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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宋代文化與文學研究 》
狂者進取——宋代文人的淑世情懷
張海鷗 Zhang Haiou
漢語中“狂”字多有貶義，但從孔子開始，狂便獲得了積極的高級精神形態的含義。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何晏集解引包鹹語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邢疏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無為，應進而退也”。朱熹《集註》：“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
孔子說的“狂”與“狷”這兩種精神形態，宋代文人都有。但本文衹探討宋代“狂者進取於善道”的情形。這種“狂者”，富於淑世情懷，執着追求修身治國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奪不悔。這是一種智慧心態，是一種高尚的人文精神。以下從讀書、為政、治學三方面述論之。一、進取的狂想和讀書的狂熱
宋王朝重視文化，重用文人治國。宋太祖立國之初就註意興學、尊儒。他主張“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儒臣知州事”，“朕欲武臣盡讀書，以通治道”。他的這些倡導被其後代君王奉為祖宗傢法，“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
趙宋皇室將“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國理念，實際化為文官政治，而文官政治的基礎是科舉取士。唐代科舉雖已頗具規模，但選拔官吏除科舉以外，軍功、門蔭也很重要。宋代則以科舉選官為主，而且“取士不問傢世”，軍功和門蔭等其它渠道較為次要了。據馬端臨《文獻通考》〈選舉〉二至五統計，唐代289年間科舉取士總計約8500名，平均每年不足30人。宋代從太祖建隆元年（960）到理宗嘉熙二年（1238）279年間科舉取士約49300餘名，年均約176人。這樣的科舉規模為王朝選官提供了較充足的人才基礎，保證了選官途徑的純一化──“用讀書人”，從而形成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江之吏皆自此出”的崇文尊儒局面。
這樣的時代大大激發了文人士子進取功名富貴的狂熱理想。蘇轍在《上皇帝書》中說：
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傢，未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
宋代每年科舉取士雖然是唐代的六倍，但還是遠遠不能滿足天下讀書人的期望。以《文獻通考》〈選舉三〉所載太宗淳化三年為例，諸道發解到京的舉人凡17000多名，而錄取進士、諸科共1127名，錄取比例僅為1／15。這一數字說明當時讀書應舉之風尚。
與科舉取士相應，中央和地方大力擴辦官學，民辦書院、私塾也大為興盛，“學校之設遍天下，而海內文質彬彬矣”。教育規模的擴大為平民百姓增加了入學讀書的機會。而當時印刷出版技術的長足進步又為讀書人提供了書籍的便利。這些都激發了讀書的狂熱。太祖朝首任宰相範質作《戒子孫》詩，第一條講孝悌，第二條勸讀書：“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唯患學不至”。柳永《勸學文》曰：“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李之彥《東𠔌所見》：“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
在宋學形成之初起過重要作用的“宋初三先生”鬍瑗、孫復、石介，都是嗜書如狂的人。鬍瑗“傢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傢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其心也”。孫復“篤學不捨晝夜”。石介“學篤而志大”。“三先生”是當時影響很大的教育傢，歐陽修《鬍先生墓表》雲“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
曾經舉薦過“三先生”的范仲淹，更是一位苦讀之士。歐陽修《范公神道碑》記其少年讀書事曰：“入學捨，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宋史》本傳載：“去之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鼕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促淹不苦也”。又據《範文正公年譜》26歲下：他在應天府讀書時，有一天真宗“駕次南京（即商丘）”。人們都出去觀看，惟獨他不去，讀書不輟。有人問他，他說：“異日見之未晚”。有位同學是留守官之子，奉父命給他帶來好飯菜，他不吃，他認為“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啖此粥乎”。這是有意識地按孟子所說的“大任斯人”的方式磨礪自己。
歷覽兩宋文化精英的事跡，不論文學大師、理學諸子還是名臣賢相，其篤志進取、嗜書如狂的事跡實難盡數。這使他們成為中國歷史上文化修養最為淵博、深厚、全面的一代文人。近代學人所言宋代文學、史學、哲學、科技之發達，宋代文化之登峰造極，宋代歷史之諸多成就，其實都離不開這種狂熱進取的精神和篤志苦學的努力。
