傢、一切學問都根源於此；
《周禮》是中國第一部組織管理與典章制度專著；
《禮記》是中國第一部文化資料匯編；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
後世將《周禮》除去，稱“五經”。五經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是上古時代文化思想的中心。《論語》中將其定義為“皆雅言也”，能使人思想純正、言辭高雅。五經各有其名：《詩經》叫葩經、《書經》叫壁經、《易經》叫羲經、《禮記》叫戴經、《春秋》叫麟經。《禮記》中有一篇《經解》，對五經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
《經解》篇中說：“溫柔敦厚，詩教也。” 詩教不是讓人去當詩人，十個詩人九個半有神經病。詩的教育，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文化內涵，能使人溫柔敦厚，內心升華。
“疏通知遠，書教也。”《書經》是中國第一部歷史文獻資料，讀史的目的是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過去而知道未來。人讀了歷史，要能夠通達透徹地瞭解世故人情，要能夠疏通知遠。
“廣博易良，樂教也。”樂是藝術門類的總稱，包括了音樂、美術、文藝、運動等等。“易良”是由壞變好，變得平易而善良。
“潔靜精微，易教也。”潔靜是哲學的、宗教的聖潔，精微是科學的、邏輯的嚴密。《易經》的思想既是科學的哲學，也是哲學的科學，融合了哲學、科學、宗教三種精神。
“恭儉莊敬，禮教也。”禮是文化思想的總稱，禮教是對人格的修養，人品的薫陶。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是研究歷史資料，“比事”是類比今人今事。歷史可提供我們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經驗。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對於為人處世，處處都有藉鑒的經驗。
把五經讀死了的書呆子，就會適得其反，五經就變成毒藥了。
“《詩》之失，愚”。總是無病呻吟，咬文嚼字，“關門閉戶掩柴扉”，此類文人就愚蠢之極，笨蛋一個。
“《書》之失，誣”。讀歷史要註意，前朝的歷史都是後朝人編的，如明史是清朝人編的，清廷出資官修明史，你能完全相信嗎？除了歷史上的人名、地名、時間是真的，其它內容恐怕靠不住。中國的現代史更是不可信，中學的歷史課本就年年改，連日本人也學了這一手也修改教科書。孟子說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所以說“書之失，誣”，你上當了。
“《樂》之失，奢”。藝術文化太發達，社會風氣就會變得太奢靡，歷史上的文明古國都是在文化藝術鼎盛時期衰亡的。清朝中期以後，八旗兵因安樂太過，軍事能力頽廢退化。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時，視察浙江清兵大營，杭州緑營兵吹奏簫管細樂迎駕。乾隆大怒，說“你們是軍人，整天地吹簫弄樂，還能騎馬打仗嗎？”於是下令，軍中衹準用徵鼓號角，其餘笙管細樂一律禁止。
“《易》之失，賊”。一個人學了《易經》，動不動就掐指一算，會變得賊頭鬼腦的。況且“察見淵魚者不祥”，歷史上未卜先知的人沒有幾個有好下場的。
“《禮》之失，煩”。禮固然重要，但過分講禮數，搞得繁文冗節就煩死人。前清的旗人見面問安，能從老太爺、大少奶奶，一直問到你們傢裏那衹黃雀，煩透了。
“《春秋》之失，亂”。懂了歷史的春秋大義當然好，但有時候讀歷史會出問題。古代帝王讀歷史，學陰謀詭計的占多數，真正以史為鑒，檢查自己的少之又少。這些人不讀歷史還壞的有限，史書讀多了，反而禍國殃民。
有連山，有歸藏。有周易，三易詳。
中國的《易經》本有三種，《連山易》《歸藏易》和《周易》稱為三易，這是“三易詳”的第一層意思。《連山易》和《歸藏易》早已經失傳了，如今流傳下來的衹有《周易》一種，是經周文王姬昌整理過的，故此稱為《周易》。
相傳伏羲氏畫八卦，始有卦象。其時還是結繩記事，沒有文字，衹有圖形。直至近代，雲南的少數民族還是結繩記事，傢裏門後面挂幾條繩子，有幾件要辦的事情就在不同的繩子上打幾個結。到神農氏時代發展出《連山易》，黃帝時代出現了《歸藏易》。三王時代的夏朝用《連山易》、商朝用《歸藏易》、周朝用《周易》。周文王著卦辭，周公旦著爻辭，又經過孔子整理後，係易辭，加入十翼，也就是孔子研究《易經》的十篇論文。一部《周易》濃縮了四代聖人的智慧，故此《易經》名列為五經之首。
這三種易經有什麽不同呢？八卦中乾為天、坤為地，離為火、坎為水，艮為山、兌為澤，巽為風、震為雷。《連山易》以艮卦起首，《歸藏易》以坤卦起首，《周易》以乾卦起首，三易所畫八卦的位置不同。方位一變，六十四卦的卦體跟着變異，內部的384爻也隨之而變。
我們今天見到的《周易》，是周文王在羑裏做牢七年，研究易經的心得體會。《連山易》和《歸藏易》雖然失傳了，但是據南懷老研究，還是可以從象數裏面看到一些端倪。道傢的術數之學，如丹道、醫藥、堪輿等學問，都有《連山》與《歸藏》兩種易學的東西，此外在《易緯》和《關朗易傳》中也還有一點依稀的影子。
那什麽叫做易呢？易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個日，下面是個月，太陽和月亮之間的關係就是易。《易經》是中國最早研究天文、自然的科學著作，其中提出了三個原則，就是三易，這是“三易詳”的第二層意思。
“三易”的第一易，是簡易，簡單得象太陽和月亮一樣，天天能看見、擡頭就看見。其實宇宙的法則根本就是至簡、至易的，真理總是最簡單、最平淡的，復雜是後天人為的。最簡單、最平凡的就是最美好、最偉大的；簡易的生活是最正常的生活，簡易的飲食是最健康的飲食，復雜的結果衹能是勞民傷財。
第二易，是變易，世間的一切事物都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永遠在運動、永遠在變異，所以學易先要明變。上智之人不但知變，且能適應變；中智之人跟着變、隨着變走；下智之人變過去了還不知道，還在那裏怨天尤人呢。
第三易，是不易，萬事萬物雖然隨時隨處都在變，但有一個不變的理體，理是永恆的、體是不變的。例如，太陽和月亮永遠在運動，但永遠不會撞到一起，因為有引力之理在，有太陽係的法則存在。哲學家把這個不變的理叫做本體，宗教傢叫上帝、佛、主宰…，總之說的都是一回事。在內是不變的理，中間是簡易的數，外面就是千變萬化的象，這就是易的全體。
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
書經又稱《尚書》，尚有上的意思，書是文獻匯編，《尚書》也就是上古時代的文獻匯編，是我國第一部記言體歷史文獻匯編，其文辭古奧，分為典、謨、訓、誥、誓、命六種文體。
