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考 》 歷史的經驗   》 上編      南懷瑾 Na Huaijin 　　話題 　　“歷史的經驗”這個題目，是貴會負責人出的，大得無可比擬。若想要就這個題目研究，同時可走幾種路綫：一個是應用的方面，怎樣用得上歷史的經驗。一個是純粹的推論，研究學理的一方面，這是歷史學家的事。現在大學中的歷史係、歷史研究所，大概嚮這一方面走，偏重研究學理，不大講應用。我們在這裏所講的性質，是要偏重於講應用的。 　　歷史的經驗，如果我們以邏輯的立場來看，這個題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為歷史的本身就是經驗。如果我們以學術的觀點看歷史，所謂歷史，全部不過是兩個問題：一個人的問題，一個事的問題。歷史的記載，不外人與事。從人的方面來講，大概又分兩個方向來立論，拿舊的觀念說：一個是經，一個是權。經是大原則，不能變動，權又叫作權變，就是運用的方法。從事的方面來講，西方文化現在是二十世紀，衹有兩千年，但在中國來說，已經上下五千年了，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現代與古代的不同，假使我們對歷史有真的瞭解，就沒有什麽不同了。“風月無今古，情懷自淺深。”宇宙沒有什麽過去、現在、未來的太多不同，它永遠是這樣的太陽、這樣的月亮、這樣的風、這樣的雨，衹是人的思想觀念上感受不同，發生了情感、思想上不同的形態，我們中國人用文學來表達，就成了這樣的詩句。古人主張多讀書，就是在於吸收歷史上許多經驗。 　　今日我們講“歷史的經驗”這個課程，應該嚮哪一方面講？這就要先有一個立場了。應該先問問我們今日工作上、業務上需要的是什麽？就在這個觀點去找歷史的經驗，這是一個立場。假如我們是在大學裏，從學術的立場去看歷史的經驗，又是另外一個講法。因此，今日我們以應用的立場來講歷史的經驗就相當的復雜了。當商量决定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覺得好玩，就一口答應下來。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了“童心未渦”，始終貪玩。等到真正臨講以前，一個星期以來心情非常沉重，因為沒有東西可講；這是一個創新的課程，國內外各大學，還沒有這樣一門課程，無成規可循。其次包括的資料太多，假使編一本書，一定很有趣，編得現代化一點，銷路一定不壞。但沒有這個準備和時間，它的範圍牽涉到二十五史內外許多學問，什麽都用得上，這是第一個精神上感到負擔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這個立場來講這個題目，責任上有一個很重的負擔，這裏要講的“歷史的經驗”，實際上就是講“謀略”，看到現在學校裏專講“謀略學”的，我覺得很有趣的，七十二變、三十六計都拿出來了，還有人專門寫這類的書。但我覺得講“謀略學”必須要嚴格的負責，因為“謀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沒有善惡，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確是害人的。我們受舊文化的影響很深，因果的觀念根深抵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聽了以後，用來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別人，自己好像就會背上很大的因果責任，良心上很難受，所以覺得負擔很重。 　　神謀鬼謀 　　真講“謀略學”，要先有幾個方面的認識，以前講《論語》時曾提到過，中國文化大致分為君道、臣道和師道。君道是領導的哲學與藝術，臣道也包括了領導的藝術，不過，比較有承上接下的哲學與藝術；至於師道又另當別論。可是說到師道，我們中國文化歷史上有句成語，在曾子這本書中，曾經提出一個原則：“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們的歷史經驗，“用師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稱之為尚父，這稱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當然不是現代所說幹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對尊長一輩的人，才能稱呼的。歷史上列舉湯用伊尹，周文王用呂望（姜太公），都是用師，就是領導人非常謙虛，找一個“師”來“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於齊桓公用管仲，漢高租用陳平、張良之流，劉備用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於“用徒者亡”，是指專用服從的、聽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會失敗的。這是曾子體察古今的歷史經驗，而後據以說明歷史興衰成敗的大原則，由此可知師道也很難講。 　　春秋多權謀 　　那麽我們對於謀略學，該怎樣講法？走什麽樣的路綫呢？我們先看謀略的本身。講到“謀略”兩個字，大體上大傢很容易瞭解。假使研究中國文化，古代的書上有幾個名詞要註意的，如縱橫之術、勾距之術、長短之術，都是謀略的別名。古代用謀略的人稱謀士或策士，專門出計策，就是拿出辦法來。而縱橫也好，勾距也好，長短也好，策士也好，謀略也好，統統都屬於陰謀之術，以前有人所說的什麽“陰謀”、“陽謀”，並不相幹，反正都是謀略，不要把古代陰謀的陰，和“陰險”相聯起來，它的內涵，不完全是這個意思。所謂陰的，是靜的，暗的，出之於無形的，看不見的。記載這些謀略方面最多的，是些什麽書呢？實際上《春秋左傳》就是很好的謀略書，不過它的性質不同。所以我們要研究這一方面的東西，尤其是和現代國際問題有關的，就該把《戰國策》、《左傳》、《史記》這幾本書讀通了，將觀念變成現代化，自然就懂得了。現在再告訴大傢一個捷路：把司馬遷所著《史記》的每一篇後面的結論，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來，這其間就有很多謀略的大原則，不過他並不完全偏重於謀略，同時還註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人的基本原則。 　　研究這幾本書的謀略，其中有個區別。像《戰國策》這本書是漢代劉嚮著的，他集中了當時以及古代關於謀略方面的東西，性質完全偏重於謀略，可以說完全是記載智謀權術之學的。這本書經過幾千年的抄寫刻板，有許多字句遺漏了，同時其中有許多是當時的方言，所以這本書的古文比較難讀懂。左丘明著的《左傳》，如果從謀略的觀點看這本書，它的性質又不同，它有個主旨——以道德仁義作標準，違反了這個標準的都被刷下去，事實上對歷史的評斷也被刷下去了。所以雖然是一本謀略的書，但比較註重於經——大原則。至於《史記》這一本書，包括的內容就多了。譬如我們手裏這本《素書》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資料——《留侯世傢》，就是張良的傳記，我想大傢一定讀過的，這是司馬遷在《史記》上為張良所寫的傳記。如果仔細研究這一篇傳記，就可自這一篇當中，瞭解到略謀的大原則，以及張良作人、做事的大原則，包括了君道、臣道與師道的精神。 　　正反相生 　　（《長短經》——反經） 　　反經在領導哲學的思想上很重要，我們看過去很多的著作。乃至近七、八十年來的著作，都不大作正面的寫法。所以，我們今日對於一些反面的東西，不能不註意。 　　反經的“反”字，意思就是說，天地間的事情，都是相對的，沒有絶對的。沒有絶對的善，也沒有絶對的惡；沒有絶對的是，也沒有絶對的非。這個原理，在中國文化中，過去大傢都避免談，大部分人都沒有去研究它。這種思想源流，在我們中國文化裏很早就有，是根據《易經》來的，《易經》的八卦，大傢都曉得，如“三”是坤卦，它代表宇宙大現象的大地，“三”乾卦，它代表宇宙大現象的天體，兩個卦重起來，“囗”為天地“否”卦，否是壞的意思，倒黴了是否，又有所謂“否極泰來”，倒黴極點，就又轉好了。但是，如果我們倒過來看這個卦，就不是“囗”這個現象，而變成了“囗”地天“泰”卦，就是好的意思。《易經》對於這樣的卦就叫作綜卦，也就是反對卦，每一個卦，都有正對反對的卦象。（其實《易經》的“變”是不止這一個法則，這都叫卦變。） 　　這就說明天地間的人情、事情、物象，沒有一個絶對固定不變的。在我的立場看，大傢是這樣一個鏡頭，在大傢的方向看，我這裏又是另外一個鏡頭。因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隨時隨地都在變，立場不同，觀念就兩樣。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壞。歸納起來，有陰就一定有陽，有陽一定有陰。陰與陽在哪裏？當陰的時候，陽的成分一定涵在陰的當中，當陽的時候，陰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陽的裏面。當我們做一件事情，好的時候，壞的因素已經種因在好的裏面。譬如一個人春風得意，得意就忘形，失敗的種子已經開始種下去了2當一個人失敗時，所謂失敗是成功之母，未來新的成功種子，已經在失敗中萌芽了，重要的在於能不能把握住成敗的時間機會與空間形勢。 　　我們在就反經之前，提起卦象，是說明人類文化在最原始的時代，還沒有文字的發明，就有這些圖像、重疊的圖案。這種圖案就已經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原理：宇宙間的事沒有絶對的，而且根據時間、空間換位，隨時都在變，都在反對，衹是我們的古人，對於反面的東西不大肯講，少數智慧高的人都知而不言。衹有老子提出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福禍沒有絶對的，這雖然是中國文化一個很高深的慧學修養，但也導致中華民族一個很壞的結果。（這也是正反的相對。）因為把人生的道理徹底看通，也就不想動了。所以我提醒一些年輕人對於《易經》、唯識學這些東西不要深入。我告訴他們，學通了這些東西，對於人生就不要看了。萬一要學，衹可學成半吊子，千萬不要學通，學到半吊子的程度，那就趣味無窮，而且覺得自己很偉大，自以為懂得很多。如果學通了，就沒有味道了。（一笑。）所以學《易經》還是不學通的好，學通了等於廢人，一件事情還沒有動就知道了結果，還幹嘛去做！譬如預先知道下樓可能跌一跤，那下這個樓就太沒道理了。《易經》上對人生宇宙，衹用四個現象概括：吉、兇、悔、吝，沒有第五個。吉是好。兇是壞。悔是半壞、不太壞、倒黴。吝是閉塞、阻凝、走不通。《周易·係傳》有句話，“吉兇悔吝，生乎動者也。”告訴我們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的道理盡在其中了。人生衹有吉兇兩個原則。悔吝是偏於兇的。那麽吉兇哪裏來？事情的好壞哪裏來？由行動當中來的，不動當然沒有好壞，在動的當中，好的成分有四分之一，壞的成分有四分之三，逃不出這個規則，如鄉下人的老話，蓋房子三年忙，請客一天忙，討個老婆一輩子忙，任何一動，好的成分衹有一點點。 　　這些原理知道了，反經的道理就大概可以知道。可是中國過去的讀書人，對於反經的道理是避而不講的。我們當年受教育，這種書是不準看的，連《戰國策》都不準多讀，小說更不準看，認為讀這方面的書會學壞了。如果有人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大人們會認為這孩子大概想造反，因此縱橫傢所著的書，一般人更不敢多看。但從另一觀點來說，一個人應該讓他把道理搞通，以後反而不會做壞人，而會做好人，因為道理通了以後，他會知道，做壞的結果，痛苦的成分占四分之三，做好的，結果麻煩的成分少，計算下來，還是為善最划算。 　　其次所謂反，是任何一件事，沒有絶對的好壞，因此看歷史，看政治制度，看時代的變化，沒有什麽絶對的好壞。就是我們擬一個辦法，處理一個案件，拿出一個法規來，針對目前的毛病，是絶對的好。但經過幾年，甚至經過幾個月以後，就變成了壞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萬事萬物都在變，第一等人曉得要變了，把住機先而領導變；第二等人變來了跟着變；第三等人變都變過了，他還在那裏駡變，其實已經變過去了，而他被時代遺棄而去了。反經的原則就在這裏。 　　古今無定法 　　現在看《長短經》的本文，舉了很多歷史的例子： 　　臣聞三代之亡，非法亡也，禦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陳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尹文子曰：仁、義、禮、樂、名、法、刑、賞。此八者，五帝王王治世之術。 　　這是大原則，這裏列舉中國上古三代的亡去，這個亡不要一定看成亡國的亡，時代過去了，沒有了，都稱亡，如昨天已經過去了。用古文可寫成“昨日亡矣。”這裏的寫法，不能認為昨天亡掉了，亡者無也，是過去了，沒有了的意思。所以三代的成為過去，並不是因為政治上法治有什麽不好而亡的。而是說不管走法傢的路綫、儒傢的路綫或道傢的路綫，一切歷史的創造在於人，如現在講民主，民主是很好，但統禦這個民主制度的，還是在於人，如果人不對，民主制度也會被用壞了。專製也是一個政治制度，是一個“法”，法本身沒有好壞，統禦法的人，領導的人不對，就會弄壞。所以從這裏的論斷來說，民主也好，法治也好，專製也好，獨裁也好，這些都是歷史文化的陳述，都成了過去，實際上做壞做好，還是要靠人。 　　仁、義、禮、樂、名、刑、賞、罰，是中國文化所處處標榜的，可是在反經的縱橫傢看來，儒傢所講的“仁義”，道傢所講的“道德”這些名稱，都不過是政治的一種措施、一種方法而已，他們認為儒傢、道傢標榜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這不過是一種政治方法，有什麽好標榜的！ 　　仁愛的流弊 　　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議曰：在禮，傢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不得過所愛者，惡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惡之也。 　　譬如仁就是愛，普遍地愛大傢，當然是好事。可是愛的反面，就有私心，有愛就有偏私，這裏並舉出，中國古代的禮樂制度，是文化的原則。但傢與國是要分開的，所給某一傢的義務不能普及到全國，給某一傢的鼓勵，也不能普及於全國。在位服務公傢的人，雖然為官大夫，但對公傢的公名公利，絶不能歸於己有。如宋史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了很多人，可是當面總是教訓人，等他死了以後，大傢纔知道自己曾經被他提拔過。當時范仲淹曾經問他，為什麽提拔了而不讓人知道？王旦說，他提拔人，衹是為國傢遴選人才，何必讓被提拔的人來感謝他私人，所謂“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不幹，這是大夫不收公利的例子。 　　接着又舉孔子的話：“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仁愛有一定的範圍，超過了範圍，就變成私了，如果有偏心，他對我好，我就對他仁愛，這是不可以的，衹要偏重仁愛，偏私就會來。自古府主敗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項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仗義的流弊 　　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反義也。議曰：亡身殉國，臨大節而不可奪，此正義也。若趙之虞卿，棄相捐君，以周魏齊之危。信陵無忌，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度，故毛公數無忌曰：於趙剛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得。凡此之類，皆華偽者。 　　義有正反面，如對朋友講義氣，講了的話，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對朋友有義，這個節操品行很好，但是處理不當，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了。而且變成“華偽”，表面上很漂亮，實際上是假的，這就是反義。從歷史的經驗來說，義的正面是國傢有睏難，社會有睏難，為了救社會，為了救國傢，為了幫助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犧牲掉，在最要緊的地方，絶不投降，絶不屈服，這纔是正義，在義的正的一面，便是大義。 　　可是歷史上有許多事情，看起來是講義，實際上都錯了。 　　