二、狂熱的淑世理想與狂直的進諫風尚
宋代文人入仕後的“狂者”心態，與皇帝的鼓勵直接相關。據說太祖立國三年曾刻誓碑，上書三條誓言立於太廟以密誡其子孫嗣帝位者。其一曰：“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句話包含厚待文人和保護進言者兩條重大國策，體現了趙宋皇室的文化胸懷和政治遠見。清王夫之雲：“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韶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闢”。這種大大有別於漢、唐、明、清等朝的相對開明的政治，宋太祖實開其端。據司馬光《涑水紀聞》1載：
太祖常彈雀於後苑，有群臣稱有急事請見。太祖見之，其所奏乃常事。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以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於懷。上駡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
如此鼓勵直言，遂代有諍臣直士。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錫，“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己任”。“好言時務”，“直言時政得失”。真宗稱他“得爭臣之體”，數予擢拔。及其病卒，猶“遺表勸上”。真宗“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嗟嘆久之，特贈工部侍郎”。
仁宗時，受寵的張貴妃（後來晉封為溫成皇后）為其表叔張堯佐請官，仁宗命為宣徽使，立即遭到大臣反對，遂止。後來仁宗“欲申前命。一日將禦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傢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知拯犯顔切直。迎拜謝過。帝舉袖拭面曰：‘殿丞嚮前說話，直唾我面。汝衹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榷奏事……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願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待郎章諄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諄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禦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內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瀎作相也”。
以上事例說明朝臣與皇帝議政時勇於直諫的情形和對皇室的監督。宋代皇帝允許中書、樞密、尚書三省長官對聖旨提出非議。中書省官員在起草皇帝命令時的首要責任就是權衡詔命當否，若“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也就是退回詔命，請重新考慮。這在君權時代並不常見。蘇軾熙寧二年（1069）《上神宗皇帝書》雲：
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長官，風采所係，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皇帝右文納言，必然激發士人狂熱的淑世情懷和直言勇諫的人文正氣。范仲淹是振起此風的代表人物。這位憂國憂民的志士仁人，中進士後初任職事就表現出不顧個人得失的狂直精神。他作《靈鳥賦》禮贊靈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可謂夫子自道。天聖七年（1029），他41歲，任秘閣校理。當時仁宗已成年，而章獻太後仍垂簾聽政，且最忌“還政”的話題。百官皆知利害而不言，獨他以“小臣之狂”而“昧死力言”，兩次上疏直言還政，因遭貶黜。
宋人因直諫而得罪皇帝或權臣，雖被貶謫，卻無死罪，因此還能獲得剛正不阿、忠直敢諫的美譽，一有機會就可能重獲升遷。宋代許多名臣都有這種經歷。范仲淹被貶四年後，章獻太後去世，仁宗親政，範即被召回除右司諫。後來仁宗欲廢郭皇后，不許大臣勸諫。範卻率臺諫十臣伏闕叩門大呼不可，於是立即被貶。此事“駭動中外”。富弼上疏說“仲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批評仁宗“逐忠臣”。兩年後（景祐二年），仁宗再次起用範。呂夷簡畏其直言，命他知開封府，欲以繁務睏之，使他無暇他顧。他還是奮不顧身地幹預朝政。宦官閆文應恃寵弄權，他“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傢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景祐三年，他嚮仁宗上“百官圖”，抨擊宰相呂夷簡用人惟私。呂反斥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將他貶知饒州。此事激起朝臣義憤，紛紛上疏為範鳴不平，甚至請求從坐。歐陽修寫信指責高若訥身為諫官而不敢為正義申辯，“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這次與範一同被貶的有餘靖、尹洙、歐陽修。