相傳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係易辭、著春秋，對六經文化進行過係統地整理。孔子將書經中殘缺不全、無文獻可考的東西刪掉。有些屬於私人譜牒性質的誥命，選取重要的留下來，合為百篇，其內容上自堯舜，下至春秋時代的秦穆公為止，分成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
為什麽孔子敘述歷史要從堯開始呢？因為堯以前的文獻資料不充分，不敢輕易下結論，這是孔子做學問的態度。對堯以前的遠古史，我們衹能從甲骨文及考古文物中去發掘了。
六種文體中的“典”是帝王受命之書，凡可以做為常法永存的聖君明王錄也稱為“典”。歷史上有“三墳五典”，今天僅存“堯典”與“舜典”兩篇了。“謨者謀也”，是臣子獻上的計策，如“大禹謨”。訓是臣屬對君主的諫言，如“伊訓”；誥是曉諭帝王的言辭，如“湯誥”；誓指君主出徵前的討敵檄文，如“甘誓”、“秦誓”等；命是君王發佈的命令。
《書經》裏面收錄了六大類、五十八篇文章，類似現代的官方文體文件，學生要熟悉這六種文體，以備將來出仕時起草公文之需。
孔子刪定的百篇《尚書》被秦火焚毀。漢文帝登基後，昭告天下徵集《尚書》書稿，有一九十歲的伏生，口授《尚書》一部。至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餘為擴建宮室，要拆除孔子故宅。在拆墻的時候，發現了夾層裏藏的竹簡，內有《尚書》五十八篇，史稱《古文尚書》。孔子十一代孫，經學家孔安國奉漢武帝昭，將古文改寫為隸書並為之作傳，史稱《今文尚書》五十八篇，較今天的《尚書》多出十六篇。
我周公，作周禮，著六官，存治體。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親弟弟。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以後病逝，十三歲的成王即位。小孩子怎麽治理國傢呢？衹好由叔叔周公協助理政。周公不但理政治國，還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國體，開創了周朝八百載天下的基業。
《周禮》一書分為“天地春夏秋鼕”六章，敘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傳周公作《周禮》設計了六部官製的政府機構，每一官製下面再設不同的官職，每一官職都規定了具體的職務條例。這樣就奠定了中國的政治體製和行政體係，而六部製的行政體係一直沿用至今。所以這裏纔贊揚周公，說他“著六官，存治體”。
“六官”就是天官塚宰，明清叫吏部，相當於今天的組織部、人事部；地官司徒，明清稱戶部，相當於今天的財政部和公安部戶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為禮部，相當於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夏官司馬，為兵部，相當於今天的國防部；秋官司寇，為刑部，相當於今天的司法部和公安部；東官司空，為工部，相當於今天的建設部、農業部、貿易部等的綜合。
六官又稱六卿，是政府的職能部門，直到今天我們的政府序列、組織管理體製的架構也還是如此，沒有大的變動，“著六官，存治體”所言不虛。
五經之中不含《周禮》又是什麽原因呢？孟子解釋說“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戰國時期的諸侯，誰也不敢照《周禮》這面鏡子，害怕見到自己的醜惡面孔，所以去掉了《周禮》。而其中“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句話，又被後世別有用心的人，糟改為“刑法不涉及貴族階級，禮法不用於庶人平民”。其實這兩句話的意思是，“禮儀不排斥庶人，刑法不優待大夫”。追溯先秦史料，刑法中有不少是針對貴族的製裁，禮儀中也有不少是對庶民的規範。“王子犯法，與民同罪”是千古之理，可見真經硬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大小戴，註禮記，述聖言，禮樂備。
儒傢關於禮學的典籍有“三禮”，即《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讀書，對後世影響深遠，王莽改製、王安石變法等都曾以《周禮》為理論依據。《儀禮》據傳是孔子根據周代殘留的資料匯編而成的，全書共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射、鄉、朝聘等基本禮儀，是後世歷代帝王製定禮法的依據。
《禮記》是一部資料匯編性質的書，紀錄了秦漢以前的儒傢思想和言論，特別是孔子關於禮製方面的言論。其書內容豐富，涉及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社會、乃至醫藥、衛生，諸多方面。要瞭解中國文化的根本，《禮記》是不能不研究的。
《禮記》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幾千年來憲法精神的所在，我們的大同思想，就來自其中的“禮運篇”。四書中的《中庸》與《大學》就是《禮記》裏面的兩篇文章。因為是孔子的七十個學生和一些漢代學者為禮而記，故稱為《禮記》。
整理《禮記》的是西漢學者戴德（大戴）和戴聖（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刪定《禮記》八十五篇，小戴刪定禮記四十六篇，講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論。後人又加入《樂記》一篇，如此就禮樂具備了。
歷史上講授《禮記》最著名的是西漢學者後蒼，後蒼在麯臺殿定《禮記》184篇，後傳授給戴氏叔侄，大戴刪定為八十五篇，小戴刪定為四十六八十五篇。今天的《大戴禮》僅存三十九篇，已經不通行了。《小戴禮》四十六篇俱在，後人又加入“明堂”“月令”“樂記”三篇，就是我們今天的四十九篇《小戴禮》，《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大學》是第四十二篇。
曰國風，曰雅頌。號四詩，當諷詠。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經孔子整理後收錄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年間的311首詩歌。《詩經》按作品的體例和形態不同，分為“風雅頌”三詩和“賦比興”三體。