如戰國時候，趙國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戰國策》，或《史記·虞卿列傳》裏都有記載）。虞卿這個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書——《虞氏春秋》，比呂不韋寫的《呂氏春秋》還要早一點——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平民出身，遊說諸侯，得到趙王的信任當輔相，而在當時國際之間，那麽紊亂的情形，他起碼比現在的基辛格更高明。這個人非常講義氣，他已經當了趙國平原君極為信任的輔相，而他的朋友，魏國的公子魏齊，在魏國出了事情被通緝了，逃到趙國來找他。按當時的魏趙之間的關係，趙國是應該把魏齊送回魏國去的。可是虞卿是趙國的輔相，魏齊以當年未發達時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製的立場，虞卿應該把這件事報告趙玉，把魏齊引渡到魏國去。而虞卿認為如果這樣做太不夠義氣了。魏齊是自己年輕未發達時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國政治上遇到這樣大的睏難，偷偷來投奔，如果把他送回魏國，就太不夠義氣，因此“棄相捐君”，連宰相都不當了，偷偷離開了趙王，帶魏齊一起跑了。這件歷史上的故事，從作人方面來講是難能可貴的，這是講義氣，但對公的大義而言，這種義氣是不對的。 　　信陵君的故事 　　第二件故事，在《古文觀止》上就有錄載，戰國時代魏公子信陵君，是戰國時的四大公子之一，和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先後齊名，都爭相養士。信陵君名無忌，和趙國的平原君是好朋友，平原君有了急難，非要魏國出兵，可是魏王不答應，於是找信陵君，信陵君就把魏玉發兵的印信偷出來——送了一件最名貴的皮大衣給魏王寵愛的妃子，把印信偷出來，發令出動自己國傢的三軍，幫助趙國打垮了敵人。這件事在信陵君來說，對趙國的平原君是夠義氣了，但到底兵符是偷來的，並不是國傢元首發佈的命令，也是不對的。 　　所以對這兩件事的結論是“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節廢”。以歷史上這兩個大名人的故事來講義，他們違背了大義。為朋友可以賣命，犯法就犯法，為朋友是真的盡心盡力了，這種私人的義氣是夠重的，但是這兩個人可不能衹講私人的義氣，因為他們是有公傢職務的人，這樣做違背了職務的守則，是對上不忠實的。”守職奉上”之節也是義，所以從這兩件事上來講，他們實在有虧職守。因此毛公（趙國隱士）就批評信陵君，這樣做，對於趙國雖然有功，而對於他自己的魏國來說，就並不算是合理了。凡這一類的歷史故事，把義做得過頭，反過來了，就容易變成虛偽，都是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講禮的流弊 　　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文帝曰：繁禮飾貌，無益於禮，躬化為可耳，故罷之。郭嘉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者也。夫節苦難貞，故生惰慢也。 　　中國文化最喜歡講禮，禮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禮、有規矩，在公傢或私人的行為上，是比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規矩，行久了，太多了，會出大毛病，會使人偷懶、逃避。和法令一樣，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鑽了。在這一節中提出反禮的歷史事例。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除由叔孫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戰國下來，經過秦始皇到漢代為止，中國文化又被攔腰斬了一刀，沒有好好地建立。叔孫通替漢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沒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現在講到中國的學術思想，都講“漢學”。“漢學”也稱作“經學”，像四書、五經等等，都是在秦始皇的時候，沒有被燒光的，由沒有被殺的讀書人找出來，背出來的，漢時重新建立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四書、五經以及《老子》、《莊子》等等古書，認真考證起來，有的地方是有問題，不一定和當時的原書完全一樣，在漢代重新建立時，有的還是難免背錯了，所以最初文化沒有建立根基。到了漢文帝的時候，學者們建議定禮，可是漢文帝反對。後來到漢武帝的時候，纔建立以儒傢思想為基礎的中國文化係統。當時漢文帝和他的母親，是崇拜道傢老子思想的，那個時候的政治哲學，是主張政簡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盡量地簡化，不主張繁瑣，這是有名的所謂“文景之治”。到了漢文帝的孫子——漢武帝的時候，纔主張用儒傢，兼用法傢的思想，所以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嚴格地看“文景之治”這一段，比較空白，但也比較樸素。漢文帝當時反對定禮，所持的理由是，儒傢的禮太繁了，我們讀《禮記》就知道，他的說法不無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對，還有很多學者和墨子一樣都反對繁文褥節，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禮也是不太贊成。照《禮記》的規矩，真是繁瑣得很。我們現在這樣站，這樣坐都不對的，講話、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點一滴，都要小心謹慎，所以說是繁禮，麻煩得很，討厭得很，專門講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齒，那多痛苦！漢文帝認為這並不是禮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麽多條文，大傢衹要以身作則來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談這個問題。 　　郭嘉論袁紹與曹操 　　另外一個故事，是用曹操的例子。郭嘉是曹操初期最好的參謀長，頭腦並不亞於諸葛亮，可惜年輕就死了。當時曹操想打培袁紹很睏難，袁紹當時是世傢公子，部隊也多，等於軍政大權都掌握在袁紹手裏。曹操力量薄弱，簡直不能和袁紹比。可是當曹操和郭嘉討論當時的戰略時，郭嘉對曹操說，不必擔心袁紹。袁紹一定會失敗的，因為袁紹是公子少爺，世傢公子出身，處處講規矩，到處要擺個架子。而你曹操，不講究這些，體任自然，出來就出來了，該怎麽做就怎麽做，這就會成功。而袁紹處處來個禮儀規矩，文化包袱太重了，擺不掉，一定失敗。你的體任自然的直截了當作風，大傢都願意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條件。 　　因為處處要人守禮，要人講節義，這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要人壓製自己，每一個人講修養；要求每個人都是聖賢，有學問，有道德，守住這種貞節是很睏難的。即使每個人都講禮，都守規矩，這樣習慣了以後，萬事就都沒得進步了。換句話說，文化學術悠久了，沒有精進，也不行。 　　樂樂的流弊 　　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樂也。《樂書》曰：鄭衛之音，亂代之音，桑間濮上之者，亡國之音也。故嚴安曰：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彩，教失而偽，偽彩淫泰，非所以範人之道。 　　樂在古代的含義，並不限於音樂，以現代的名詞而言，樂包括了文化與藝術，乃至如歌、舞、音樂等等。這裏說樂本來是好的東西，可以調劑人的性情，是社會文化不可缺少的，但是它的毛病，會使人墮落。我們看歷史，一個國傢富強了，文化鼎盛，藝術發達到最高點的時候，也就是這個國傢、民放、社會最墮落的時候，所以樂有反的一面。《樂書》就說，春秋戰國時候，鄭國和衛國的音樂，就是亂世的音樂，《詩經》裏也收集了一點桑間濮上男女偷情的詩歌。我們現在的部分歌詞，以古代對音樂的觀點看來，是充滿了桑間濮上之音，這是靡靡之音，所以極需要把它淨化。因此引用嚴安的批評說：“佳麗珍怪”，如現代的各種選美，就是佳麗，珍怪就是希奇古怪的東西拿出來公開、展覽、比賽。社會太安定了，沒有事做，就搞這些事情，好聽、好看、熱鬧。人類社會真的絶對安定，真到了各個生活滿足，那麽整個社會就完了。“養失而泰”，養就包括民生，民生太舒泰了，社會就墮落下去。“樂失而淫”，淫就是過度了。“禮失而彩”，文化精神喪失了，表面好聽好看的東西卻特別多。文化不是衹靠歌舞戲劇就可以宣傳得好的。如戲劇裏演出來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該是正確的，可是一些孩子看了，專去學戲裏壞的動作那一部分，這後果可嚴重。“教失而偽”，提倡教育是好的，教育的偏差，結果知識越豐富的人，作假越厲害。養樂禮教都對，但每一事都有反的一面，“偽彩淫泰，非所以範人之道”。要求社會上每個人都一定走上一個軌道，是做不到的，所以講領導哲學，為政之難，目的在矯正，如矯正得過度了一點，結果發生的偏差就很厲害了。 　　名器的流弊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議曰：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聖人明禮製以序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然漢高見秦皇威儀之盛，乃嘆曰：大丈夫當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經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信矣哉。 　　名，是很好的，給人傢名譽，這是好事，如現在的表揚好人好事，絶對沒有錯，但是也會使人生矜篡的念頭，就是傲慢、篡奪的念頭，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國的古禮，名稱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製很嚴格，階級不同，穿的顔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揚有德，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車服，顯示得那麽威風，而漢高祖和項羽，當時看了秦始皇的那種威儀以後，漢高祖心裏面就起了“大丈夫當如是乎！”的念頭，項羽更直截了當起了“取而代之”的念頭，名位就有這樣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話：“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人的本質差了，就提倡禮，但是有了禮，制度規範是很好，可也是倡亂的開始。從漢高、項羽看了秦始皇的威儀所起的念頭就件事，老子的這句話是可信的了。 　　重法製的流弊 　　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議曰：《道德經》雲：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賈誼雲：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又云：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少匕乖分也。 　　這是講法治的道理，每個人處處規矩，每人都有他的守則或範圍，本來很好，可是毛病也出在這裏，正如《道德經》上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一個社會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令規定越繁，空隙漏洞毛病愈大，歷史上秦始皇的法令那麽嚴密，還是有人起來革命。漢高祖一打進鹹陽，把秦始皇的法令全部廢了，約法三章，衹有三項法令：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很簡單的三條，老百姓就服了他，所以賈誼也說，法令越嚴密，犯法的人也越多起來，有的人要做壞事之前，先去找法令的漏洞做根據，做出來的壞事就變成合法的，法律不能製裁他。法規定了，有時反而容易作假，真正會犯法的人，都是懂法的，法令對這種人毫無辦法，這就是乖分。 　　刑賞的流弊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次暴。——反刑也。 　　刑與法不同，刑是殺人，或拘留人，是處罰人，給人精神上、肉體上一種痛苦的處罰。這是以刑樹威、遏阻那些不守法的人。但是執行的人，會濫用刑法來欺負別人，有時好人也會受到刑法懲罰的痛苦，這便是刑的反作用。 　　賞者，所以勸怎能，亦所以生鄙爭。——反賞也。 　　有功奬勵，本來是好事，但奬勵也會産生卑鄙的競爭。得奬的人，與沒有得奬的人，常常會爭功、爭賞，而爭得很鄙俗，所以行賞也有好有壞。 　　學識的流弊 　　文子曰：聖人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反書也。文子曰：察於刀筆之跡者，即不知理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即不知廟勝之權。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塚。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苦？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歲頁)（音許穢反），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中珠。由此言之，詩禮乃盜資也。 　　文子說，上古時的人，造了文字，有了知識。為什麽作了書，要教人懂得文字？文字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有知識、懂事。使笨的人思想能夠開發，不要忘記過去的錯誤，聰明的人知識學問高了以後，能夠懂事。可是相反的，等到知識越廣博，作姦犯科，作假的本事也越大，懂了文字，有了知識以後，犯法的也許就是這些人，而且有理論，講得出道理來，有罪的人他可以說成沒有罪，好人可就受害了。最著名的，如清代小說中的四大惡訟師，以一個字之差，就可以變更一個人有罪或無罪，由此可見一個當公務員的，手裏玩筆桿的，有時候真厲害，真可怕，儘管現代是新式公文，還是要小心，不能隨便用字，有時候一個字的關係都非常大。老一輩的人常說“一字人公門，九牛拖不出。”可見其嚴重，這就是文字效用相反的效果。 　　文子更進一步說，有些人做幕僚出身，專門在文字上挑剔的，筆比刀還厲害。在公文上是完全辦對了，也符合法令，可是這件公文出門以後，會造成社會的紊亂，會使人造反。所以會辦公文的人，不一定懂得政治，等於學軍事會打仗的人，不知道國傢的整個政策和戰略一樣，所以“察於刀筆之跡者，即不知理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即不知廟勝之權。”這兩句話是名言，要特別註意的。 　　盜竊死人以自豪 　　下面是舉的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又舉出莊子來了，莊子是很會挖苦人的，這個故事記載在《莊子》的外篇裏面，這個故事很妙，他說讀書人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在挖開死人的墳墓，偷死人的東西據為己有，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把死人墳墓裏的東西挖來，當成自己的，在這裏吹。這個故事說，老師帶了學生，去挖前輩一個讀書人的墳墓，挖了一整夜了，老師站在旁邊問道：天都快要亮了，你挖得怎樣，拿到了東西沒有？學生說：已經挖開了，看見了死人，不過不好意思脫他身上的衣服，可是他的嘴裏含着一顆寶珠，這顆寶珠一定要挖出來纔行（我們今天所講的，都是古人吐出的口水，我們將這些殘餘的唾沫拿來，加一點化學作用，就變成自己的學識在這裏吹，這就叫做學問，也就是莊子所說死人口裏的寶珠）。