西京留守推官蔡襄為此寫了《四賢一不肖》詩，稱範、餘、尹、歐為“四賢”，高為“一不肖”。此詩引起都人爭相傳抄，“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範出京時，天章閣待製李紘、集賢校理王質不顧風險為他餞行。有大臣批評王質：“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可見當時朝野人心對狂直之士的推重。像這些敢於堅持正義的狂直之士雖然動輒被貶，但卻能贏得人心和美譽。尤其在宋代的政治環境中，往往還能很快得到重用。皇帝也樂於啓用這類“直臣”、“諫臣”。這就是蘇軾所說“縱有薄責，旋即超升”之意。范仲淹外任僅一年半，就有大臣上疏請皇帝“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不久，被“天下指為狂士”的范仲淹就被重用為參知政事，入朝執政。雖然他領導的新政不到一年就失敗了，他從此離開朝廷，輾轉地方任職，但他憂國憂民的淑世情懷和“有犯無隱”、狂直敢諫的作風，對兩宋士風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宋史》本傳說他“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宋史·忠義傳序》雲：“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稱、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縉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源自孔、孟、屈原的“狂者進取”精神與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開明政治相互激勵，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於淑世理想、勇於直言進諫的“狂者”群體。上舉范仲淹發動十位臺諫官叩門伏闕進諫，就是群體行為。緊步其後的歐陽修知諫院時期，又形成了以歐陽為中心的狂諫群體。
史稱歐陽修“為人質直宏廓，見義敢為。機阱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睏蹇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韓琦為他作《祭文》稱：“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聰，顔有必犯，闕無不縫。”又韓作《墓志銘》言其早年知諫院時，“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辯，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歐陽修歷仕41年，數因言事被貶。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賢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後果而為之的。那時他29歲，衹是小小的館閣校勘，人微位卑，本與範、呂之爭無涉，卻情願自投羅網。慶歷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為貶官外任，仍冒死上《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為因“新政”被貶的范仲淹等人辨護，批評皇帝遠賢臣，用姦邪，並自明心志曰：“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幹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省察”。
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說為忠”。“自歐陽子”之說有所不確，但歐陽修開風振氣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南宋朝廷軟弱，卻亦不乏忠義狂直之臣。國難當前，士大夫進取之心盡傾於抗敵復國之理想，以忠義之心而狂直忠諫者，前赴後繼。如戰亂中砥柱中流的李綱、宗澤、趙鼎，皆有狂直之名。
孝宗朝名臣張栻，“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發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孝宗嘗言伏節死主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言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顔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前後奏對忤上旨雖多，而上每念之未嘗加怒”。名儒周必大，官至將相，立朝剛直敢言。孝宗曾對他說：“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光宗朝中書捨人樓鑰“持論堅正”，“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捨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