風是帶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各諸侯國的民歌，所以稱為“國風”，如有衛風、鄭風、齊風等。雅是正樂之歌，包括諸侯覲見天子的大雅，以及諸侯宴請賓客的小雅。頌是宗廟祭祀的用的樂章，如有周頌、魯頌和商頌。國風、大雅、小雅和頌，稱為四詩，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國風”。
周時中國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周天子要瞭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吏治情況，最直接的途徑就是從各地的民歌、民謠中瞭解。時至今日，我們欲知臺上人物的政績，聽聽老百姓為他編的順口溜就明白了。故此周朝立有採風制度，各國諸侯都要派專人採集本國民歌、民謠，定期上報周天子。
在“賦比興”三體之中，賦是直接敘述；比是比喻，由此聯想到彼，如李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興是即興有感，抒發心中的感慨、鬱悶和悲哀，如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飄零雨打萍；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非常註重詩的教育，因為詩可以使人端正思想。人不能沒有思想，不能沒有追求，有思想就會有問題，如果不教育，思想就會走上邪路。所以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第一篇“關鳩”，還不是引導人們理解什麽是正當的男女之愛嗎？其次人生在世就會有痛苦和煩惱，西方人用宗教來派遣，我們中國人用“詩”、“樂”來排解心中的情感，使自己“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認為，學識修養的基本功是要先讀詩。讀詩並不是要人成為詩人，詩的教育，包括了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文化內涵，能使人溫柔敦厚，情感升華。中國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百科知識大全。孔子培養的政治人才，首先是學識淵博的通纔，不是衹會一樣的專纔。
《論語》中記載，孔子有一天問兒子孔鯉，有沒有研究“詩”的學問？孔鯉回答說：還沒有。孔子就告誡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詩，知識不淵博，就無法作出好的文章。後世據此，纔有“學了詩經會說話，學了易經會算卦”一語。
孔子刪詩，上取商下至魯，共311篇，秦始皇焚書以後，有六篇再也找不回來了。今天見到的衹有305篇。《詩經》的傳承順序，據說是：孔子傳子夏，子夏一路傳下來到荀子，荀子再傳毛亨就到漢朝了。毛亨再傳毛萇，故有《毛詩》傳世。
詩既亡，春秋作，寓褒貶，別善惡。
西周傳至第十二主，周幽王，此公荒淫無道，暴虐殘忍，寵信褒姒，演了一出“風火戲諸侯”的活報劇。等到犬戎之兵真的殺進朝中，幽王再點烽火，誰也不來了。周幽王倉皇失措，死於亂軍之中。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為周平王，遷都洛陽，史稱東周。
東周時代君弱臣強，五霸七雄各據一方，周王室名存實亡。雖有周天子，但政教不興、號令不行，等於沒有一樣。其時各國不再採風而風亡，諸侯不覲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諸侯而小雅亡，宗廟祭祀不繼而頌亡。詩的精神喪失了，詩也就亡了。詩既亡，而“王者之跡息矣”。
孔子看到這種混亂的情形，非常痛心。他傷王政之不行，痛諸侯之專肆，晚年時回到魯國，根據魯國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歷史名著《春秋》。所以孟子纔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史書，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史，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481年間，共計十二公、242年的歷史大事記。同時也記載了其他國傢的歷史事件，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
《春秋》一書用字很少，衹有一萬多字，為後世開創了一種文體，叫做“春秋筆法”。所謂“春秋筆法”就是用高簡的手筆、平淡的語言，用寥寥幾個字把歷史的結論表達出來。所以說“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一個字的評語，就把亂臣賊子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如“軾”一字是對犯上作亂者的評語，而有道伐無道叫討，偃旗息鼓地偷襲叫做侵。當時的國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榮甚過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貶者，其辱過於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貶，別善惡”之意。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時年六十九歲，正在做《春秋》。有人打獵在西門外捕獲了一隻怪獸，因不識是何物，送來給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淚嘆氣說：“這是麒麟啊！麟啊，你到這個亂世來幹什麽呢”！孔子再也寫不下去了，《春秋》至此擱筆。二年後孔子逝世，而《春秋》也被後人稱為《麟經》。
《春秋》文字太簡潔，整部書記述了242年的歷史，纔用了一萬八千字，標題式的大事記下面沒有具體內容，根本讀不懂。後人於是就來做傳，解釋《春秋》，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三傳，就是公羊高、左丘明、𠔌梁赤三位的作品。
三傳者，有公羊，有左氏，有𠔌梁。
三傳是為《春秋》作註解的三部傳書，是齊國人公羊高的《公羊傳》、魯國人𠔌梁赤的《𠔌梁傳》，還有魯國人左丘明作的《左傳》，是三個人對孔子《春秋》做的演繹。左丘明是魯國的史官，與孔子是半師半友的關係。孔子沒有來得及為《春秋》作註釋就逝世了，弟子中以子夏的聰明才智亦不能為之續，於是左丘明就主動來為《春秋》做傳。左氏本來就是魯國的史官，與孔子又有師生關係，註解《春秋》當然是最合適不過了。左丘明其時已雙目失明，《左傳》是由他口述，經弟子們記錄成書的。
