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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 》 國史十六講 》
1-早期中華文明的輝煌
樊樹志 Fan Shuzhi
第二講 早期中華文明的輝煌
解讀“封建”的本意
――兼論“公社”、“井田”及其影響周朝建立以後，為了穩定新徵服的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封建”。所謂“封建”，其本意是“封邦建國”、“封建親戚”。周朝一共“封建”了七十一國，其中少數是異姓諸侯，多數是周王室的同姓（姬姓）諸侯，目的是“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用同姓諸侯構築一道屏障，來捍衛周天子的中央權威。
這就是當時所謂“封建”。
歐洲中世紀有“feudal system”或“feudalism”，近代日本學者在翻譯時，藉用周朝的“封建”一詞，譯作封建制度、封建主義。於是“封建”的含義發生了異化，現今人們習以為常地說“封建社會”時，已經不再是“封建”的本意了。如果認真加以比較，與歐洲的feudalism時代相似的，是周朝建立以後的四五個世紀。秦朝以後的中國，很難說是feudalism時代。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在論述“國體”時，把中國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一）部落時代，（二）封建時代，（三）郡縣時代。他認為，秦以後，由封建時代進入郡縣時代，此後雖然出現了“封建的四次反動”，但都是失敗的嘗試。這種立論，顯然是從“封建”的本意出發的。
“封邦建國”既是鞏固和擴大周朝統治的手段，又是貴族內部權力和財産再分配的方式。雖然以姬姓貴族為主，在封建的七十一國之中姬姓占有五十三個之多，但是為了穩定大局，也封建了十八個異姓諸侯。一方面是為了安撫這些有功或有傳統勢力的異姓貴族，另一方面是為了利用異姓諸侯作為姬姓諸侯的屏障，控製戎狄蠻夷部落，擴大周朝的統治區域。
既然“封建”是權力和財産的再分配，它必須符合“禮”的規範。周天子的封建諸侯有一套隆重的“策命禮”，以顯示天子（即王）與諸侯邦國的聯繫。在太廟進行的策命禮儀，首先由周天子（即周王）嚮諸侯授予册封文書，然後由主管國土和人民的大臣嚮諸侯“授土”、“授民”，意味着把一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給了諸侯，周天子通過諸侯對那些地區實行間接的統治。周天子有權對諸侯邦國進行巡狩、賞罰；諸侯國有義務嚮周天子述職，並嚮周天子繳納貢賦；當諸侯邦國受到外來侵略或發生內訌時，周天子要給予保護或調解。
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再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給卿、大夫，叫做“立傢”。這樣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狀的封建體製：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就天子與姬姓諸侯這一體係而言，封建與宗法有着密切關係。周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國王），又是天下同姓（姬姓）的大宗。政治上的共主與血緣上的大宗，緊密結合，成為“封建”的精髓。
政治與血緣的結合，看似牢不可破，其實不然。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給諸侯叫做“建國”，諸侯授土授民給卿、大夫叫做“立傢”，因此對於士、庶民而言，就有“國”與“傢”的對立，他們把自己的宗族稱為“傢”，衹知效忠於“傢”，而不知效忠於“國”。這種離心力，是封建制度的致命弱點，導致分裂割據，與中央分庭抗禮。春秋戰國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封建的本質是分地分民，與它相聯繫的，必然是一種領主式的土地關係，具體表現為農村公社與井田。
西周時的“邑”、“裏”，就是農村公社。邑、裏奉祀社神的地方稱為“社”，於是乎邑、裏也稱為“社”。它們又與井田相關聯，《周禮》說：“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表明農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製。
農村公社的特點，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産，共同消費。根據民族學家的調查，20世紀初的西雙版納傣族中還保留着農村公社的遺存，與遠古時期的情況極為相似。從《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據後人的追述，農村公社的氣息是相當濃厚的。由儒傢倫理培育出來的政治傢、思想傢，對它推崇備至，奉為理想主義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孟子生活的時代，農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經分崩離析，這使他耿耿於懷。所以當一些國君嚮他徵求治國方略時，他總是說，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經界始”，也就是說，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復農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關於井田制度有這樣的描述：“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傢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農田劃分成為棋盤狀，每傢農民必須優先共同耕種“公田”，然後纔可以耕種自傢的“私田”。由於每傢農民擁有同等數量的“私田”，所以過着沒有貧富分化的和諧生活。
領主土地關係的特徵，是農奴無償地替領主代耕公田，然後纔可以把自己那塊份地（私田）上的收穫歸於己有。這種方式當時叫做“藉”或“助”。《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氏、�Y梁、公羊三傢的註釋都說，在此之前沒有“稅畝”（徵收土地稅）這種方式，而是“藉而不稅”。所謂“藉”，就是“藉民力而耕公田”。由於�渲址絞接�來愈不適應生産力的發展，周宣王即位以後，宣佈“不藉千畝”，“初稅畝”這種新的方式取而代之。井田製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後來商鞅變法，廢除井田製，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
後世儒傢學者鑒於土地私有造成的貧富分化，對已經消失的農村公社充滿嚮往、羨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傳何氏解詁》、韓嬰《韓詩外傳》對公社有許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組織生産之外，還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體主義互助習尚，“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這種田園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於儒傢學者對農村公社與井田制度的理想主義回憶。
這種理想主義與秦漢以來的小農經濟形成鮮明的對照。小農經濟是以土地私有為前提的，必然伴隨土地買賣、兼併，以及貧富兩極分化。首先發難的是儒傢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深為不滿，認為這是商鞅廢除井田制度留下的後遺癥。解决這一社會問題的藥方，就是恢復井田制度。鑒於井田制度一時難以恢復，他提出一個折中主義的方案――“限田”，目的在於“塞兼併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過一定數量，貧窮者不至於沒有土地。在土地可以買賣的時代，“限田”不過是儒傢的平均主義理想而已，根本無法操作，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帶有農業社會主義色彩的改革，重彈董仲舒的老調，再次顯示了儒傢那種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政治的致命傷。他頒布的“王田令”，是以贊美早已退出歷史舞臺的公社與井田為出發點的，主張取消土地私有製，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後按照《周禮》的井田制度模式，實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這種看似很“革命”的主張，其實是歷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歸國有，禁止土地買賣，是企圖以國傢行政手段嚮經濟發號施令，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因此遭到全社會的一致反對。連農民也不買帳，這是為什麽？因為農民是小私有者，他們不願意自己的私有田産成為“國有”。王莽的“托古改製”以徹底失敗而告終，並未使後世的政治傢引以為戒。
有宋一代，小農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伴隨而來的兼併盛行，貧富分化加劇。不少著名的政治傢、思想傢以為是“田製不立”的結果。於是乎，恢復井田制度的議論如沉渣泛起一般，幾乎連綿不斷。即使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傢”的王安石，對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與宋神宗議政時，建議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稅法”，似乎是這一主張的第一步。看來王安石與王莽是頗有一些共鳴之處的。新儒學大師朱熹也不見得高明，也主張恢復井田制度。他說：“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所謂“田盡歸官”，就是實行土地國有；所謂“索性火急做”，就是不要停留於口頭議論，要雷厲風行地實施。
為什麽人們的改革思路始終離不開井田制度，公社的幽靈如此難以擺脫？實在值得深思。
到了近代，“三農”問題尖銳化，上述思路再一次以高水平的形式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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