老師一聽見學生說死人嘴裏有珠，就說這有道理，古人說的，緑油油的麥子，要生長在曠野的山坡上，人生也要在活着的時候，顯現出現實的美麗來，可是墳墓裏的這個傢夥，生前那麽慳吝，嚮他請教他都不說，死了嘴裏卻還含了一顆寶珠，快把他的珠子拿來！可是，小子得小心地偷，你先把他的頭髮抓住。壓開他下巴的兩邊，然後用鐵釘撐開他的嘴。慢慢張開他的牙關，他的屍骸骨頭弄壞了沒有關係，可是他嘴裏那顆寶珠，千萬要小心拿來，不要毀損。 　　這是莊子在駡人。試看各種文章，裏面“孔子日”就把孔子嘴裏的珠掏出來了，“柏拉圖說”就把柏拉圖嘴裏的珠掏出來了，都是偷死人嘴裏的寶珠。讀書人都是這樣教學生，這樣說起來，知識毫無用處，越有知識的人，越會做小偷。還有，自己有一肚子好學問，著一本書，流傳千古，還不是又被後代的人偷去。沒有學問還沒有人來偷，如果嘴裏含一顆寶珠，死了以後，棺材還被人挖出來。暴君就專搞這一套。 　　這故事把天下讀書人都駡盡了，但是也使我們懂了一個人生的道理——一切的努力，都是為別人作準備。 　　福利社會的事 　　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戒不虞。及其表也，馳騁弋獵，以奪人時。——反囿也。齊宣王見文王囿大，人以為小，問於孟子。孟子曰：周文王為睏，方七十裏，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裏，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夫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反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妨事務。夫為臺榭，將以教人利也，不聞其以匱乏也。 　　中國古代的睏，是帝王宮廷所造的大花園。造睏的第一個宗旨，奉宗廟社稷，把祖宗的牌位擺在裏面，作為國傢的象徵。另外一個宗旨，是“簡士卒”訓練部隊，以戒備國傢的不時之虞，防止隨時隨地意想不到的變亂事故。這本來是好的。可是國傢到了鼎盛的時候，這種戒備的心理鬆弛了，失去了警覺性，練兵的操場，變成了運動場，最後還被敵人占領去了。這就是造囿的反效果，所以天下事都有正的一面和反的一面。 　　孟子講故事 　　在歷史上也有睏的故事，齊宣王看見以前文王的囿大，可是一般人還以為太小了，就問孟子這是什麽道理？這一段讀過《孟子》的都知道。中國上古周朝的時代，雖然是皇帝的專製政體，他修的囿，是與民同樂的公園，到春秋戰國以後，就沒有公園了，變成皇帝私人玩賞的地方。我們中國現在的公園興起，老實說是近百年來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而歷史上我國在周代以前的文化，本來就有公園，所以盂子告訴齊宣王，造公園與民同樂、同利益，大傢自然會認為方圓七十裏的公園還太小了。他同時對齊宣王說，聽說你修的囿，方圓衹有四十裏，裏面養了許多動物，小羊、小鹿之類，如果老百姓打獵殺了小鹿，你就要把打獵的人抓來，如同懲罰殺人犯一樣抵罪。所以老百姓會討厭，因為你衹是私人的享受，何必修那麽大的花園。 　　楚靈王的故事 　　另一個歷史故事，楚國的靈王修章華臺，伍子胥的祖父伍舉反對，他對楚靈王提出意見說，照中國文化的道理，我們的大建設，修建大廣場，是講軍事，為訓練部隊用，建築高臺是研究天文用的。可是儘管國傢需要這樣大的建設，還是有四個條件，就是第一不能占用老百姓用來種田的土地；第二這項建築的經費，不傷害到國傢的財政；第三對於工程，雇用老百姓來做，並不妨礙到公私的事情；第四在時間上，絶不在農忙的期間動工。所以一個國傢偉大的建設，是教人有利於社會，這樣國傢進行的偉大建設，不但不會招惹民怨，甚至都將成為百姓感戴頌揚的對象了，就不會發生國傢財政上有所匱乏的問題了。 　　我們現代是以民主政治為基礎，尤其近幾十年來的政治觀念，當然到了最進步的時候，而在古帝王時代，就有這許多毛病，這都是討論古代政府在建設方面的反效果給予我們歷史教訓的經驗。 　　尚賢的流弊 　　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人懷德。至於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反賢也。太公謂文王曰：君好聽世俗之所舉者，或以非賢為賢，或以非智為智，君以世俗之所舉者為賢智，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賢，是以世亂愈甚。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君以官舉人，案名察實，選纔考能，則得賢之道。古語曰：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也。 　　在諸子百傢中，墨子主張賢人的政治，“尚賢”、“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歷史上的政治哲學思想，都是聖賢的政治哲學。現在這裏的反賢，並不是反對聖賢政治，而是說太過分了，太偏重了，就會出問題。正如孔子說的“矯枉過正”，矯枉到超過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賢也是一樣，原文“上賢”的“上”與“尚”通，就是重視的意思。在尚賢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會的教育文化到最高的水準，社會安定，沒有犯罪的人，所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這是中國政治的大原則，最終的結果，就是“澤施於人，萬人懷德”八個字，使全民得到這種政治所産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講賢人在職，賢能與不賢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很難分別，如果走偏了，好人與壞人往往也會結成一黨。比如歷史上很有名的黨禍，在漢、宋兩代都很嚴重，宋代乃至有一度立了黨人碑，連司馬光、歐陽修，這一班歷史上公認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黨人碑上，幾乎要殺頭坐牢的！而我們現代從歷史上來看宋代的黨禍，雙方都不是壞人，這兩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領袖王安石，歷史上說他如何如何壞，其實也說不出他什麽壞的事實，衹是說他的政策不對，當時實行得不對，但是我們政治上的許多東西，如保甲鄰里制度，就是他當時的這一套制度，他的收稅原則也沒有錯。王安石本人，既不貪污，又不枉法，自己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領口上爬，爬到衣領上去，被宋神宗看見，都笑了。三餐吃飯，都衹吃面前的一盤，一則是因為近視，看不見對面的菜，更重要的是從來不求美食，對於物質的生活，沒有什麽過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他形成了那麽大的朋黨，衹是政治意見不相投，而成為很嚴重的問題。朋黨則比周，同一政治意見的人，會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薦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關係，結果就廢公趨私，變成一個大私的集團，內外挾製，而被壞人利用這個團體，把好人當招牌，安安穩穩坐在上面，替壞人做了傀儡。這就成了賢人政治的反面。 　　姜太公論派係問題 　　接下來引用姜太公對文王的建議，作為這個道理的伸論。姜太公告訴周文王，如果完全聽信社會上一般人的推舉，社會上都說某甲好，就認為某甲好。但社會的這種輿論，不一定有標準，因為群衆有時候是盲從的（古代是如此，現在用在民主政治，更要註意）。有時候非賢為賢，並不是真正賢人，因為社會關係多，製造他變成一個賢人的樣子，乃至於並不是大智大纔的人，也會被社會製造成智者的樣子。如果根據社會上這種輿論，領導人便公認這樣就是了不起的人，以為就是賢人，就有問題。相反地，對於世俗一般人認為不對的，也跟着大傢認為這人就是不對的話，那麽擁有多數群衆的就能進身，群衆少的就會被斥退。於是一班壞人可利用這種機會，彼此結合，遮蔽了賢者之路。因此世亂愈來愈甚了。這也就是說，無論古今中外，人相處在一起，自然就會結黨，派係就出來，所以姜太公提出這個意見。 　　文王問他：我專用賢人，這就好了吧？姜太公答覆文王：做領導人的要公平，人與人之間，兩三個人在一起，派係就出來了，所以不能怪他有派係。人的社會就是如此，主要在於領導人的公平，將與相，文的武的，制度職務處理得好，在職務上，為政治的需要而找人才。“以官舉人”這句話不要輕易放過。看懂了人事，再回過頭來看歷史，幾十年前出來做事的，哪有現在的睏難？那時有什麽考試？衹要找到關係，寫一封介紹信，沒有缺額，也因人而設官。而政治上軌道的時代，則以官舉人，真需要人辦事，職務確定了，纔找適當的人才，絶不因人情的關係，而另外設一個官。要規規矩矩，不可以亂來。我們看周代八百年初期的政治，確是“案名察實”，腳踏實地，用人絶不講人情，選他的才幹，考察能力，所以這裏的“賢”是實用的人才，稍有不同於四書中，孔孟所講的賢人，這裏的賢包括纔、能、品格在內。這樣纔是獲得有才能、好品格人才的方法。最後引用三句古話：“重朋黨則蔽主，爭名利則害友，務欲速則失德。”這三句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小自個人的修養，大至政治的修養，都要特別註意。一個時代，如果派係傾軋，衹以小圈子利益為主，互相朋黨，則蒙蔽了領導人，重視了權利、地位的名義和利益，有時就會傷天害理，害了好朋友。萬事不可求速效，辦一件事若要馬上得到效果，為了趕成績，就傷害到別人，傷害到職務，乃至擴大傷害到國傢社會，就出了大毛病。 　　不能善用所長的五反 　　《韓詩外傳》曰：夫士有五反，有勢奠貴不以愛人行義理，而反以暴傲。——反貴也。古語曰：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貴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達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梅福田：存人所以自立也，重人所以自塞也。 　　傢富厚，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反富也。 　　資勇悍，不以衛上攻城，而反以侵凌私鬥。——反勇也。凡將帥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使仁德守之則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計教，而反以事姦飾非。——反智慧也。說苑曰：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 　　貌美好，不以統朝莅人，而反以蠱女從欲。——反貌也。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 　　這裏是講士的五反，古代的所謂士，以現在來勉強解釋，包括了一切知識分子，不過一說知識分子，很容易誤為限於讀書人，其實不然，無論文的武的都稱為士。 　　這裏提到古書的《韓詩外傳》裏一段文章：一個人有五反，貴、富、勇、智、貌等五種相反的一面。 　　有些人，有了勢力，地位高了，譬如一個人窮小子出身，到了尊貴的時候，本來應愛護別人，愛護朋友，但是他反而不愛護別人，也不愛護朋友，而且做事不照義理，反而驕傲起來，脾氣也暴躁起來，這是反貴——第一反，就是說人沒有把握永遠不變的，看別人，看歷史，看社會，乃至看自己，都沒有把握不變。現在自己可憐兮兮的，還很自我欣賞，說不定到達了某一個位置，觀念就整個變了。所以要在富貴功名，或貧窮下賤，饑寒困苦都永遠不變，保持一貫精神的做法，是很難做到的。但有勢尊貴以後，反轉來不愛人，不行義理，反而變得暴傲，這就是貴的反面。 　　這裏又引用中國古人的老話，“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等三句，乍看之下，好像不可能，但從經驗中體會事實就是如此。有錢的人，在他富有的時候，還能夠幫助別人也富有，這樣廣結善緣，得道多助，自己想窮一點都做不到。一般人想，錢越多越好，有誰會希望自己窮的，這就要看個人的人生經驗了。人到了有錢、有地位時，若想下來一點，卻做不到。有些人運氣好，追隨到一個了不起的人，一步步富貴上去，想下來做一個老百姓卻不可得，能夠幫忙別人發達，提拔別人的人，自己想退休不幹，也辦不到。所以梅福（漢朝人，後來成了神仙，寧波四明山，就是他歸隱成仙的地方。）說：幫忙人傢，結果還是幫忙了自己，阻別人路的人，最後還是把自己的路塞了。 　　這一段話，仔細去思想，多處去體會就發現意義很深，把前面的古語和梅福的話，對照起來，就可以瞭解。這些話，並不像其他的書標榜因果的道理，而衹是說人的心地要忠厚。 　　…… 　　第二個是富的反面。本來，一個人有了錢財，應該幫助人傢，幫助親戚朋友，乃至整個社會的貧人。可是，有的富厚之傢，不但沒有幫助別人，做社會福利、公益事業，反而因家庭的富厚，侈奢無度，這是富的不好，因此有時富貴反而害了人。 　　…… 　　第三是武勇的反面。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軍人，保衛國傢，而結果走錯了路，如現代青年，當太保流氓，好勇鬥狠去欺負人，成為私鬥，這是勇的反面。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變成大太保，乃至當強盜土匪。所以領導的人，對於勇的人才處理，國傢社會該怎樣培養他，要很恰當。“將帥輕去就者，不可使鎮邊。”如果一個將帥有勇，而行事不夠慎重的話，就有“輕去就”的傾嚮。因為有勇，所以决策時不免參雜個人的主觀好惡，而忽略了整體大局的考量。這樣的將帥是不適合鎮守邊疆的，應該用有仁德持重的鎮守邊疆，纔可常保邊界的平安。我們再去讀歷史，常常看到某一將領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會把他調回來，當然，也有的調錯了，乃至因而亡國的。如明朝末年，熊廷粥鎮守東北，把滿洲人擋住了，最後皇帝被姦臣蒙蔽利用，把熊廷粥調回來，乃至論死。假如說皇帝混蛋，本來他在宮廷裏長大，對外面事不全懂，實在就無話可說了。但這些職業皇帝也滿聰明的，他從左右大臣那裏聽來的理論，比我們書本上得來的多，公文比我們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幹得好好的將領調回來，也自有他的道理，因為犯了他內心上的妒忌。換什麽人？“使仁德守之則安矣！”換一個大度雍容，有仁德、識大體的人坐守邊疆，不要打起來就好了。讀了這一段，再一想歐美各國的作風，都有他的道理。在我們看來，他們的這種做法全錯了，但不要忘了，我們是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批評，就我們目前的觀點而言。而在他們的立場，衹希望他這一代不亂，安於現實就好了。 　　由這裏知道，書本上的道理到底對或不對，很難評斷，同一個道理，同一個原則，用對了就有益，用錯了就有害，所以知識這個東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個人的運用。 　　…… 　　第四是智惠（“惠”通“慧”）的反面。聰明才智的人，心思靈敏，很有智慧，用之於正，對社會有貢獻，而相反的就是好，做作，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說苑》這部書上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權謀就是手段，手段本身並不是壞的名詞，聖賢講道德，道德也不過是一個手段，仁義也是一個手段，這並不是壞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動機，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門的人，即使用仁義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 　　第五是美貌的反面，用人先看相貌好不好，態度好不好。古今都是如此，距離我們比較近的清朝幾百年歷史，尤其晚清，有一個人一臉麻子，考取了進士，最後廷試，要跟皇帝見一面的時候，本來是狀元，結果因為是麻子，而換了別人。風度好，相貌好，也是件好事，並不是壞事，去做外交官或政治上需要講究儀表的人物，本來很妥當，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搞男女關係，去縱欲，這就是貌的反面。 　　總括說這五個條件，一個人夠稱得上士，具備了某一個條件，但是不能善用其所長，反而把優越的條件變成所短而弄成反面的，還是很多，這就失去了士的原本素質了。 　　姜太公論三明 　　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反明罰也。