《左傳》以敘事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經”，後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傳”。全書側重於以史實配合經文，文筆簡明生動，具有極強的表達力，對後世影響最大。《左傳》雖是史學著作，卻有極高的文學成就。敘事寫人夾敘夾議，精彩之處隨筆可見。描寫戰爭尤其出色，特別是描寫五大戰役(城濮之戰、崤之戰、鄴之戰、搴之戰、鄢陵之戰)的章節，均為千古名篇。《左傳》刻畫的許多人物，都具有鮮明而復雜的性格特徵，如晉文公、楚靈王等，對後世小說的人物描寫起了很大的示範作用。
《左傳》之後百餘年，纔出現𠔌梁、公羊二傳，所以又稱《左傳》為古文經，《公羊傳》、《𠔌梁傳》為今文經。三傳各成一傢，對《春秋》的解釋方法完全不一樣。近代的中國革命思想多受《公羊傳》的影響，如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就大捧《公羊》思想，其中就有《春秋》三世：衰世（亂世）、升平之世、太平盛世的說法。
經既明，方讀子，撮其要，記其事。
前面說到，讀書的次序是先讀《孝經》再讀《四書》，《四書》通達了再讀六經。儒傢的經典全部通曉以後，才能涉獵諸子百傢的作品。諸子是先秦時期的各種學術流派，他們各抒己見，各有不同的學術觀點。一個人如果沒有《四書》《五經》奠定的基礎、沒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上來就讀諸子百傢一定會糊塗迷路，不知該聽誰的好。百傢言論有好有壞，有適合的有不適合的，學者一定要有辨別能力。所以首先要打好《四書》《五經》的底子，再讀諸子百傢的言論。
從春秋中期開始，學在官府的貴族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間，聚衆講學、著書立說的風氣開始形成。孔子在魯國講習六藝，宣傳儒傢思想；鄧析在鄭國講授法律，傳播早期的法傢思想。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也傳播“道德”學說，據傳孔子還嚮他請教過有關禮的問題。墨子更是在聚徒講學的基礎上，組建起一個龐大的墨傢集團，有嚴格的紀律和領袖鉅子。由於有係統而嚴密的組織，墨傢學說得以廣泛傳播，墨子也成了後世江湖上幫派組織的祖師爺。
戰國時代，由於社會的劇烈動蕩和變革，各學派的代表人物開始著書立說、闡述觀點、議論政治，百傢爭鳴的局面由此形成。所謂的“諸子百傢”就是先秦至漢初，各學術學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總稱。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將其歸納為“凡諸子百八十九傢，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分為“儒墨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及小說傢”十大傢。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陰陽六大傢。
諸子百傢的學術觀點太過龐雜，所以要“撮其要，記其事”。撮是概括、歸納的意思，把主要學術流派的主要觀點總結歸納起來，記住要點就可以了，千萬不要違背“教之道，貴以專”的總原則。
諸子中的下面五位，可以對初學者瞭解百傢學術有所裨益。
五子者，有荀楊，文中子，及老莊。
這裏介紹的五子有荀子、揚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莊子。諸子百傢既然是指先秦時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學術觀點，楊雄是西漢人還算沾點邊，王通是隋唐時期的，怎麽也放進來了呢？因為歷史上一嚮認為，中國文化思想的傳承大體上走兩條路綫，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繼承派和發展派。
第一條路綫，是以繼承整理傳統文化為主，也就是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係。“述”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保留傳統文化的種子，使其能夠以本來面目流傳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創作、不對傳統文化加註自己的觀點，以保持其純潔性。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係易辭、著春秋，都是對傳統文化的整理，自己並沒有創作。《論語》是在孔子身後，弟子們討論老師的言行，集結而成的，並不是孔子的本意。老子的《道德經》也是因為出不了函𠔌關，生生被守關的尹喜子逼着說出來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摑自己的臉嗎？釋迦摩尼佛做的最徹底，他講經說法四十九年，一路說一路擦，說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剛經》中，佛告訴弟子們：我一個字也沒說。誰認為我留下了什麽法，那就是誹謗我。三藏十二部經典是釋迦摩尼圓寂後弟子們集結的，也不是佛的本意。
為什麽儒釋道三教的聖人要“述而不作”呢？他們自己不能著書立說嗎？非不能也，實不敢也。他們怕傳統被弄走了樣，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後人“拿着雞毛當令箭”，歪麯、利用自己的思想來害人。一言以蔽之，聖人要對後代子孫負責任。我們今天剛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講繼承、不要傳統。作不出來，就東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條路綫，是以發展創新為主。這裏說的發展是在繼承的基礎上，在傳統學術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觀點，絶不是東抄西抄的大雜燴。其中有在全面繼承基礎上的發展，如孟子，他將孔子“仁”的學術思想，具體落實為“仁政”建設，不但繼承而且發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傳統文化的某一點進行創新，發展出另外一種全新的學術思想，如荀子，他 就孔子思想“禮”的部分進行創新，融合自己“性惡論”的觀點，發展出後世的法傢學派。