南宋最有名的“狂人”可推鬍銓、陳亮。鬍銓是高宗朝進士。紹興八年（1138）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樞密院編修官任上，因宰相秦檜與金議和，遂憤然上疏千言，痛斥主和人物秦檜、孫近、王倫，言其可斬之罪。奏疏最後曰“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之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秦檜立即以“狂妄兇悖”的罪名把他遠謫嶺南，此後又一貶再貶。凡為他申辯或表示同情者亦難幸免。二十多年後，孝宗即位，他纔重新入朝為官，仍然直言好諫。
陳亮是思想傢、文學家。他恃纔傲物，以平民身份執着地進言幹政。25歲時應禮部試落第，次年上《中興五論》，抨擊朝廷苟安政策，力主抗金復國，批評皇帝用人不當，導致士風不振，苟且成風。九年後，他再至臨安，改變名字，連上三書，情辭更加狂直激烈。《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五千餘言，痛“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力陳復國之策。孝宗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群臣，……將擢用之。”由於朝臣阻撓，他不得回音，便憤然連上二書，毫不掩飾忠憤之情，直責皇帝“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縱論朝政，力陳抗金復國之策，並執意要求面君。皇帝和大臣們不想采納他的意見，但繼續不理睬又不體面，就想給他個小官了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搏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險些惹禍。又十年後，46歲的陳亮第三次到臨安上書，被朝臣目為“狂怪”。不屈不撓的陳亮天真地以為如果有個官職，或許可以實現抗金復國的理想。於是在51歲（1193）參加了禮部考試，被光宗擢為狀元，半年後就病逝了。
兩宋史籍對狂直之臣一律予以贊美，這反映了宋代文人在趙宋王朝右文納言的政策感召下，以狂直為美的普遍心態。
三、文化自信和疑古、立言的狂傲
在中國學術史上，漢、宋、清三代最有成就。在思想史上，先秦、魏晉、兩宋是最輝煌的時代。陳寅恪認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為自由”。鄧廣銘也說宋代最高統治者“對於儒釋道三傢無所輕重於其間，對於思想、學術、文學、藝術領域的各個流派，也一概采取寬鬆態度”。宋代文人享受並利用這種自由和寬鬆，他們博覽群書，通經達古而不盲從，蓄多積厚而不拘泥，敢於懷疑經典，標新立異，在思想和學術方面也表現出一種進取和創新精神，並且卓有建樹。
柳開（948──1001）是宋初最早反對駢文，倡導古文的人。然而他的用意主要不在文學，而在於振興儒傢道統。這位性情上的狂人在學術思想上也是狂者。他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他以此“道”自任，自號“東郊野”、“補亡先生”，是韓愈以下三百年來“當仁不讓”的第一人；著述可比司馬遷、班固“二傢之良者”。後來索性認為孟、荀、揚、韓衹不過是“聖人之徒”，倒不如幹脆“取六經為式”，直接以先師為法，從而“正百傢之失，廓堯舜之正途，張周孔之至、管晏之儔、霸者之佐”。瀋括《夢溪筆談》9載：“柳開好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簾下，凡千軸，載以獨輪車……欲以此駭衆取名”。這位狂者雖然在思想上建樹不多，但他充滿自信的傳道精神卻頗可說明宋代學人的狂傲氣概。
宋學有疑傳派、疑經派。范仲淹是疑傳派的發軔者。他在天聖五年執掌南京應天府學並兼管應天書院時“四方從學者輻輳”。他在講解六經時，“病註說之亂六經”，著《易義》、《易兼三材賦》等若幹文章探討《易》學，表現出不盲從古人的自立精神。這是宋人疑傳的開始。他的門人孫復師承其學，也“不惑傳註，不為麯說以亂經”，成為宋學疑傳派的首席代表。受范氏學術思想影響的人不止孫復。據《宋元學案》3《高平學案》所列，范氏周圍有一個幾乎囊括當時名儒的學術群：富弼、張方平、張載、石介、李覯、劉牧、呂希哲及范氏純仁、純祐、純禮、純粹四兄弟是高平門人；鬍瑗、孫復、周敦頤是高平講友；韓琦、歐陽修是高平同調。這是宋代思想文化自立進程中的第一個學術群體。
歐陽修是疑經派的開風氣者。他認為“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自秦漢以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他對《詩經》的毛傳鄭箋曾有懷疑：“先儒註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為《詩本義》，所更正百餘篇”。清代學者對此感到驚訝：“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歐”。
歐陽修因疑傳進而疑經，認為自秦焚書，“六經於是中絶。漢興蓋久而後出，其散亂磨滅，既失其傳。然後諸儒因得措其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怪妄之尤甚者……偽說之亂經也”。他作《易童子問》，斷定《易經》中有後人偽作。
清人對歐陽修疑經决不贊成，陳澧《跋歐陽文忠公集》即批評歐陽修之多疑：“如歐陽子之說，六經真可焚矣”。
宋代經學疑古之風在歐陽修這裏全面形成了。其後如王安石、蘇軾、程頤等人疑《尚書》，至南宋朱熹乃斷《古文尚書》為偽書。南宋永嘉學派葉適作《習學記言》，對傳世的先秦典籍提出了許多疑問。疑古之風波及科場，有“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可見兩宋疑古思潮之浩大。