明察則人擾，人擾則人徙，人徙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怨長，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惡；不知所歸，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晉劉頌曰：凡監司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許在不犯之地，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以治而亂也。 　　這是引用姜太公的話，就明罰、暗察、明賞等三明的反面而談治亂。 　　明罰，是說刑罰，管理得太嚴，動不動就罰。罰得嚴厲，大傢都怕，但不要以為怕就可以嚇住人，老子就提過這個原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人到了某一個時候，並不怕死的，所以過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發生變亂。 　　明察，凡事都對人看得很清楚，調查得很清楚。這就使人感覺到被擾亂、受干涉，為了避免干涉，於是逃避遷走了，不安其處，也容易形成社會的變亂，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國的政治，過去總講厚道，要寬容一點。 　　明賞，動不動就奬勵，這樣好不好？奬勵過頭了也不好，人的欲望不會滿足的，愈來愈不滿足，一不滿足就會發生怨恨了，最後便變成仇敵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對於幹部的統率管理，能夠做到沒有好惡，過太平日子，達到平安兩個字的境界，纔是真正的太平。 　　換句話說，反經告訴我們，任何一個辦法，正反兩端，有如天平一樣：衹要有一端高一點，另一端就低一點，不能平衡，問題就出來了。 　　最後引用晉朝名臣劉頌的話作這五個反面的結論。劉頌說：政府中負有監督責任的人，為什麽衹註意大的地方，而對於一些小的地方不去註意，因為每個人小的過錯，偶然的缺點，或者忘記事情，這是人的常情，在所難免的，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應該將這類事情，列在不可違反的範圍，而糾正處罰他，否則的話，政府機構和社會上，就不會有一個稱得上標準的人了。這樣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為要求得太過分，反而造成了亂源。在一個單位中，領導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沒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個人都和自己一樣，這就不行了，這就是“以治而亂”了。 　　專權與嫉妒 　　晏子曰：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反忠孝也。《呂氏春秋》曰：夫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婦擅夫，衆婦皆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難破傢也，而亂臣不難破國也，是以明君使其臣，並進軸輳，莫得專君焉。 　　忠臣孝子，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標準，但也不能過分，過分就是毛病。所以齊國的名相晏嬰，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經說過，一個好的幹部，固然對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過就變成專權了。就是說一切都要經過這一個幹部，容易形成這個幹部的專權，那就太過分了，兩三個兄弟，都要當孝子，其中一個要特別孝，那麽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製的時候，有幾個太太，其中一個獨擅專房，不能容納別人，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過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呂不韋著的《呂氏春秋》（呂不韋這位秦始皇的父親，原來是做生意的，後來把人傢的國傢都換給自己兒子，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著了一本書《呂氏春秋》，實際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團們，把中國文化中雜傢的學問收集起來編著的。書成以後公佈，有誰能更改其中的一個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賞千金，公佈了幾個月，也沒有人去改一個字，這固然是呂不韋的地位太高了，大傢不敢去改，而事實上這部書是有內容的，我主張大傢要讀。它也是中國雜傢之學的大成，雜傢可不一定是壞的，正的反的，好的壞的，包羅萬象，叫作雜學）書中說宇宙萬物滋生靠陰陽，它生長了高麗參可以補人，也生長了毒草可以害人，並不偏嚮衹生長一類。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這就是天地無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當領袖的人，萬民之主，不能為了一個人而偏私，申子（戰國時韓國人，名不害，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申子，為法傢之祖）也說，一個女人獨占了丈夫，在多委製的時代，其他的太太，一定發生搗亂的行為。家庭如此，國傢也如此，一個臣子“專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於部都被遮蓋了，所以專寵的太太，很容易破傢，而專君之臣容易破國。所以一個高明的領導人，對於部下，不能衹偏愛一人，偏聽一個人的意見，也不專權任用一個人，凡事大傢一起來，像古代車輪的支桿，一起都動，於是就不會有專君的現象了。 　　文武兼資論 　　韓子曰：儒者以文亂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吳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訓。故臨敵而不進，無違於恭。僵屍而哀之，無及於仁矣。《鈴經》曰：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任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徵伐。 　　這裏引用韓非子的話，我們知道韓非子是法傢，他以法傢的立場，以法傢的觀點，認為儒傢、道傢以及其他各傢，對社會人群，都沒有貢獻，一定要法治的社會纔對，所以他有這兩句名言，“儒以文亂法，快以武犯禁。”知識分子，讀書人（儒在這裏不是專指儒傢）學問又好，又會寫文章，文章寫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會辯論，於是以文學知識，擾亂了法令。講俠義的人，動輒老子拳頭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壓平了，所以重武俠的人，專門破壞了法令，因之法傢看起來，文武兩方面都不對，都是不守法，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辭。 　　這裏引用幾個人的話。曹操說：一個國傢，專門依靠武力的，最後弄到自己亡國滅種。看到現代史上，二次大戰，當年的德國、日本，都是“恃武者滅”。專門好文的，最後也是亡國，不註重軍事國防，如吳王夫差，魯國的偃王，都是衹提倡文化，不註重國防的，而最後敗亡，這是“恃文者亡”。吳起的兵法上所以說，上古時候承桑氏（即窮桑氏）這個國傢的皇帝，治理國政，專門講道德，廢棄了武功，結果是亡國，又如夏朝的有扈，則專門講究武功，好勇，結果也是亡國，因此文武兩事不能偏廢，高明的領導人，看到了這個道理，就一定以“內修文德，外治武訓”八個字作政治的最高原則。軍事國防是不能缺少的，文化是國內的政治中心，對外要註重國防，隨時準備作戰，敵人不敢打進來，自己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國的忠烈；激勵人民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損害於仁德。 　　《鈐經》（即《素書》，又名《玉鈐經》）上說，文武兼備。不但國傢如此，個人也是一樣，中外歷史上，真正的大將，都是文武兼備，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衹是戰將，不是大將。文武兼闕的，也就是文武都不夠的，不可徵伐，不能做大將。 　　人與牛的故事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也。）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康也。匡衡雲：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人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人興行；寬柔惠和，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化成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人，此其本也。 　　這與廉潔或貪污有關，廉與不廉，這中間很難分辨，這裏就舉中國文化的歷史故事：孔子的學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個落水的人生命，這個落水的人，是一個獨子，他傢裏非常感謝，謝了他一頭牛。子路非常高興地接受了這頭牛，大概殺來墩牛肉給老師吃（一笑）。面孔子對於這件事奬勵子路，說子路做得對，這個風氣提倡得好，將來魯國的人，都願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這樣很好嘛！子貢比子路有錢，當然，子貢的個性也不同，依魯國的法令，當時的奴隸制度，贖人回去，奴主應該收贖金的，可是子貢不收贖金，孔子責備子貢做得不對。這兩件事，子路收了別人的紅包，孔子說他收得對，提倡好的風氣是勸德，而子貢這樣做應該也沒有錯，他謙讓嘛，自己有錢，不收人傢的錢。可是這樣一來，就使別人不敢隨便贖人了，所以有時候做好事很難。由這個道理看起來，人應該廉潔，不苟取，一點都不要，這是對的，當然，不可以提倡貪污，不過有些時候，像子貢的不受金於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來，不然就會收到廉而過清的反效果。 　　匡衡論政風 　　漢朝的匡衡（匡衡上疏是歷史上有名的故事，漢武帝是非常英明的皇帝，而匡衡這個年輕的讀書人，當時提了好幾個報告，指出漢武帝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這要更改，那要更改，漢武帝非常重視。）就說：孔子說過以禮讓治國很難得。孔子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中央政府，是天下的中心，對下面的風氣，有很重大的影響作用，如果在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幹部，彼此之間都很禮貌，很有風度，影響到下面的社會，就不會彼此紛爭：上面的人好仁樂施，下面的人就不會粗暴犯上；上面的人提倡節義，有高度的節操，下面的社會風氣，則會跟着好轉過來；上面寬厚柔和，下面彼此就有愛心。這四點，就是英明的領導人用不着以威嚴來下命令，而以自己的行為，使政治風氣好轉，下面就自然會受到感化。什麽理由呢？因為在中央政府中的大臣們，如果意見不同，講話時吵得臉紅，於是影響到下面，就發展為打架了。上面的人如果喜歡獨斷獨行，影響到下面的人一點都不謙讓。上面如果有剋勝爭功的風氣，下面的人就會産生傷害別人的心理，上面的人好利，到了下面就變成偷了。這是說上位者的作風，就是政治風氣的根本。 　　更上一層樓的道理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亂代，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傢（六親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國傢昏亂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反志也。京房論議，與石顯有隙，及京房被黜為魏郡太守，憂懼上書曰：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小志，未可謂大忠，何者？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寧那，唯陛下毋使臣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由此而觀之，夫正先之所謂忠，乃促秦禍，忠何益哉？ 　　慎到是戰國時一位道傢的人物，這裏是他論忠的一段話，忠孝過分了就是毛病。他說：任何一個時代，並不希望出一兩個特別的忠臣。標榜忠臣固然是對的，但我曾說過，少講文天祥這班忠臣，聽了令人泄氣。文天祥並沒有錯，應該標榜，但是要大傢都做文天祥，對嗎？文天祥那個時代是沒有結果的啊！我們為什麽不提倡漢朝、唐朝、宋朝、明朝開國時候的那些大臣呢？我們衹是欣賞忠臣，可不想忠臣的那個時代背景如何？那個背景是很慘痛的。所以慎子說：忠臣並不能救亂世，這個道理在哪裏？如堯、舜、禹三代，是了不起的聖人，而舜的父母都很壞，可不能認定這一對老頭子、老太婆絶不會生好兒子，他們生了一個聖賢的兒子——舜。堯是聖人，但他的兒子很壞。桀是夏朝最壞的皇帝，他下面有不少忠臣，而他在歷史上的過錯卻是那麽大，所以孝子不生慈父之傢，家庭好了，父慈子孝，那裏會特別顯出孝行來呢？老子說的“六親不和有孝慈”，家庭有了變故的，纔顯示出孩子的孝行來，我們可不希望家庭有問題。再看國傢，嶽飛是了不起的忠臣，可是我們並不希望有嶽飛那樣忠臣的結果。嶽飛如果生在好的時代，處在好的領導人，好的同事之間，不過是一個賢貞的大臣而已，老子說“國傢昏亂有忠臣”，我們衹希望有嶽飛這樣一個堅貞的大臣，可不希望國傢昏亂。 　　一個單位有好幹部，也是因為有壞幹部比較，纔顯示出來的。因此，一個英明的領導人懂了這個道理，他領導部下，要求部下，忠是要忠，可是要在職務範圍以內盡忠，不要超過職務範圍以外。講到這裏，就得引述歷史的例子來作證明了：大傢都知道嶽飛是忠臣，嶽飛的冤枉那還了得，其實秦檜也未嘗沒有冤枉，雖然嶽飛是秦檜害死的，而事實上秦檜也是奉命承旨纔這麽做的。因為宋高宗已經對嶽飛不滿，嶽飛犯的錯誤就是忠過職了，第一他的口號，“直搗黃竜，迎回二聖。”試想高宗對這口號是什麽味道？直搗黃竜可以，但是要把二聖接回來，高宗這個皇帝還幹不幹呢？嶽飛直搗黃竜就好了，迎不迎二聖，是趙傢的傢務事，就不必去提了。第二個錯誤，嶽飛在前方當統帥，硬要干涉皇帝的傢務事，勸高宗趕快立定太子。嶽飛這些建議真是忠，完全是好意，可是超過了他的職權，使高宗受不了。所以忠不得過職，而有所建議也不要超過職權的範圍以外，不要干涉到別的事。這是過忠的反面。 　　京房的故事 　　接下來再舉出歷史的故事來引證這道理。我們研究歷史，可不是大學裏歷史係的方向。這裏是套了三段。第一是漢朝京房這個人。第二是引用趙高的故事。第三是京房假托學生的話。京房他也是漢朝一個了不起的人。後世研究《易經》的專傢，還沒有能超過他的。他是易學象數的大師，他博通《易經》，但最後是被害而死的。京房學《易經》的老師是焦贛（延壽），是漢易的大師，也是有前知之能的，京房跟他學《易經》的時候，焦贛就斷定了京房這位學生喜歡談論先知，將來會不得好死的，所謂“先知者不祥”。有些人不想求先知，算命、看相、卜筮這些都是先知，能先知的人都不太好。 　　石顯也是漢朝有名的大臣，他和京房兩人在中央政府，政見不同，互相有嫌隙。後來京房垮了，下放出來到外面——魏郡作官，離開中央政府，而石顯還在中央。這一下京房害怕了（由這句話，就可知京房的《易經》還沒有學通，如果學通了《易經》，對於功名富貴，對於人生患難，還會那麽憂愁，那麽學《易經》還有什麽用？這個修養就不夠了，表示他的《易經》還是沒有真正的學通），就上書給皇帝說，我的學生姚平對我說，我衹是對你小忠，還說不上是大忠。他說，這是什麽道理呢？以前秦始皇的時候，趙高用事，有一個名正先的人，反對趙高，而被趙高殺了，從此趙高在政治上的威信建立起來了，而秦二世到後來的亂，也可以說是由正先所促成的。