諸子雖有189傢之多，實際上都是走這兩大路綫。所以宋代學者孫明復在《孫氏小集?信道堂記》中說：“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前者是繼承派，後者是發展創新派。我們學習諸子的學術思想，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麽，是傳統的東西還是後人創新的觀點，這是很重要的。
荀子
首先出場的是荀子。荀子是繼孟子之後，戰國末期儒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雖然還是以儒傢思想為主，但是他綜合了儒、墨、道三傢的思想，屬於創新派，不代表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體係。
荀子自稱繼承了孔子、仲弓的儒傢傳統，不同意子張、子夏、子遊、子思、孟子等人的學術觀點。荀子提出“性惡論”，認為人的善良是後天教育出來的，不用禮法去約束，人的行為永遠不會變善。他將孔子“禮”的思想，嚮自己“法”的觀點轉變，所以荀子的學生中纔出了李斯、韓非這樣代表法傢思想的人物。
司馬遷在《史記?孟子旬卿列傳》裏，用兩段話介紹了荀子的生平。其文說：“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於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竜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傢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荀子名況，尊號為卿，戰國末期趙國(今山西臨猗縣)人。五十歲的時候纔到齊國來遊說講學。齊國有遐邇聞名的“稷下學宮”，相當於今天的社科院。荀子“三為祭酒，最為老師”，三次被推為年高望重者、最高職務做到學宮校長，培養了一大批學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吸收了齊文化裏道傢和法傢的思想，使儒學達到王道、霸道並重的高度。
司馬遷認為，戰國時期雖然有許多大思想傢，但鄒衍的學說麯折誇大，論辯空洞；鄒奭的文章完備周密，但卻難以實行；淳於髡，非與他相處日久，才能學到一些精闢的言論。田駢等名人都已在齊襄王時代就死了。此時的荀卿最年長、資歷最深，故被視為宗師。後來，齊國有人毀謗他，荀子就到了楚國，春申君讓他擔任蘭陵令。春申君死後，荀卿被罷了官，便定居在蘭陵（今山東蒼水縣蘭陵鎮），不幾年就去世了，死後就葬在蘭陵。
荀子憎惡亂世的黑暗政治，鄙視亡國昏亂的君主，認為他們不走常理正道卻被裝神弄鬼的巫祝迷惑，信奉求神祈福這一套迷信的把戲。於是綜合儒傢、墨傢、道傢的思想精華，編著了幾萬字的文章。漢代流傳的荀子著作有三百多篇，經過劉嚮的刪訂定為《荀子》三十二篇，也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荀子》一書。著名的“勸學篇”，就是其中之一。
楊雄
第二位出場的是楊雄。楊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漢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漢成帝時任給事黃門郎，王莽時校書天祿閣被升為大夫。
楊雄以文章詞賦聞名於世，早年所作的《長楊賦》、《甘泉賦》，在形式上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等賦，故與司馬相如、班固、張衡，並稱“漢賦四大傢”。
揚雄博學多才，年長以後覺悟到“詞賦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不再搞這些“雕蟲篆刻”的辭賦，轉而研究哲學。他仿《論語》的體裁作《法言》，仿《易經》體裁作《太玄》。老子之學已經是“玄之又玄”，楊雄自稱“太玄”，比老子還玄。
楊雄還著有《方言》一書，記述了西漢時期中國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國古代語言的重要資料。現存的楊雄文學作品有《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何東賦》；專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楊雄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見不到了。明人輯有《楊子云集》，清代人嚴可均曾有重編，是目前瞭解楊雄學術思想最為詳備的資料。
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竜門人，是隋唐時期著名的教育傢、學問傢，也是歷史上著名的隱士，著有《元經》、《衆說》等著作。
王通年輕時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幹一番大事業，曾至京城嚮朝廷獻經邦治國的《太平策》。但由於當時朝政已經相當腐敗，亂象四起，王通在見過隋煬帝楊廣以後非常失望，即使自己從政出任也不能解决當時的政治問題，可以說隋朝沒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亂，他覺得自己再出頭已經沒有必要了。於是，返回家乡在黃河汾水之間講學傳道，創立了以重建儒傢“王道政治”為理想的“河汾之學”。
文中子通過講學傳道、著書立說，培養了大批年輕人，這些人輔佐唐太宗打天下，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如李靖、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人，幾乎都是他的學生，史稱“迭為將相”。如果說到開創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應居首位，是最有功勞的人。
唐《語林校證?捲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贇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遊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學生們將老師的理想，具體落實到治國安邦的大政方針上，在唐朝的立國思想上，堅决主張以儒傢文化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以儒傢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反對長孫無忌等人提出的“亂世須用重典，嚴刑以治國傢”，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
