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上海男人怎麽了？   》 在國人怨忿聲裏簇起的東方之都      秦林 Qin Lin

　　上海——這座與北京同稱為中國最大的兩座標志性城市，她但與北京相比，在城市文化背景上卻不在一個檔次：北京是古老的城市；上海是新興的城市。別說和北京比了，即使和她的周邊城市相比，其名望也不及古城蘇州和杭州。當年皇帝詔曰封疆封吏時，江南的地方官員不計其數，生活在“兩江”的老祖宗充其量也就知道在蘇州河“上邦”有一廣出欺行霸市的地痞流氓的小漁村。宋朝時期，小漁村建鎮，隸屬蘇州府管轄。由於此地交通方便，商船廣集，元朝在此設立了行政縣，到明朝時已發展成為國內紡織和手工業的重鎮。清政府在公元1685年設立上海海關，一個國際性大商埠從此發展起來。公元1842年，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清政府送來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這個中國土地上的一塊大肥肉從此以外國殖民地的名義開埠，取名為上海市。　　上海開埠之初，由於地理位置的便利，各國的洋人紛紛都選擇這塊風水寶地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國商人到中國經商經出了癮，有很多人幹脆賴着不走，便在上海安傢落戶，生兒育女。一時間，國人怨聲載道，上海土著的女人卻身價猛增，男人沒有做洋人老婆的資本，無奈衹好當洋人幫工、扛活、打雜、跑腿。再後來，周邊十裏八鄉的農民得知在上海可以掙得大洋養傢糊口，便成群結隊地涌入上海，甘打上海當地人的下手。於是，上海男人就自然地介於外地人和洋人之間的“中層”地位。加之中國人生性勤奮、吃苦，上海人當中有一部分人被洋人所相中，便“榮升”管傢、管工、監工、翻譯、轎車夫等職務。外地人屈於生活所迫，不得不甘當上海當地人手下，被剝削、剋扣錢餉之類的事屢屢發生，便形成了外地打工者和上海當地人之間的直接矛盾衝突。隨着時間的推移，外地來滬的人中一部分人成了上海的移民，上海人部落的勢力日漸壯大。“海內外”的矛盾也因此日益加劇、擴散，升級，導致了上海人和外地人水火不相容的局面。上海人（準確地說是上海男人）的德行因此成了人們評論的對象。先是在上海的打工者們在背地裏偷偷的辱駡，後來發展成有志之士（或文人墨客）的關註與公開詬病。　　我曾閱讀上海歷史到現在的一些相關資料，發現世人對上海男人的詬病早在清末民初時期就有了。但那時期的詬病似乎僅是針對德行方面的。到了民國三四十年代，隨着衆多憂國憂民的文人墨客親歷上海黑幫勢力的猖獗和一盤散沙似的民心狀態，深為上海的前途而擔憂，紛紛發表檄文，對逢事“關我屁事”的上海人乃至上海男人進行抨擊。建國後一直到現在，上海人的影響力已經遍及全國各地，但衹要上海人所及之處，幾乎無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各種形式的批判，而且人們批判的矛頭絶大部分都是直指上海男人。　　時至今日，上海男人在國人當中似乎已經成了一種標識，一種讓上海以外的人茶餘飯後可以隨隨便便編造各種各樣的或素或葷的幽默笑話裏的男主人公的標識。從整個過程看，我覺得有一種跡象頗讓人思量：不管是百餘年前的開埠時期還是百餘年後的國際化大都市，世人對上海這座城市都是贊賞有加的，但一提起這座城市裏的男主人，口氣就變了。變得怎樣了呢？我分析其“變”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先期是從挑剔、嫉妒到開駡；中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批判；後期（現在）是對其劣根“病入膏肓”的嘲諷。無論在文界還是民衆，人們對由“上海男人”簇起的這個“海派帝國”大都是持不屑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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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西苑出版社
序：呼喚真品文化批判在國人怨忿聲裏簇起的東方之都發端於清末民初的“文詬”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上海男人何以成為衆矢之的土著人與移民矛盾的形成
“上海男人”在外地人心中的分量你用什麽招呼外地朋友“海派”版本的排外
國人為什麽愛“爆”上海男人的笑何必與“全國人民”“為敵”當小氣已成慣性
瑣碎難以長大志有一種虛偽叫“驚豔”“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
審視“上海紳士”啥叫“新上海男人”“走樣的贊語”是褒還是貶
絶非空穴來風說你“中性”你別急怕什麽莫過於怕老
講衛生講到潔癖無畏的“嘴仗”“小資”者“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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