這個話講得多深刻，換言之，秦二世的時候，趙高想要造成自己的政治勢力，被正先看出來了，想在趙高在政治上的力量沒有形成的時候，揭發他的陰謀，可是趙高殺了正先，反而促使趙高建立了政治上的權威，而形成了政治的派係。所以秦之亂，實際上等於正先所促成的，而現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來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聽左右的人亂講，把我當正先一樣殺掉了，那樣，我的學生還會笑我。（京房這些話說得多窩囊，讀歷史讀到這些地方，不免掩捲一嘆，人為什麽把做官看得那麽重要？！）這一段的結語說，由京房所引正先的這個故事看起來，正先揭發了趙高的陰謀，這是對秦始皇的忠了，可是這忠的結果，是自己被殺了，而促成了趙高建立起政治上的黨羽和權力。那麽愚忠有什麽益處，相反的結果更壞。反經就是告訴我們，做任何一件事情。要註意到反面的結果，作人也好，做事也好，尤其是政治上，事先就需要註意到反面的流弊。 　　莊子的著作權被盜 　　莊子曰：將為(月去)篋探囊發匱之盜，為之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扁囗。此代俗之所謂智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匠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囗之不固也，然則嚮之所謂智者，有不為盜積者乎？——反智也，孫子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上面這段書，是莊子的話，或是鬼𠔌子的話，很難確定，但早已見於《莊子》外篇。這一章一般人是避免講的，但是人人都知道。歷史上懂得權謀的人，沒有不知道的，反派的人知道，正派的人也知道，誰都不肯明說，也不大肯講授。 　　《莊子》分“內篇”、“外篇”、“雜篇”。“內篇”是講道，講修道的。中國的道傢很妙，軍事學謀略學等，都出在道傢。雖然內篇是講道，連帶也說到外用，中國文化所謂“內聖外王”之學，外王就是講外用，其實這個名詞不是儒傢的，而是出自《莊子》的觀念。我認為中國一般大儒傢表面上是講孔孟之學，實際上骨子裏都是道傢的思想。外面披了一件孔孟的外衣，但是絶不承認。一般人之不大肯講授《莊子》，和不願意講授《長短經》一樣，學的人如果觀念弄錯了，就可能學得很壞。本身是教人走正路，可是揭開了反的一面給人知道，如現代李宗吾的“厚黑學”，目的是教人不要厚臉皮，不要黑良心，殊不知看了“厚黑學”的人，卻學會了厚黑，變成了厚黑的人，那就很糟了。《莊子》這部書也是這樣。 　　這裏引用《莊子》的話，但據別本《長短經》資料，是鬼𠔌子的話。我們先要對這本《長短經》，有一個基本觀念，瞭解它不是註重考據，而偏重於所引用文句的理論內容。也許他確有所見，是鬼𠔌子的話，也說不定，但在這裏我們不想多去考證。其次《莊子》“內篇”、“外篇”、“雜篇”中，衹有“內篇”真正靠得住是莊子自己的著作，“外篇”就不一定是他的著作，“雜篇”就更靠不住了。但是一般人真正用得着的是“雜篇”。古代的成功人物，多半都熟讀它。在“外篇”、“雜篇”中有許多不是莊子所著。可能是別人寫的，至於是不是鬼𠔌子的，則是一個問題，衹有在《長短經》裏指出是鬼𠔌子說的，這段話是中國文化裏很有名的一段文章。現在譯文已經很多了，他的內容是： 　　做強盜、小偷、扒手的人，是弄壞人傢的皮箱，撬開人傢的櫃子，或從人傢的口袋裏偷東西。於是一般人，為了預防這些人來偷竊，有了財物，都妥當地存放好，放在保險箱、衣櫥這些地方，還要在外面用繩子捆紮起來，打上死結，或者加上鎖，鎖得牢牢的，這是大傢都想得到，都會這麽做的。可是遇到了大強盜的時候，整個皮箱、保險櫃都搬走，這時強盜還唯恐箱子、櫃子鎖得不牢，越鎖得牢，對強盜越方便，越有利，免得零零碎碎，太麻煩。那麽剛纔所說的一般人鎖牢捆好的防盜智慧，不是為自己保護是為強盜保護了，這就是聰明智慧的反作用。同樣的道理，像有一位我教過五六年的外國學生，現在巴黎大學教書的法國女孩子，最近從法國來看我，問起還教不教外國學生，我笑着告訴她已經關門了，因為怕有一天，我們中國學生，必須去巴黎大學，把中國文化學回來。我們在這裏辛辛苦苦整理自己的文化，一旦碰到外國的強盜，連箱子都被他搬去了，就是這個道理。而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朋友的孩子，到外國去學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了。這是就文化方面而言，其他方面很多是這種情形的，譬如政權也是這樣。莊子的文章就是這樣，他說了正面的，可是馬上可以看出反面的東西來。“其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聖人的保存文化，也是為大盜而儲蓄的，因此智慧聰明的反面，也非常可怕。所以《孫子兵法》上也說，作戰時，敵人的裝備越好，對我們越有利，因為一旦把敵人打垮了，裝備也拿過來了，那麽敵人就變成是替我們裝備，所以“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那麽何以知道自己的保護、儲蓄，衹是為大盜而保護、儲蓄呢？歷史上有一件事可以證明。 　　田成子竊齊的故事 　　其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手？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鳴狗之音相聞，罔署之所布，束耨之所刺，方二千餘裏，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間鄉裏者，局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拭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敵誅，十二代而有齊國，則是不獨竊齊國，並與其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手？——反聖怯也。昔叔嚮問齊晏子曰，齊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勿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人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傢量貸，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蜃蛤，弗加於海人三其力，二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踴貴，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人，將焉避之。 　　齊是姜太公的後代，最初姜太公幫助周武王，打下了天下，平定中國，周武王分封諸侯，姜太公被封在齊國，現在山東的東部，在那個時候，齊國土地貧瘠，是沒有人要的地方，周朝對姜太公的酬勞，衹是如此而已。這時姜太公已將近百歲了，衹好去就國，但走在半路上不想去了，碰到旅邸的主人，可能是道傢的隱士，年齡也很大了，看見姜太公一臉頽廢灰心的樣子，於是勸姜太公趕快去接事，並且要好好地做，不能有埋怨的心理。就憑了這一句話，姜太公聽了心裏當然懂，倒黴就倒黴，衹有絶對服從，這纔去就國。姜太公到了這樣窮的地方怎麽辦呢？於是發明了把海水煮成????，並且開礦，進行現代所說開發資源的工作。古代????鐵是經濟上最主要的物資，齊國靠海，出産漁????之利，因此後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成為最富的國傢。 　　現在這裏寫到春秋末期齊國的富強繁榮，漁業農業發達，地方又大，建立國傢的一切政治規章制度，都是依照他們先世的聖人——太公望的做法，一點都不錯。可是不料出了一個大強盜——田成子，齊國後來就亡在田成子手裏，田成子叛變，殺了齊國的皇帝而自稱齊王，偷來了齊國這個國傢，而田成於所偷的，又豈但是齊國，並且把齊國幾百年來，好的政治規章制度，都偷過來用上了。所以歷史上雖然駡田成於是竊國的強盜，但是田成子卻安安穩穩地做了齊王、齊國的大老闆。當他有權勢在手上的時候，國際上一樣地恭維他，一樣地承認他了，到底他還傳了十二代。由這個例子看，田成子不但偷到了齊國，連齊國歷史政治的經驗都偷到了。 　　晏子論權 　　齊國將到末期了，叔嚮問齊國的名宰相晏子，齊國的前途如何？晏子說，這已經是沒落的時代。這裏古文稱季世，因古文以孟、仲、季來代表大中小或先後次序，而最小或最後的又稱叔；古文上的叔世，也就是末世的意思。季世即沒落的時代。這裏晏子是說，齊國已經到了沒落的時代了，走下坡路了，他不能不說齊國要歸陳傢了。這時陳傢是齊國的大夫，特權階級，後來叛變。晏於說，現在齊國的政府對人民不關心，民心都歸順了陳傢。以度量衡這件事來說，齊國的量數，原來分為豆、區、釜、鐘四級，以四升為一豆，依次逢四進位，到釜的時候，則以十釜為一鐘。而陳傢居然創出自己的量製來，從豆到釜不用進四而都加一，成為逢五進位，所以鐘的量在觀念上更大了。他以傢製貸放出去，以公傢的量製收進來，說是用大鬥貸出、小鬥收回的方法，使民心歸服。山貨木材，海産魚????，從産地到市場不另加稅，以利人民。而在齊侯統治下，一般人出三分力量，兩分歸公，衹有一分留作私有。結果公傢的東西多得都朽蛀了，但是負責公務的三老，卻窮到飯都吃不上，整個國傢弄到窮的愈窮，富的愈富。外加齊國刑罰太濫，多有斷腳之刑，斷腳的人太多，形成“履賤踴貴”，普通人穿的鞋子反而不如斷腳者專用的“踴”價格貴。對一般人的痛苦，陳傢卻能安慰救助，所以大傢都喜歡陳傢，所有的人心，都被陳傢騙去了，齊國的禍亂，恐怕難以避免。 　　這裏看到經濟的關係，社會的關係，與政治關係的重要。齊國雖有晏子這樣有纔具、有道德的宰相，但當民心歸嚮陳傢形成後，也是沒有辦法，正如《莊子·(月去)篋》一章中說的，齊國被陳傢這一個扒手給扒掉了，而陳傢的扒竊方法，是由經濟方法嚮收服民心下手的。 　　聖盜同源 　　蹠之徒問於蹠曰：盜亦有道乎？蹠曰：何適其無有道耶？夫安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盜蹠，是代表強盜土匪壞人的代名詞，在古書上常常看到這個名詞，並不是專指某人的專有名詞，而是廣泛的指強盜土匪那一流壞人。我們平常說“盜亦有道”。這句話的由來說出在《莊子》這一段。 　　強盜問他的頭目，當強盜也有道嗎？強盜頭說，當強盜當然有道。天下事情，那裏有沒有道的？當強盜要有當強盜的學問，而已學問也很大，首先在妄意——估計某一處有多少財産，要估計得很正確，這就是最高明——聖也。搶劫、偷竊的時候，別人在後面，自己先進去，這是大有勇氣——勇也。等到搶劫偷盜成功以後，別人先撤退，而自己最後走，有危險自己擔當，這是做強盜頭子要具備的本事——義也。判斷某處可不可以去搶，什麽時候去搶比較有把握，這是大智慧——智也。搶得以後，如《水滸傳》上寫的：大塊分金，大塊吃肉，平均分配——仁也。所以做強盜，也要具備有仁義禮智信的標準，哪有那麽簡單的！像過去大陸上的幫會的黑暗面，就是這樣。從另一角度看，那種作風，比一般社會還爽朗得多，說話算話，一句夠朋友的話，就行了。所以要仁義禮智信具備，才能做強盜頭子，具備了這些條件而做不到強盜頭子的或者有，但是沒有不具備這五個條件而能做強盜頭子的，絶對沒有這個道理。 　　這裏是引《莊子》的一段話，如果看全篇，是很熱鬧、很妙的，其中的一段是說到孔子的身上，內容是魯國的美男子，坐懷不亂的聖人柳下惠，有一個弟弟是強盜頭子，孔子便數說柳下惠為什麽不感化這個弟弟。柳下惠對孔子說，你老先生別提了，我對他沒辦法，你也對他沒辦法。孔子不信，去到柳下惠這位強盜弟弟那裏，不料這個強盜弟弟，先是擺起威風對孔子駡了一頓，接下來又說了一大堆道理，最後對孔子說，趁我現在心情還好，不想殺你，你走吧！孔子一聲不響走了，因為這強盜頭子講的道理都很對，所以這裏引的一段，也是柳下惠的弟弟對孔子說的，而實際上是莊子在諷刺世風的寓言。李宗吾寫《厚黑學》的目的也是這樣的，所以也可以說莊於是厚黑學的祖師爺。相反地來看，即使做一個強盜頭子，都要有仁義禮智信的修養，那麽想要創番事業，做一個領導人，乃至一個工商界的領袖，也應該如此。倘使一個人非常自私，利益都歸自己，損失都算別人的，則不會成功。 　　後漢末，董卓入朝，將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論曰：董卓以尷闞為情，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刳肝昔早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凌奪，尚有盜竊之道焉。 　　這裏又引用另一個歷史故事來作說明了： 　　在後漢末朝，三國開始的時候，董卓在當時是西涼邊疆的一名土匪兼軍閥，毫無紀律，但對於權變詭謀，他都懂，當想要把漢獻帝的位置拿下來的時候，就知道先禮敬人。當時社會上知名的學者，如蔡邕就是他敬重的人，所以著《後漢書》的范晔，為董卓下結論說，董卓那種野蠻的豺狼之性，又遇到漢朝的政權垮臺剝落崩塌的時代，給了他機會，得以蹈藉彝倫，破壞綱常制度，毀壞分裂了中央政府的政權，像董卓這種殘酷得能夠吃人，刳人肝剖人趾的人，就是殺盡了天下的人，也還不夠稱心。但是就連這樣壞的人，對於名氣大的文人學者，卻還懂得故意表演謙虛的一套。就在民國初年，如東北早期的軍閥盧俊異，從關外到了北洋政府的時候，把帶來的大批人參、皮貨，從門房、副房一直到上面的大員，每人一份禮，會議的時候，什麽都不懂，輪到他講話的時候，他衹一拱手說：“我叫盧俊異，初次到北京，樣樣不知道，全靠諸老兄！”可是這個馬販出身的軍閥，就這樣成功了。董卓的“折意縉紳”也就是這個手段，因此他對於漢朝的政權還想慢慢來遲疑凌奪，一點一滴，漸漸抓過手來，把它吞掉。所以不要看董卓是這樣粗魯、好殺人的傢夥，他還懂得盜竊之道，怎樣去偷別人東西的方法。 　　例如蔡邕是當時的名士，學問非常好，董卓特別把他捧起來，因此後來董卓失敗了，被群衆殺死，因人胖脂肪多，被人在肚臍點燈的時候，誰都不敢去收屍。蔡邕是個文人，還是去哭吊，他認為董卓儘管壞，而對自己很好，還是朋友，仍然去吊喪，結果蔡邕也因此被殺了，他的女兒文姬流落到匈奴去，後來纔由曹操接她回來。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蹠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義也。 　　由董卓這種人，對於名土學者，都知道籠絡運用看來，可知“道”——仁義禮智信這個原則，好人想要成功，需要以它做為依據，壞事想要成功，也不可以違反這個原則。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壞人多，就拿社會學、人類學的觀點來看，也是事實，人性壞的多，所以耶穌、釋迦牟尼、老子、孔子，纔要拚命勸人做好，可也有很多人利用宗教靠宗教吃飯的，就是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的道理。知識學問，本來是想教人走上好的路，可是壞的人多了，如一些大土匪，何嘗沒有知識學問？壞人知識多了，為害天下的本事也就更大了。作者的這幾句結論，說得很中肯、很深刻，也很悲痛。文化學問，真是一把刀，刀的本身不一定是壞東西，刀不一定是殺人的，還可以救人，醫生動手術用的又何嘗不是刀，而且還非用不可，刀的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執刀的人，刀是如此，文化、道德、學問也是如此，這是說仁義的反面。 　　議曰：昔仲由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長溝，當止匕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以餉溝者，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為仁義乎？孔子曰：夫禮！天下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傢，過其所愛，是曰侵官。 　　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舉出歷史事實，說明怎樣做法纔是正確的： 　　有一次子路去做邵這個地方的首長，當時魯國的政權掌握在季傢的手裏，限五個月以內，開通一條運河。古代人口少，經濟沒落，季傢這個措施，對老百姓來說，太過苛擾了。而子路的行政區內正管到這件事，為了要鼓勵大傢做工，公傢的經費又不夠，就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薪水貼上，乃至從傢裏弄糧食來，供給大傢吃。孔子聽到了這個消息，馬上派子貢去，把子路做好給工人吃的飯倒掉，把鐵鍋打毀。子路的脾氣，碰到這情形，火可真大了，跑回來跟老師吵架，對孔子說，你天天教我們做好人好事，教我們行仁義，現在我這樣做，你又嫉妒了，又反對我了，還教子貢來搗亂。孔子就說，子路！你不要糊塗，中國的文化、古禮，當了皇帝的人，因為天下都是自己的，便忘憶了自己而愛天下，當了諸侯，就愛自己國傢以內的人民，當了大夫就衹管自己職務以內的事，普通一般人，愛自己的傢人，超過了範圍，雖然是行仁義，也是侵害了別人的權力，所以你做錯了。 　　