歷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傑，簡直可與孔子相媲美。實際上以功業來說，他確實比孔子還要幸運。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賢，大都是在孔子死後成名的，而王通親眼看着自己培養的一代年輕人，開創了唐代的國運與文化。初唐四傑之一，作《騰王閣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孫。今天使用頻率最高的名詞“經濟”，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禮樂篇》中就有“經濟之道”的用語。
可是唐史裏面沒有文中子王通的傳記，經後人考證，是文中子的兒子得罪了唐太宗的親戚，因二人的學術觀點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時候沒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進去。連文中子這個縊號，還是在他死後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學生）私下贈與他的。我們今天重新評價文中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王通先生應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後兩位是道傢的代表人物老子和莊子。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秦漢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傢為主。東漢明帝永平十年，佛教傳入中國，唐宋以後的文化思想變成儒、釋、道三傢，影響着整個中國文化思想，一直到中華民國建立。
三傢文化思想中，佛傢偏重於出世。雖然大乘菩薩道是入世普度衆生，但一般學佛的人，特別是出傢的僧人，還是偏重於出世。儒傢的學問，則是偏重於入世，教人從倫理入手，然後進入形而上的道。當然，《大學》《中庸》中都談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還是偏重入世。道傢的學問，老莊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隨心所欲。像一個人站着，一隻腳在門裏一隻腳在門外，所以道傢的學問，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個人的養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懷老認為，研究中國歷史會發現一個秘密，就是每個朝代的統治者都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自漢唐開始，到宋元明清為止，都是如此。內在真正的指導思想，是黃（黃帝）、老（老子）之學，即中國文化中的道傢思想；而在外面標榜的（宣傳教育上），則是孔孟的儒傢思想，從來都是說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號聃，楚國苦縣（今河南省鹿邑縣）麯仁裏人。曾做過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圖書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經》是我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哲學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傢學說，不但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對我國2000多年來思想文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老子生活於春秋末期，與孔子同時代，確切的生卒年月已無可考，大約比孔子年長三十歲。據說他的母親感應到有一顆大流星入腹，懷孕十一個月纔生下老子，母親卻因難産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樹下“從母左腋出”，出生時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鬍子，兩衹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為李耳。
老子博學多聞，是一個頗有聲望的學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負責管理周王室的藏書典籍和檔案資料。這個機會使老子接觸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絶密的檔案和史料，這是其他學者望塵莫及的。老子的聲名越來越大，許多學者都前來討教，孔子也專程前往洛邑，嚮老子請教有關禮的問題。
司馬遷的《史記?老子列傳》記述，廟堂階前有一尊“三緘其口”的金人，孔子問其背後的銘文“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慮”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纍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齋已”。
孔子離開後對弟子們說: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至。於竜，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竜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發生內亂，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變，攜帶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國。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負責管理圖書典籍，為此受到了牽連。老子衹好辭職，離開周都，準備從此隱居。行至函𠔌關時，關吏尹喜請求:“先生要隱居了，請為我們後人留下點東西吧。”於是老子口授了一部書，就是《道德經》。