宋人治經學多從《易》始，蓋因《易》本筮書，其意晦澀不定，具有廣泛的可解釋性，這很適合宋人喜歡自由發揮的作風。現存宋人《易》學著述60人69種。《四庫全書》所收歷代《易》類著作158種，附錄8種，其中宋人56種。此數字略可說明宋人治《易》的熱情。宋人治《易》不重前人傳註。不論象數派、義理派，都從《易》中發掘可為己用的思想資料，用以建構自己的理論體係。或者通過解《易》來發揮自己的思想。周敦頤、邵雍是象數派的代表，他們開創了以圖表解《易》的門徑，從而建構自己的哲學體係，表達自己對宇宙、人生的思考和心得。這是頗有膽識、信心和勇氣的創舉。義理派的代表人物程頤則專講義理而不講象數。他所謂理，包括精神本體、事物規律、道德標準等含義。他也是通過解《易》來闡述自己的哲學體係。這當然也是一種創造性的思想活動。又如司馬光之《易說》“大都不襲先儒舊說”，也是闡釋義理以切實用的。蘇軾《東坡易傳》“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麯譬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唯暢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
從宋人治《易》約略可見其在思想、學術上狂傲自信、勇於創新的進取精神。這種精神被張載表述為“為天地立志，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精神促成了北宋中後期和南宋前半學術思想的兩度繁榮。北宋自範、鬍、孫、歐、李興疑古思潮，又有王安石新學風行一時，濂（周敦頤）、洛（邵雍、二程）、關（張載）、蜀（三蘇）諸派烽起而程氏理學蔚成大觀。南宋前期半個世紀左右文化再度繁榮，學術上有閩學學派（朱熹）、湖湘學派（張軾）、金華學派（呂祖謙）、象山學派（陸九淵）、永嘉學派（葉適）、永康學派（陳亮）等，或對立，或互補，各有建樹。
與此相關，希聖希賢也是宋代思想傢普遍的志嚮。王安石《憶昨詩示諸外弟》雲：“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饑……欲與稷契遐相希”，這是他少年心志。嘉祐元年，已經步入中年的王安石初次拜會歐陽修時，歐《贈王介甫》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語。他在《奉酬永叔見贈》詩中說“他日若能窺孟子，此身何敢望韓公”。曾有人據此譏諷他狂妄，認為他不以韓愈為然，一心比孟。這或許不無道理。他平生志趣的確主要不在文學，而首先是淑世和立言。他頒行“三經新義”倡導新學，“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晚年作《字說》，以意解字。這些都被當時和後世許多人視為狂妄。張載的弟弟張戩有一次當面說他：“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相傳王安石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之語，雖出處不明，但與他生平思想之狂傲自負基本一致。蘇軾奉詔所撰《王安石贈太傅製》，曾“網羅六藝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傢之陳跡，作斯新人”之語評論其治學精神。
宋代理學家中許多人都懷有立言傳世，成聖成賢的理想。在他們心目中，孔、孟之後已無聖人。“孔、孟之後，其心不傳”。他們要“為去聖繼絶學”，就是要把孔孟之後斷絶了的聖賢之學說、事業接續下去，成就一番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比肩的思想。周敦儒明確提出聖人可學而至的觀點。二程十四、五歲便學做聖人。程頤為程顥作墓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其實這也是程頤的自信和自負。張載也有“學必如聖人而後已”的心志。朱熹認為自己就是聖人，他曾以身示教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功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朱熹一生以聖人自期，他說：“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個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年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那麽程子之後呢？“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他以天下國傢為己任，不論在不在朝堂都要“謀其政”，一生上書進言十幾次，不怕惹怒皇帝，執着地布道。但對官職又常“有所不為”。他很贊成人要有點狂狷之氣：“人有些狂狷方可望聖人。思狂狷尚可為，若鄉願則無說矣。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陸九淵的學說曾被當代某位學者稱為“虛誕的自我誇大狂的哲學”。這固然是“唯心”──“唯物”兩極對立時代的說法，不過陸學中確有狂傲之氣。陸九淵認為聖人與平常人之心是一樣的：“某之心，吾友之心，上下千百載聖賢之心……亦衹如此”。基於此，他提出了驚世駭俗的“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六經皆我註腳”、之論。在兩宋學術思想史上“六經註我”正是一種頗為普遍的精神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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