從歷史上看，一個精明皇帝下面的大臣是很難做的，假如一個大臣，做得很好，做到上下一致愛戴他，擁護他，皇帝衹要問他一句話：“意欲何為？”這大臣就受不了。就如包拯這樣的忠臣，宋仁宗這樣高明的皇帝，有一次包拯建議他册立太子，宋仁宗很不高興地反問一句：“你看我哪一個兒子最好？”意思是你姓包的希望我早死，可以把我兒子中和你有交情的一個捧上來，你包某人可以官做大一點攬權不成？包拯懂了他問這句話中的這些含義，所以立刻跪下來脫了帽子對皇帝說，我做臣子的已經六十幾歲了，也沒有兒子，這個册立太子的建議，不是為了我自己，完全是為了朝廷。宋仁宗這纔笑了。當年孔子就是這個道理，看見子路做出超過範圍的事情來，為子路着急，趕緊教子貢去把他煮好的飯都倒掉。 　　另一個歷史故事： 　　漢武時，河間獻王來朝，造次必於仁義。武帝色然難之，謂曰：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 　　漢武帝的時候，封在河間的獻王，自然也是劉邦的子孫，來朝見漢武帝，穿的衣服很規矩，每一個進退動作，都很得體，很有禮貌，處處都合乎行仁由義的規矩，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莊重威嚴的樣子來。漢武帝見了他以後，態度臉色都變得很難看，心裏有所疑慮妒忌的味道，於是對河間獻王說，湯武當年起來革命，不過是七十裏大的地方開始的，文王開始時候的轄區也不過一百裏方圓，而你現在管的地方，比他們的幅員還更廣大，你好好地幹吧。漢武帝這幾句話，太嚴重了，意思是說，你努力吧，像你這樣做法，有一天造起反來，一定可以推翻我了，至少將來我死了，也可以打垮我的兒子，由你來當這個皇帝了。我們從這類歷史上看來，人類也很可憐，父兄叔侄之間，往往為了權力利害的相爭而相殺。以哲學的觀點去看人性，人實在是毫無價值的，骨肉之間感情非常好的，往往出在貧窮的家庭。一到有富貴權力的衝突，兄弟、姊妹、父子之間都發生問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這在一個哲學家看來，人實在太可怕了，真是六親不認，比禽獸還不如，沒有道理，這就叫做人，人這種動物又有什麽意思？由此可見漢武帝的“王其勉之”這句話心理的反映。 　　河間獻王聽了漢武帝這句話，懂得他話裏的意思，回去以後，就故意吊兒郎當，一天到晚喝酒，聽歌跳舞，表示沒有野心，以行動告訴漢武帝，你可以放心了。 　　由是言之，夫仁義兼濟，必有分乃可。故屍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理。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回信，皆得分而後為成人。由是言之，蹠徒之仁義非其分矣。 　　由子路和河間獻王這種歷史故事來說，要實施仁義愛人，普遍的幫忙別人，愛部下愛團體，也還要知道自己的本分，超出了本分不行。孔子把子路的飯倒了，就是子路的行為超出了本分。孔子這樣做，也是對子路無比的慈愛，是愛護學生如自己的兒子一樣，因為子路這樣一做，他會大得人心，但必然會引起的嫉妒，就非把於路害了不可，這就是教子路不要超過了本分，作人做事就如此之難。所以屍子（屍佼）裏就提到，作人的道理，要守本分，就是我們的老話，現在大多數年輕人是不會深人去體會的。什麽是本分？做領袖的，做父親的，做幹部的，做兒子的，上下長幼、貴賤親疏之間，都要守本分，恰到好處。譬如貧窮了，穿衣服就穿得樸素，就是窮人的樣子，不可擺闊；有錢的人也不必裝窮，所以仁愛要得分，施捨要得分，仗義疏財也要得分，智慧的行為也要得分，講話也要得分，信也要得分，總而言之，作人做事，要曉得自己的本分，要曉得適可而止，這纔算成熟了，否則就是幼稚。由這個道理看起來，雖然上面所說的強盜也講仁義道德，所謂“盜亦有道”，可是在作人的基礎原則上，他是錯誤的。 　　這是中國文化，為西方所沒有的，到今天為止，不論歐洲或美國，還沒有這個文化，專講作人做事要守本分的“哲學”，能夠達到如此深刻的，這些地方就是中國文化的可貴之處。 　　由是言之，夫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忠孝賢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代，非自昭於堯湯之時，非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亂。 　　這裏作全篇的結論了。他說，由上面反復所說的各點來說，孔孟思想所標榜的仁義禮樂，法傢所提倡的名法刑賞，忠孝賢智的行為，文的武的以及偵察謀略等事，每傢的思想，每一種法製，都是天地間的真理，永遠存在那裏，井沒有避開人去隱藏起來。儘管時代變了，而真理還是代代都存在的，不能說時代變了，仁義的真理就不存在，就不是真理了。所以並不是說在三代以前，堯舜的時候，仁義道德就自己主動地出來了，也不是說夏桀、商紂的時候，仁義道德就沒落了，離開了人類社會。問題還是在領導時代的人物們的運用。我們要註意的，這裏衹講用不講體，每一個學問，每一個思想，每一個政策，每一個辦法，運用之妙在於人。如我們桌子上這個茶杯，可以泡茶，固然很好，因喜歡茶而喜歡了茶杯，但同樣的杯裏也可以盛毒藥用來殺人，這茶杯本身沒有好壞，在於如何使用這個杯於，是給人喝茶或給人服毒，用得對的就天下太平，用得不對，就天下大亂。懂了這個道理，就知道一切學問，一切思想，在於用得恰當不恰當，同樣的思想，同樣的學問，用的時間空間不恰當，就變成有害處。 　　孫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猶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美。 　　這裏引孫卿的話作最後結論，古代羿的法製、思想、政策並沒有錯，而這些不錯的辦法還存在的時候，羿在中年就早死了。禹王治水以後稱夏朝，他的文化法製都還存在，但後代也沒有了，而制度、辦法都還是原來的。問題就在這裏，任何法律、思想、體製、政策、主義、法則、本身不能單獨存在，靠人去運用，人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亡掉。 　　最後引用《莊子》的一段寓言論作證。 　　《莊子》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代以氵並氵闢糹光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說吳王。越人有難，吳王使之將。鼕，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氵並氵闢糹光，則其所用之異。故知制度者，代非無也，在用之而已。 　　這是在《莊子》裏很精采的，很有名的典故，古代的大政治傢或大陰謀傢都懂這段故事。《莊子》說：宋國有一傢人，有一個祖傳秘方，能在鼕天裏塗在身上，不生凍瘡，手上皮膚不會裂開來，所以這傢人，憑了這個秘方，世世代代漂布，都不會傷手，因而漂的布又好又快又多。有一個人經過這裏，聽說這傢人有這個秘方，要求以一百金——也許相當於現在一百萬美金的價值，購買這個秘方。後來果然以這個大數目，把秘方買來了，然後到南方去遊說吳王，吳越地在海邊，打仗要練海軍作水戰，他遊說吳王成功，做了吳國的海軍司令，替吳國練兵。到了鼕天，和越國打仗，吳國的海軍塗了他的藥，不怕冷，不生凍瘡，大敗越國，因之立了大功，裂地而封。他就是利用這個百金買來的方子，能夠功成名就以至於封王。莊子說，就是這樣一個不生凍瘡的方於，有的人能夠利用它不生凍瘡，不裂皮膚這一點而封侯拜將，名留萬古。而這一傢人卻衹能用這同一個方子，世世代代替人傢漂布。同樣一個東西，就看人的聰明智慧，怎樣去運用，而得到天壤之別的結果。因此一個人，倒黴了不要怨天尤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想辦法翻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一定可靠，主要在於人的聰明智慧，在於能否善於運用。 　　蘇秦的歷史時代 　　上次討論了張良，現在自《戰國策》上，摘錄有關蘇泰的一段問題來研究。蘇秦與張儀，是中國史上的兩個名人，過去稱他們為說士或說客，所謂遊說之士，意思是說他專門玩嘴巴的。我們今天提出這一篇來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像現在美國的基辛格（美國國務卿，以“穿梭外交”，遊說國際間），我們中國人就稱他為遊說之士，是蘇秦、張儀之流。一個書生用他的嘴巴，憑他的腦筋，擺布整個世界的局勢，在我們過去的歷史卜，最知名的就有蘇秦、張儀兩同學，這是我們都知道的故事。現在我們回轉來再研究蘇秦、張儀的傳記資料，對我們這個時代有很深的啓發，許多道理，都可以在這裏看出來。 　　這裏就牽涉到歷史哲學問題。講歷史哲學，有兩個重要觀點，一個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重演的；一個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進化的，不會反復重演的。但這兩個觀點是可以融會貫通的。歷史的現象，事物的變化，並不一定重演。譬如我們現在穿的西裝，同古代衣服的式樣就不同了；但是大原則，人要穿衣服，則是一樣的。我們知道了歷史的原則是一樣的，所以看到蘇秦這一篇，就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重點來。 　　我們如果是作學術的研究，當然，衹靠這一篇是不夠的。《戰國策》是漢代劉嚮編的，根據歷史的資料，集中起來，編輯成書，名為《戰國策》。古代所指的“策士”就是專講謀略學的人。譬如現在我們因為某一事件，嚮上面提出一個建議，這建議就是“策”。專門以這種計策起傢的，就叫“策士”。另外，像宋代因時勢的需要，改變了考試制度，應考的文章中，必須增加寫一篇策論。這就是看應考人對政治和時事的見解，對國傢大事的認識。到清朝末年，提倡廢除“八股”的時候，一度又主張考試策論。我們知道宋代蘇東坡考中科名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刑賞忠厚之至論》，討論司法上判罪的問題，也即是與政治有關的司法問題。現在我們要看的這篇文章摘自《戰國策》，就是屬於策論這一類的--也可說明《戰國策》一書的完成，是劉嚮當時把戰國時代的許多謀略問題，集中起來，編為一書。 　　從前讀書人對於這本書，有兩種主張：一種是限製年輕人，不許讀這本書。古代的觀念，認為讀了這本書，容易學壞。所以要先讀四書、五經，等讀好了以後再讀，由正經而懂得如何權變。但是另一個觀點，每逢時代亂的時候，便有許多人主張應該多讀《戰國策》，因為時代亂的時候，需要有頭腦的人才，所以讀了《戰國策》，對事物的觀點會不同。但是，研究謀略這一類東西，僅僅是讀《戰國策》還是不夠的，譬如研究蘇秦，就得再讀司馬遷所著《史記》中蘇秦等人的傳記。但那樣還是不夠，最好再能瞭解戰國時候，蘇秦當時所有的歷史情勢。 　　現在，我們僅就《戰國策》中“蘇秦始將連橫”這一篇來研究。所謂“合縱”等於組織一個聯合國。當時泰國是一個新興起來，有強大力量的國傢，蘇秦就把弱小的國傢，聯合起來抗秦，用歷史的觀點來看，蘇秦的“合縱”計，也就是這個組織的建議，是很不錯的，應該的。但是有一點，我們看了全篇以後，首先要認識一個人的動機，因為蘇秦當時的用心，並不是為了天下國傢，而是為了個人出風頭，這是首先我們必須瞭解的。 　　第二點，根據歷史的記載研究，蘇秦當時是一個讀書的年輕人，後世人稱他是鬼𠔌子的學生。關於鬼𠔌子，又是一個可以用來作專題研究的題材了。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鬼𠔌子這個人，另外待考，如在河南有“鬼𠔌”這樣一個地方，不過古代又稱“歸𠔌”，意思是歸隱在這個山𠔌。據說這是道傢的人物，有如張良所遇到的黃石公一樣，是不是確實有這個人；不知道。就是真有這樣一個人，無疑的，學問一定非常好，據說蘇秦便是他的學生。今天講謀略學，所謂撥亂反正的這一套學問，乃至於用在壞的這一方面，搗亂造反的學問，都是出於他--鬼𠔌子。蘇秦當時出來，拿鬼𠔌子的這套學問，遊說諸侯晉見每個國傢的領袖，希望取得功名富貴，實行他自己的思想。 　　第三點要註意的，遊說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風氣，那個時候還沒有建立考試制度，知識分子都靠遊說出來做事的。譬如盂子，一天到晚見這個諸侯，見那個諸侯，也是遊說。各個諸侯雖然尊重他的學問，可是卻不用他。同樣的，後來蘇秦第一次出來遊說，也是完全失敗了，沒有人聽他的。我們看他遊說的內容對不對？完全講的是正道，但是正道當中有歪道。以現代的觀念來說，蘇泰是偏重在軍國主義的思想，主張富國強兵，他舉出歷史上的實例，衹有戰爭纔有辦法，才能夠強盛，才能夠安定。可是秦國並沒有接受，這又是什麽原因？這就是我們讀書要註意的地方。當時的秦國，是秦始皇的祖父輩，天天想統一，想消滅其他大國，可是蘇泰主張用兵，又為什麽不聽從他的意見？這同我們今天的情形一樣，為什麽基辛格提倡以和談代替戰爭，大傢都明知道是毒藥而還是吃下去？為什麽不肯言戰？我們讀歷史，就要懂得這些。懂得歷史就懂得現在，懂得現代也就懂得古代。歷史並不一定重演，但原則是一樣。 　　第四點，再講到蘇秦個人，第一個遊說失敗，弄到回傢的路費都沒有，穿雙破囗鞋，拿衹破箱子，回到傢裏來，嫂嫂不給他飯吃，傢裏的人都看不起他，那種難受，是到了萬分。因此蘇泰重新發憤讀書。所謂懸梁刺股，把頭髮用繩子捆起來，挂在梁上，身旁放一把錐子，等到夜晚讀書打瞌睡時，頭一低，頭髮一扯，醒了。再不行就自己用錐子刺自己的肉，如此鞭策自己用功。據說讀的是《太公兵法》，把太公兵法讀通了，於是再度出來遊說諸侯。這次不再跑到秦國去主張打仗，反而跑到弱小的國傢，等於今日世局中，受人侵略、受人宰割的國傢，由燕國、趙國開始，組織聯合陣綫抗秦，不主張打仗，主要目的在使秦國不敢出兵。他把天下大事、人的心理、政治的心理，戰爭的心理，都摸透了，果然成功了。這一下身佩六國相印，同時當起六個國傢的行政院長，印都挂在身上走，隨時拿來蓋就行了。當時這位聯合國的秘書長，還不比現在的聯合國秘書長，他是有實權的，衹要他說一句話就行了，國與國局勢就受這樣一個書生的擺布，安定了二十多年，這又是一個什麽道理？為什麽他後來主張合縱，大傢會團结？這是矛盾的團结，利害關係的團结，不是道義的團结。為什麽會這樣，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這和現代的情形又是一樣。 　　第五點，到了他個人成功以後，就看出這一班人是衹講手段的，衹求如何達到目的。所以中國文化中講正統文化的，素來對於這些人不大重視，因為他們衹以個人為出發點，而孔孟思想是不以個人為出發點。蘇秦成功以後，自己知道這套手法衹是玩弄玩弄而已，各國君王的頭腦不一定都是豆腐渣做的，不會一直聽他的擺布，衹不過是所拿出來的辦法，正投合了時代的需要，都衹是手段。他也知道這個手段不會長久，他的另外一招就很厲害了。當有一個強大的敵人存在，大傢需要團结起來與它抗衡，這時是做得到。但對秦國封鎖了以後，秦國的軍國主義不能擴張了，結果蘇秦的戲就不能唱了。沒有了敵人，怎麽還能夠玩？ 　　於是他利用機會培養和他學問差不多的好同學張儀，他這培養方法就很高明了。他怎樣培養張儀的？他和張儀的感情原來好得很，而且兩人約定在先，誰先有辦法，誰就幫忙另一人站起來。這時蘇秦佩了六國的相印，張儀還窮得很，去找蘇秦，心想求取一個秘書、科長的位置，還會有什麽問題？蘇秦正在辦公室接見各國大使，忙碌得很，知道張儀來了，教他在外面小工友的小房子裏等候，自己威風得很。到了吃飯的時候，也留張儀吃飯，可是隨便打發他在一個角落裏吃，自己卻和各國貴賓周旋。故意使張儀看見，使張儀難受，用種種方法刺激他，最後告訴張儀目前沒有機會，囑到旅館等候，也不送點錢去，使他受盡冷落凄涼之苦，然後教一個人對張儀說：你是找蘇秦的？同學有什麽用？他已經功成名就，不理你了，你的學問也很好，又何必求他呢？用種種方法挑撥，使張儀恨死了蘇秦，决心非打倒蘇秦不可。到秦國去，你蘇秦搞合縱，我就弄一個專門破合縱的計劃。實際上，蘇秦正需要像張儀這樣的人到秦國去，但是他為什麽不告訴張儀合作唱對臺戲？因為他知道張儀如果不受這樣大的刺激，就發不起狠來，如果說明了，反而搞不好，必須要培養出他如此怨恨的氣憤，硬是要立志做破壞的計劃，兩人才有戲唱。所以後來張儀連橫的計劃成功了，蘇秦派去挑撥張儀到秦國去，始終“臥底”的人，這時纔把真相說出來。實際上張儀到秦國的路費還是蘇秦奉送的，一切都是蘇泰安排的。所以張儀說，我還是沒有跳出這位老同學的手心。並且决定蘇秦還在的一天，秦國就一天不出兵，等蘇秦死了再打。戰國末期，就被這樣兩個書生擺來擺去，擺布了相當長一個時期。現在我們用人才，除了有纔具，有學問，有思想，還非要有道德做基礎不可，沒有真正的道德做基礎，則好頭腦是很可怕的。這是第五個重點。 　　第六個重點，附帶談到有名的故事，當蘇秦第一度遊說失敗，窮了回傢的時候，嫂嫂都不給他吃飯，冷飯都不剩一點，父母兄弟都看不起他。到後來身佩六國相印，要到楚國去的時候，經過自己家乡，他的嫂嫂以及全家人都跪下來迎接，那種恭維真是不得了的，這時蘇秦問他的嫂嫂：“何前倔而後卑也？”這個話也衹有蘇秦纔說得出口。老實說，在中國講究道德修養的人，不會講這樣的話，他卻會爽直痛快當面問他嫂嫂。人性本來也就是這樣，可說他問得很直爽，還不算頂壞的，還沒有故意整她。