《神仙傳》講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𠔌關的關長尹喜子在關樓上望氣。看到紫氣東來，斷定必有聖人過關，决定嚮他求道。果然，須發皆白的老子倒騎着一條青牛，踱到函𠔌關前要出關西行。關員要他出示通關文碟（今日的護照、簽證），老子拿不出來，這可給了尹喜子機會。他正言正色地對老子說：沒有關碟是不能過關的，你一定要過關就得留下點“好處”。老子窮得都沒錢買馬，哪裏交得出“好處費”？被尹喜子逼得無奈，纔傳了這部《道德經》，然後出關西去不知所終。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傳授，果然也成道了。於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終。依道教的說法，老子之道的傳承順序是：老子傳尹喜子，接下去是壺子、列子、莊子，一路傳下去。到了唐朝，道傢學說搖身一變而成為國教，老子變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稱《道德經》；莊子變成“南華真人”，《莊子》改稱《南華經》；列子變成“衝虛真人”，《列子》改稱《衝虛經》。
後世對道傢思想與《老子》的研究趨嚮和應用領域，歸納起來大概有以下幾大類：
第一類是學術的老子，純粹走哲學思想的研究路綫，此類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後世“謀謀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為數不少。
第二類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純粹地用於個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從唐朝的呂洞賓，一直到清朝的黃元吉，幾千年來自成一個體係。
第三類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歸到謀略學中去，而且錯誤地認為《老子》講的是謀略之術。於是說到老莊，就聯想到謀略；說到謀略，就聯想到老子學說是很陰險的學問，是搞陰謀的，這就大錯特錯。老子是主張用陰、用柔。但陰與陽一體兩面，衹是在用上有正面與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個，即達到陰陽間的平衡。
所謂用陰柔，是因勢利導，不搞對抗、不勉強而為。是用順道不用逆道。後世人誤以為老莊的陰柔之學是陰謀之學，學老莊的人、用老莊之學的人自然都是陰謀傢。歷史上的陳平，曾幫助劉邦奠定漢朝四百年的基業，劉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陳平的計謀而成功的。但是陳平自己卻說：“我多陰謀，道傢之所禁，其無後乎”！道傢最忌諱陰謀，所以陳平斷定自己沒有後代，至少後代的福澤不會長久，後來果真如此。
至於老子其人，由於缺乏可以考證的資料，歷史上一直就是個謎。司馬遷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記?老子列傳》中談了李耳、老萊子和太史儋三個老子。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與太史儋歷史上都確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見老子、老子西出函𠔌關，歷史上都確有其事。老子西出函𠔌關，發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時他至少也有200歲了。200歲的老人還移民，這件事連司馬遷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於沒有證據，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個謎。
1993年，中國湖北荊門郭店發掘的楚墓，出土了戰國中期的竹簡804枚，絶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傢著作，但內中有《老子》，可見中國傳統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傢的。此次出土的竹簡《老子》為戰國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屬“士”級，從出土的耳杯上鎸刻的“東宮之杯”四個字看，墓主很可能是東宮太子之師。
子思少於孔子65歲，少於老子95歲，子思時代的竹簡《老子》不是李耳親筆，也是他的弟子所書，幾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簡《老子》纔二千言，而非後世的五千言。比較發現，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話被改動，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顯然，我們今天見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漢時期的修訂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懸案，今天可以下結論了：第一個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個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𠔌關，到秦國去見秦獻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訂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礎上擴充、改造，重新組合篇章，使《老子》一書從內容到深度，都更加高遠深邃。
莊子
老子《道德經》最能代表道傢思想，而闡揚、詮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確，發揚道傢思想最透徹、最徹底的，則是莊子。