而嫂嫂答復的話也很簡單明了，她說：“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這是人情之常。古今中外，人類社會，就是這麽一回事。那個時代，哪個時代不講現實？從這裏又可認識人情世故。 　　第七點，蘇泰是怎樣死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他不得好死，最後到了齊國的時候，有人行刺，把他殺死了。他所以到齊國去，是因為在燕國出了私生活方面的緋色故事，和燕王的皇太後發生了關係，被燕王知道了，蘇秦知道靠不住了，很危險。於是說動燕王，要到齊國去纔對燕國有利，燕王明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但也衹有這個辦法送他走最妥當，就讓他去了。結果，齊國的大臣找人行刺他，蘇秦身負重傷，沒有立即死去。而齊王賞識他，大為震怒，下令全國抓兇手，可是抓不到。蘇秦在臨死以前，告訴齊王，衹要宣佈一下蘇秦是個壞蛋，是為燕國來做間諜的，被殺死以後，齊國可以安定，這樣宣佈就可抓到兇手。蘇泰說完這些話就死了。齊王果然照蘇秦的話宣佈，而行刺的兇手出來了，於是齊王把兇手抓來殺了。蘇泰臨死了，還會動腦筋，藉人傢的手替自己報仇，這就是搞謀略的人頭腦的厲害。 　　這是隨便舉出來的七個重點，事實上我們要看的第一篇當中，並不止這七點，還有很多重點，仔細去研究起來，對於古代戰爭地理的觀念、社會發展的觀念、經濟問題的觀念、軍事問題的觀念等等，都足以發人深省。這就是讀書不要被書騙去了，僅瞭解文字，就不是真讀書，我們讀書是要吸收歷史所告訴我們的經驗，由這經驗瞭解很多很多的事，尤其對於今日我們國傢所處的這個世界局面，會有更深人的瞭解。所以我上幾次都建議大傢，多讀《戰國策》、《國語》，不要以為這些是老東西沒有用，實際上這些書非常有用。 　　遠見抵不住現實的短視 　　下面就原文文字，作一下重點解說：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三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鬍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裏，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並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蘇秦說秦惠王，一開始，就指出秦國西、北、南、東四邊的疆界，邊防的形勢。不要以為這是古代的地理，大傢還是要註意。雖然交通情形古今不同，但地理形勢是不會變的。他繼續又說到地理與經濟的關係，一直到“天下之雄國也”。這是說明當時秦國的首都，在現代的陝西西安一帶。我們要註意，那時的陝西又不比現代，經濟的條件、地理的條件、政治的條件，都非常重要。最奇怪的是，我們研究中國戰史，歷史上的大戰爭，幾乎每次都是從秦晉這邊嚮東南打下來的，所謂建領而下，中國的地勢就是這樣，如同屋頂上倒水，一直傾下來，幾乎任何一次大的戰爭都是如此，如果從這一方面去研究，牽涉到的戰史就太多了。比較特殊一點的，衹有元朝稍稍有所不同，蒙古也是由西北高原，但不一直東下，先進康藏的邊境，囊括巴蜀、漢中，另由康、藏，席捲雲南，而經嶺南、兩廣，北上會師湖南、湖北。同時再另由北方出兵，兩邊嚮中原一抱，鉗形的夾持，就把中原抱去了。衹有這一次用的戰略，與歷代的戰略不同。這是一大重點。 　　自“以大王之賢”到“願大王少留意”這一段，要註意的是，戰國時的秦國，想並吞各國，統一天下，並不是秦始皇開始的，秦始皇的祖先早就有這個企圖，尤其是蘇秦對秦惠王說的這段話，就是要他統一天下，並且把泰國的地理條件、經濟條件、人才、軍備等等優越的地方都說出來了。 　　蘇秦受到反教育 　　我們現在註意秦惠王答復蘇秦：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巨。今先生伊然不遠千裏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他沒有接受蘇秦的意見。但不接受有他的幾點理由：一、如同鳥一樣，羽毛還沒有長豐滿，是不可以學飛的。個人作人如此，國傢大事也如此，沒有準備好，飛不起來的。二、“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這個“文章”不是現代在報紙、刊物上寫的文章，這裏的意思是政治文明，包括社會的安定，政治的清明，在古人說是“大文章”。用現代話說，是政治文化的基礎還沒有穩固，不能隨便誅代別人，徵伐別人。三、“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秦惠王所講的這個“道德”，並不是四書五經上所講的道德。在古代，道德是一個政治名稱，意思是聲望、威望。國傢在一般人民，還不能信服的時候，就無法指揮人。四、“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內政還沒有做到很平順、很安定時，就不可以因出兵而勞煩大臣，勞煩國傢的重要幹部。 　　秦惠王舉出了這四點。以現代的觀念看，他是說，據我所知，準備不夠，不能輕舉妄動。自己在國際政治上的聲望不夠，無法去徵伐別個國傢。國內的威望不夠，就不能支使老百姓。內政上還沒有達到最高的修明境界，也不能加重大臣們的職責。所以秦惠王對蘇泰很客氣地說，承蒙你看得起我，那麽遠跑來看我，而“庭教之”。（蘇秦不是秦國人，他是當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東周洛陽人，因此說“庭教之”--到我這裏來指導我，假如有朋友來傢裏看自己，我們寫信也可寫“蒙枉顧而庭教之”。）接着說：“願以異日”，以後再講，輕輕四個字，把蘇秦趕跑了。 　　藥不對癥的言論 　　可是蘇秦並不死心，還是提出他的見解來，這是他最初的思想，然這時的蘇秦還不成熟，可是已經很會說話。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代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代囗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代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代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 　　他一開始就說“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我早想到你不會采用我的意思。他被拒了，還賴在那裏，接着他就舉出歷史上許多的故事來。為了充實自己理論的內容，他引用了許多上占史，而這些歷史，都證明天下是打來的。由黃帝開始，一次戰爭勝利，就成功了，乃至最後由王道談到霸道，例引“齊桓公任戰而伯天下”，靠戰爭稱霸，領導了天下。然後說，有歷史的證據在這裏，沒有一個國傢不是靠戰爭而統一天下的，這就是蘇秦的主張，以現代的另一角度來看，這就是黷武精神、侵略主義或好戰思想，沒有實力的強權就不會成功的。蘇秦繼續又說： 　　“古者使車毅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康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與戰場。” 　　這一段文字，四個字一句，後來就演變成中國一種文體--驕體文--四六句，幾千年來一直都用這種文體，簡單明了，而包括的內容又很多。每句裏都有很多的東西。試從這段中隨便抽出一句來看，例如“舌弊耳聾，不見成功。”這八個字，就是今天美國基辛格這一套的政策，嘴裏叫和平，你基辛格叫死了都沒得用。所以我們多看自己的歷史，現代的這些事情在過去的歷史都有過了，道理很清楚，所以蘇泰說，到了後來“廢文任武”，光靠文化的政治，在國際間做不到，沒有辦法，衹好靠戰爭來解决問題，於是“厚養死士”，培養敢死的人。 　　接着這幾句話要註意。 　　“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王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我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事於下。” 　　他說衹是講理論沒得用，非戰爭不可，為什麽？任何人都想坐在傢裏利益就來了，不打仗而領土越來越擴充，乃至古代的三皇、五帝、五伯以及所有的明主賢君，都希望能夠做到這樣，不經打仗，衹要內政修明，就有人來投降。但這衹是理想，用道德的政治來感化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後不得已，都是用戰爭。 　　下面是蘇秦所提的重點。這個重點對不對呢？說句老實話，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國傢，任何一個歷史，都是如此，衹是表面上不講出兵而已。任何一個和平，沒有一個堅強的武力在後面支持，都站不住的。所以講軍事哲學思想，蘇秦的話就是：和平衹有在強有力的情形下才能談的，否則談不到。這就是他的“寬則兩軍相攻”到“民服於下”一段話中的“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八個字。一個國傢，對外有強有力的武力支持，對內再講求內政的修明，這時你講道德，人傢就都聽你的了；如果對外的兵力不強，再講道德也沒有用。 　　“今欲並天不，凌萬乘，詘敵國，製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忄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瀋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最後，蘇泰在這裏刺激秦惠王，等於在駡他。蘇秦說，根據這些歷史的經驗，任何國傢，想統一天下都非兵不可。蘇秦當然不好意思直接駡秦惠王，他說現在一般國傢的嗣主們，都不懂這些大道理，都在那裏忄昏、亂、迷、惑，沉溺在言語辯論上，空談理論，所以推論起來，我看你秦惠王也是做不到的。意思說是說秦惠王也和他們一樣的草包。 　　蘇秦開始出來，遊說秦惠王十次，駡也好，捧也好，終歸此路不通。結果都失敗了，老實說，這個時候蘇秦的主張對不對？沒有一點是錯的，但是高明不高明？很笨！因為秦惠王智覆他的話已經講到底了。意思是說，你這些道理我秦惠王全知道，但時機還沒有成熟，還不到時候就不能打。所以蘇秦這時到底還是一個書生。從這裏我們又想到漢文帝時候的賈誼，他的一篇文章《過秦論》，大傢應該都念過的，內容是講漢初中國的地理環境，與政治、軍事都有關係。他為什麽寫這篇文章，那時正是漢文帝時代政治最安定的時候，賈誼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學問很好，很有眼光，他已經看到天下將要亂了，漢文帝擬的幾個政策有問題。他的看法並沒有錯，很對的，所以他嚮漢文帝提出這個建議，漢文帝也很服他。但後來賈誼還是不得志，死於湖南的長沙，所以後人又稱他為賈長沙。歷代的文人知識分子不得意，都用賈誼來比擬，尤其李商隱詠他的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是賈誼提出建議以後，文帝夜半起來忽然想到賈誼，就召見他，還特別在前面擺好一個位置等他來，表示看重他。可是當兩人面對面談話時，漢文帝卻衹問他人死後究竟有沒有靈魂的問題，所以後來歷代的文人都為賈誼叫屈，這首詩最後兩名就是對漢文帝不滿的，對一個這樣大的才人，“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半夜裏把他找來，這樣尊重他，卻不問天下國傢大事，反而討論宗教哲學的問題了。多可憐！其實這首詩也是書呆子的話，漢文帝不跟他談鬼神又能談什麽？賈誼的這些意見漢文帝早就知道了。漢文帝的心裏是認為你這個年輕的書生，意見完全對，可是時機還沒有到！賈誼的智慧到底不行，眼光還不夠。所以李商隱替他抱冤屈，還是書生之見。我的看法，漢文帝對他不問鬼神又能問什麽？漢文帝不能對他說時機還沒有成熟啊！ 　　人情千古重多金 　　上面所提出來當時的時代趨勢，有許多大原則，是和今日的國際局勢差不多，甚至可以說完全相同。衹是社會的形態、政治的型態，以及其結構不同而已。現在說到蘇秦本人。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滕履囗，負書擔囊，形容枯搞，面目革黑，狀有歸色。歸至傢，妻不下糹壬，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者乎？” 　　在“書十上而說不行”，路子走不通的時候，就很可憐了，原來特製的最名貴黑貂皮的衣服穿破了，錢也用光了，行李袋子破了，鞋子也買不起，衹好穿草鞋，自己挑了擔子，臉色臉看得很，又黑又瘦，營養不良所致，衹好回傢了。回到傢裏的時候，太太看見他這副樣子，不理他，正在織布做工，也不放下來，照樣做她的工，嫂嫂不給他做飯，父母也不和他講話。這裏就看到了人情。由這裏我們也看到千古以來一般人情，蘇秦遭遇到這種情形，衹有感嘆自己錯了。 　　於是這一下發憤讀書，漏夜把所有的書拿出來。“陳筐數十”，他的藏書還是很多的，不比現代，古代還有那麽多書，可見平常很用功。那時的書是很難得到的，“篋”就是書箱，古代的書裝在竹製的箱子裏，就叫書筐。他在很多的書裏，找到“太公陰符之謀”，就是古代的《陰符經》，是不是現代的這本《陰符經》，或另有原本，就很難說，據說他讀的是陰符兵法。他“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這兩句話是重點，這個“伏”並不是說他跪下來讀，是呆在傢裏不出去，正如上海話“孵豆芽”的意思，就是躲在傢裏，連人都不敢見，專門研究學問。“簡練”二字，“簡”就是選，選書中的重點，“練”是熟練，再把選出來的重點搞熟。“揣摩”就是思想、研究等等的綜合，揣是用手比算，摩是摸摸看。思想上的揣摩就是研究人傢的心理，研究當時各國間的形勢，研究每一國領導人心理上需要的是什麽。他在這段用功的期間，連睡都沒有好好睡，打瞌睡的時候，用錐子刺痛自己，刺到血都流出來，一直由大腿流到腳上。他這樣足足用了一年的功，自己有了信心以後，於是他說：“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綉，取卿相之尊者乎？”這兩句話是很重要的一個重點，我們要特別註意，他有了信心了，並沒有為國傢、天下、人類、社會着想，衹求他個人的成功。他說衹要找到一個老闆，一定可以把這老闆口袋裏的寶貝、黃金、美鈔都裝到自己的口袋裏來，不但可以拿到錢，還有當宰相的絶對把握。他自認為一定可以做當政的人，成為政治上的權要，所以他又出門了。 　　期年，揣摩成，曰：“止匕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鳥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銹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决蘇秦之策。不費鬥糧，來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 　　雛燕初飛 　　這次蘇秦不再到秦國去了，而先到北方，這些都是弱小的國傢。他先到燕國，說動了燕國的諸侯，認為他的辦法好，給了他資本，要他去組織“聯合國”。他就來到趙國了，在趙王建築得非常漂亮的大辦公室裏，和趙玉拉着手講悄悄話，講的一些什麽內容，須看《戰國策》的《趙策》，不過讀中國古書要瞭解，他所講的雖然記載下來給後人學習，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好主意，都是講利害關係，屬於當時的陰謀，所以悄悄的。趙王聽了以後，大為高興，馬上封他為武安君，等於現在的上將軍、特任官。這個時候，他一下子闊起來了。受了相印，後面帶着從人，等於一個特別辦公室的機構，“聯合國”的秘書長還沒有當上，派頭先有了。他出去時，後面跟着的車於有一百輛。至於錦綉千純，並不是穿的衣服，在那個時代，布匹和錢幣同樣是錢，都當作貨幣用。他後面帶了很多錢，還有白璧百雙和黃金萬鎰，都跟在他的後面。這時他有了政治資本，纔開始組織“聯合國”，提倡抗秦。 　　下面“蘇秦相於趙”到“賢於兄弟”一段：就是說蘇秦這時做到趙國的首相而兼辦外交，就馬上與秦國斷絶了外交關係，和那麽強的秦國，不但外交上斷絶關係，經濟上工商業都不通往來了。這是他與趙王“抵掌而談”時，不曉得出了些什麽主意，後世的人無法知道。後來他的“聯合國”一組成，蘇秦威風之大，大到除了秦國之外，六國諸侯所轄那麽大的天下，那麽多的群衆，每個國傢的諸侯，以及“參謀長”、“秘書長”什麽文官武將等謀臣勇士，全部都聽命於他一個人，靠他一句話作决定。那種權勢，威風之大，不可想象，如拿今天的基辛格來比，基辛格還不及他萬分之一呢！而且這個時候，國際上沒有辦法停止戰爭，可是蘇秦做到了連一根箭都沒有用過，而國際上諸侯之間，就能互相合作，賢於兄弟，大傢互相團结，這是蘇泰的成功。 　　