莊子(約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戰國時期宋國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後為楚所滅，故又稱莊子為楚國人。早年曾為漆園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為相，莊子拒而不仕，隱居抱犢山中，據傳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時詔封莊子為“南華真人”，宋徽宗時封為“微妙元通真君”。
莊子著書五十二篇，現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構思奇特、機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論辯的道理，無論在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對個人修道、養氣，以及立身、處世、建功立業等諸多方面，也有大用處，對後世的影響深遠而巨大。
《莊子》一書號稱“難讀”。一難是言簡，莊子是語言巨匠，從不用贅詞；二難是莊子慣用寓言，常常是“假語存”而“真事隱”；三難是莊子性情飄逸灑脫，語言幽默詼諧，愛論辯、愛說反話，思維跳躍，很難把握得住。四難是《莊子》一書，包括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篇，共計三十三篇文章。學者們一嚮認為《莊子》內篇是莊子的親筆，外篇、雜篇則是莊子的門人後學所為，因為前後思想不連貫，有抵牾之處。因此如果對先秦道傢思想沒有研究，對文化背景不瞭解，就很難透徹理解莊子的思想。
幾千年來，歷代人物偷偷運用莊子的學術，都取《外篇》和《雜篇》中的精華。因此，真正把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發揮得光輝燦爛的，就是道傢的老莊之學，尤其是《莊子》的《外篇》與《雜篇》部分貢獻最大。
前面說到，中國文化中的儒釋道三傢，佛傢偏重於出世思想，儒傢偏重於入世思想，道傢則偏重於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間世”思想。“間世”一詞，就語出《莊子?內篇》的“人間世”。實際上《莊子》內七篇是一個圓滿的整體，講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開來。第一篇“逍遙遊”，言明做人首先必須逍遙，不能為名利等世間的枷鎖束縛羈絆。能逍遙才能齊物，才能天人合一，與天地萬物一體等齊，所以第二篇是“齊物論”。能齊物方知養生，纔有第三篇的“養生主”。知道養生就不去找死，懂得養生之理，才能間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間世”。前四步功夫為修因，後面三步功夫是果報，就是“德充符”，此為第五篇。德充滿了就是“大宗師”，應用於世間法就是“應帝王”，此為第六、第七篇。
莊子說：“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一個得道的聖賢之人，對於帝王之術、謀略之學，不過是閑暇餘事而已。如果衹是求為帝王師，志在謀略學，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莊子?內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與曾子在《大學》中提出的，“內聖外王”的八步功夫，沒有區別。莊子七步功夫的關鍵在“人間世”，“間”字是動詞居中央，前可間人，後可間世。莊子告誡我們，處人處事都要“間”，就是要獨立、不走偏鋒，這就又合於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間人間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給你講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無厚入有間”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間遊刃有餘了。
與厭世、棄世、憤世嫉俗的“出世主義”相反，莊子主張“間世主義”，他視天地萬物之有若無、視功名如糞土、視帝王如蔽履。他熱愛自然、珍視生命、不走極端、不感情用事，這種間世思想是充滿智慧的人生哲學，是道傢思想的最高結晶。後世將莊子的“間世”麯解為“玩世”，一字之差，結果則完全不同。
至於養生之道，最好先讀讀《莊子》的“天下篇”和“讓王篇”。“讓王篇”中說：“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纍形”。這是老莊之道的人生原則。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貴雖然是舒服的事，但太過了就會縮短壽命，所以處富貴中時要不以養而傷害自己。相反地，在貧賤之間不應以利纍形。人在貧賤中就要為生活而奔波，但過分的貪求、過分的勞累，同樣地會損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經》的第四部分，介紹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典籍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傢的思想，以及讀書求學必須遵守的次第。
這一部分內容，以四書、五經為先導，引領我們進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殿堂，使我們對傳統文化的整體內容，得以窺斑見豹。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與下面的中國通史綱要一起構成《三字經》全篇的主體。
古人總結求學的最佳途境，就是“聽話”二字。“聽話”就是遵從古訓，就是聽老師的話，按部就班的求學，不搞躐等，不好高騖遠，踏踏實實地做學問。這種傳統的治學方法，正是我們現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療浮躁病的良方。
治學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長，不能搞想當然。所以先讀《孝經》、次讀《四書》、再讀《六經》，不能逆道而行。四書五經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獵諸子百傢，一上來就學百傢之言會迷失方向，失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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