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火黃)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 　　於是寫這篇文章的人結論說，由這一段歷史，就看出人才的重要，有才幹的賢者得其位，天下就服了。衹要這一人施展所長，天下的人不問思想、觀念各方面，都跟他走，所以古話說：“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這個“式”就是標準，也就是中心。一個中心在於政治--包括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社會、教育等廣義的政治。光靠武力沒有用，要好的政治策略，“式於廊廟之內”--廊廟過去指君主上朝的朝廷，比之現代，是中央最高决策的所在。衹要有好的政策、好的人才，就能轉危為安，就像蘇秦威風的時候，六國的經濟都由他支配，各國之間的關係如此密切，不但外交上如此，還有工商上的往來，在秦晉山脈以東的各個國傢的諸侯，聽到消息就跟着來歸服了，使趙國在當時國際上，立即變成最有聲望，最有地位的盟主國。 　　反覆波瀾的人世 　　下面講到蘇秦個人，這也是大傢要研究的，關於個人的人生與國傢社會的關係。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捲樞之士耳，伏軾樽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英之能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宴，郊迎三十裏；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倔而後率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責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人，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戰國策》 　　這裏說蘇秦這個人，不過是貧民窟裏出身的，傢裏窮得很，小門小戶，好比貧民窟裏違章建築窮傢的子弟而已，結果坐那麽豪華的車子，威風凜凜，各國間隨意走動，同每個國傢的元首見面，在各個朝廷中，高談闊論，使各國元首身邊最受器重、最得寵的人，在他面前都閉着嘴不敢亂講話，衹有聽命的分，天下人沒有辦法和他對抗。他就是靠頭腦，靠嘴巴幹出來的。這裏就要註意了，推開軍事哲學來說，任何歷史，任何時代，戰爭的背後還是思想；權力的背後也是思想，政治的背後仍然是思想，不過許多思想傢，雖然影響了整個時代，乃至影響後世千秋萬載，在他本人當時是很可憐的。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是如此，這些人都是走正路的大思想傢。而蘇秦、張儀這類搞思想的人，就講現實，他們對國傢、民族、人類、社會這些大經大節都不考慮，完全個人英雄主義，自我主義，做到“天下英之能伉”就是他們的目的。 　　後來蘇秦要到南方一個新興的國傢楚國去，經過他的故鄉洛陽，傢裏人這時對他的待遇，和他第一次遊說秦王失敗回來，連父母都不理他的情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這時父母聽到他來了，趕緊雇人來粉刷房子，路都打掃幹淨，準備了音樂、宴席，而且到三十裏以外去郊迎。太太不敢正眼看他，衹有低下頭，側過臉，偷偷地瞄他一眼，蘇秦講的話，還要湊過耳朵仔細聽，就怕聽錯了。嫂嫂更嚴重了，跪在地上爬過去，自己先跪下來道歉。豈止蘇秦？漢高祖也是如此，當亭長的時候，又喝酒，又亂來。回傢時嫂嫂也不給他做飯，要他吃冷飯去。這就是人生。 　　所以有的人讀了這些書，覺得自己要奮鬥，要爭氣，這是一種看法。如果講修養的，如孔、孟的道德觀念，就覺得蘇秦的嫂嫂、太太這一類型的人太多太多，衹是很值得憐憫，但一點也不會動氣，而覺得人原來是如此可憐的一種動物，於是去感化這種人，教他們以後不要這樣想，不要這樣做，這就是道德的思想。相反的，就是不道德的思想，也是蘇秦他們這一條路，不過蘇秦還算好，他並沒有報復，衹是幽默一下，諷刺他嫂嫂一句而已。歷史上報復的人很多，如宋朝第一位宰相趙普，胸襟就非常狹隘，度量不夠大，他當了宰相，對以前對不起他的人都要報復，還是宋太祖勸他說：“風塵中能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可物色矣。”所以宋太祖還是了不起。趙普也還算好的，歷史上有很多報復得很慘的例子。所以說蘇秦算是好的，不過問他嫂嫂，上次我回來，你高高在上，現在你又跪下來幹什麽？如果以儒傢的道理來說，蘇秦就不講這句話，儒傢的做法，是不和這樣的人計較。像蘇秦這樣做法，也是為儒傢所不齒的。如歷史上三國時有名的管寧與華歆的故事，他們原來是很要好的同學，有一次兩人同在一起挖地，管寧挖到一塊黃金，看都不看一眼，華歆拿起來看看，想了一下，還是把黃金丟掉了，從此管寧就看不起華歆，斷定他將來一定有問題，而不相往來。後來華歆當了曹丕的大臣，也等於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麽大的權貴，而管寧就蓋了一個樓房，搬到樓上去住，因為他不願意立腳在華歆所管的土地上，而一輩子不下樓。這就是儒傢的另一種作法。假使蘇泰講這句話時，有一個管寧在旁邊聽了，就馬上走開，不理他了，不必說六國宰相，即使當萬國宰相，他也不會理的。可是蘇秦的嫂嫂答道：你現在地位高了，又有錢，當然不比從前了。那麽蘇秦聽了，不免有所感慨：人在這個世界上，勢力、地位、金錢、富貴，這些都不能馬虎的啊！不過，要知道一個人，在某一時期，財富名位權勢，一點也沒有有。真看通這點，纔知道如何是人。 　　這是不能效法的，我曾再三說過，這是屬於謀略之學，所以中國古代讀書人，對這種書的看法是“不足為訓”四個字的評語，不能拿來效法的，不過要懂得。如孔子、孟子何嘗不懂這些，當然懂得，但是講道德，則如孔子贊賞顔回的，寧可抱道窮死，絶對不走偏路；再如子貢，像蘇秦這一套本領他都有，而且他也做了，遊說過列國，也成功，可是子貢走的是正路，在列國上擺布了那麽大的局面，而自己什麽都不要，衹是為了救自己的父母之邦，纔不得不如此一用而已。 　　這裏我們對歷史的瞭解，關於個人的也好，關於國傢的大事也好，應該多方面比較，才能有深刻的見識，和正大的抉擇。 　　人才與時代歷史 　　我們現在姑且以人作中心來講，上次講了蘇泰，這次說到張儀。 　　為什麽要說這兩個人？要瞭解自己國傢歷史文化的演變，尤其是在一個世界變亂的動蕩時代，對於權謀之術，不能不有所瞭解。過去大傢都念過這一類的書，也許因為各人生活的經驗不同，而體認的程度也有深淺不同。這幾十年來，大傢都有許多經歷，以這許多不同的經歷，來看歷史上的事跡，再看世界的大勢，觀點就不同，因此讀歷史的觀點也不同了。 　　我們都知道蘇秦、張儀是戰國時期的人。不過以他們個人做中心，而研究整個歷史，特別要註意的是：中國文化，由周朝開始行禮樂道德的政治制度，禮樂道德的政治哲學思想，到了春秋以後，非變不可。這並不一定是由於某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敗壞而演變，而是時勢所趨，非變不可。就像我們常說的一句最幽默的，也是最有意義的話：“無可奈何，衹好如此。”有些人對於環境和事務是這樣，時代的趨勢也是這樣。任何一個時代潮流，趨勢來了的時候，就“無可奈何，衹好如此。”由春秋到戰國，就是這樣一個情形，這是第一點我們要瞭解的。 　　其次，周朝禮樂道德的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是所謂王道政治。到了春秋時代，就成了霸道政治，所謂“霸道”一辭，並不是現代“不講理就是霸道”的意思，當時的霸道並不是不講理，仍舊非常講理。以現代觀念而言，列國之間的領導權，以武國或財力而稱尊的，稱之為霸或伯。不走禮樂道德政治的路綫，走的是利害關係的路綫。當然在利害關係當中，仍然還有他的道德標準，這就是霸道政治的時代。到了戰國時代，也稱霸道，但已經是霸道的末流了。這時的霸道，到達了並吞，也就是侵略的階段。這個時候，一個國傢所需要的是強。到了這個階段，天下所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諸侯的封建制度，而需要統一天下為一個國傢，過去宗法社會的封建是要改變了。當時各國之間，可能統一天下的，最有優勢的是秦國，另外還有南方一個新興的楚國，但楚國始終無法與秦國抗衡。至於太行山以東，黃河南北的這些國傢，太老大了，內政也太衰敗了，始終處於聽人宰割的狀態。 　　牽涉到商鞅 　　研究歷史，戰國時的齊國、楚國，乃至韓、魏，並不是不可為，但又為什麽弄到如此，衹能聽秦國的擺布？歸結下來，不外是人才的問題。 　　好了，到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不但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即使世界的歷史文化也是如此：决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現代的歷史，我們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這部紀錄片以後，也深深感到人才是决定性的關鍵。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都要靠人才的創造和人才的推行。當時秦國所以能夠在一百年內興盛起來，就决定在幾個人身上。蘇秦、張儀以前，秦國在政治基礎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傢商鞅的决策，提倡法治，即所謂商鞅變法。商鞅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變，不上是影響了秦國後代的秦始皇，甚至影響了後世三千年來的中國，這又是一個大問題。 　　商鞅當時改變政治的“法治”主張，第一項是針對周代的公産制度。（有人說周代這個制度，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産主義，這種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國的變法，首先是經濟思想改變，主張財産私有。由商鞅變法，建立了私有財産制度以後，秦國一下子就富強起來了。但商鞅開始變法的時候，遭遇打擊很大，關鍵就在四個字：“民日不便”，這一點大傢千萬註意，這就講到群衆心理、政治心理與社會心理。大傢更要瞭解，人類的社會非常奇怪，習慣很難改，當商鞅改變政治制度，在經濟上變成私有財産，社會的形態，變成相似於我們現在用的鄰里保甲的管理，社會組織非常嚴密，可是這個劃時代的改變，開始的時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統統反對，理由是不習慣。可是商鞅畢竟把泰國富強起來了。他自己失敗了，是因為他個人的學問修養、道德確有間題，以致後來被五馬分屍。這等到有機會研究到他的時候再說。可是他的變法真正成功了，中國後世的政治路綫，一直沒有脫離他的範圍。 　　由商鞅一直到西漢末年，這中間經過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復郡縣制度，把私有財産制度恢復到周朝的公有財産。王莽的失敗，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來，再經過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變法，儘管我們後世如何捧他，在他當時，並沒有成功。王安石本人無可批評，道德、學問樣樣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後世永遠流傳下來，而當時失敗，也是因為“民日不便”。我們讀歷史，這四個字很容易一下讀過去了，所以我們看書碰到這種地方，要把書本擺下來，寧靜地多想想，加以研究。這“不便”兩個字，往往毀了一個時代。毀了一個國傢，也毀了個人。以一件小事來比喻，這是舊的事實，新的名詞，所謂“代溝”，就是年輕一代新的思想來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習慣，實在便不了。這往往是牽涉政治、社會型態很大的。一個偉大的政治傢，對於這種心理完全懂，於是就産生了“突變”與“漸變”的選擇問題。漸變是溫和的，突變是急進的。對於一個社會環境，或者團體，用哪一個方式來改變比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變他的“不便”而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這也是講蘇秦、張僅這兩個人的事跡，所應註意到的。 　　外纔與內用 　　說到張儀、蘇秦兩個人，遊說的目標，開始都是對秦國。秦國在秦始皇以前，歷史政治的基礎之所以打好，都藉重於外來的人才。商鞅，衛國人，外來的；百裏奚，虞國人，外來的；張儀這些外來的人物，還是後期的。為什麽這些人，不能為自己的國傢所用，反而都去替秦國效力呢？這中間的問題也很大，這裏暫不分析，大傢自己去研究它的原因吧！還有一個觀念要很註意的，讀古書固然要吸收歷史的經驗，但是不要被古人牽着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學問，對今天的時事要格外留意，千萬要把握住今古無分別的原則。當年的秦國，可以把它比作現在的美國，也可以比作蘇聯。但是不要忘記，秦國的壞處可比敵人，但秦國的好處也可以比作我們自己，這是沒有固定的，我們怎樣去運用這個法則，是在於人的智慧。 　　張儀之所以在秦國一說就通了，原因是秦國在當時所需要的，並不是什麽文化思想。誰有辦法使秦國強大，永遠的強大，而巨蓋世的強大，就請誰。這是在當時的必然趨勢，並不是說秦始皇的祖先們，毫無道德禮樂政治的思想，而是時代的趨勢，需要如此。 　　張儀的故事 　　再看張儀的個人，要看《史記》張儀列傳，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張儀、蘇秦這些人，是把戰國時的資料，將時間、年代、地點，編起來寫成傳記。而在每個人的傳記後面，都有評語，所以司馬遷的《史記》，也等於是歷史哲學，等於是一個評論。 　　研究蘇秦時我們說過，張儀是蘇秦培養出來的，不過在這以前還有一段：張儀是魏國人，小的時候和蘇秦是同學，《史記》上寫他們跟鬼𠔌子“學術”。要註意這“學術”兩個字，他們並不是真搞什麽學問，學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很講現實的一套東西，就是權變之術。在讀書的時候，蘇秦自己認為不及張儀，《史記》上衹記了這樣一筆，沒有說為什麽不及張儀。後來看了張儀傳，找出一個答案，張儀的出身，比蘇秦好一點，所以有點太保脾氣，比較豪放，是耍得開的人。蘇秦後來得志以後，張儀並沒有得志，環境比較好一點的人，進取心就差一點，所以讀歷史讀多了，對於一個人的成功，會感到很奇怪的，有許多人的成功，連他自己本來都沒有這樣的想法，但卻硬是有機會逼得他走上成功的路綫。正如隋煬帝吹的牛：“我本無心求富貴，誰知富貴逼人來。”這就看出一個人如果沒有環境的刺激，反而容易墮落。以張儀、蘇秦兩人比較，張儀就是如此，等蘇秦得志了，張儀還在悠哉遊哉。在一個當楚國宰相的好朋友傢裏，作第一等賓客，手面也很大，隨便花錢，蠻不在乎，一般人看他吊兒郎當，好像品行不很高。有一天這位宰相傢裏掉了白璧，宰相傢裏的人懷疑是張儀拿的，把張儀捆起來打個半死。回到傢裏。太太就說他，這冤屈都是讀書讀來的，如果不讀書，就沒有這種事。張儀當然受傷很重，他看見太太這樣難過，就問自己的舌頭有沒有壞，太太告訴他舌頭當然在，張儀就安慰太太不要緊，衹要舌頭還在，就沒有關係，我們曾經看了《張良傳》中說的：“以三寸舌為王者師”。這句話也等於說：衹有吹牛不犯法。但據我們的經驗，衹有吹牛的成本最大，其次吹牛的對象更難找，因為能聽吹牛的人，比吹牛的人還要高，諸葛亮會吹，劉備會聽；張良會吹，漢高祖會聽。沒有對象，再吹也沒有用。“三寸舌為王者師”，所以張儀說衹要舌頭在就不怕。等到傷好了，聽朋友的勸，纔去找蘇秦。 　　刺激的教育 　　這時蘇秦已經了不起，可是蘇秦自己心裏有數，知道所玩的一套不是真的道德，也不是真的政治，為了個人的功名富貴而把齊、秦等國玩弄成這個樣子。這個我們要註意，今日的基辛格內心是不是也有這樣的動機，值得研究。不過有兩種看法，基辛格以前的確有著作，曾經有一個留美的同學，回來跟我說，基辛格這一套當然會失敗，可是他著作中的理論可能不會失敗。另外也有人說，基辛格大概準備把美國搞垮，因為他是猶太人。這都是推測的話，不去管它。話說回來，蘇秦知道自己的西洋鏡要拆穿的，如果被拆穿就不得了，必須要製造出一個敵人來，他當時的敵人是秦國，不需要另外創造，可是又有誰能去秦國說動，來和自己的計劃對抗？他心裏想到衹有張儀，而剛好這時張儀來了，於是我們上次講過的，蘇泰就想辦法刺激他。由此我們看到，一個環境好的青年，有本事，可是懶，不肯動，非要刺激他到沒有辦法的時候，他纔去幹。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再說張儀到了秦國以後，所說的一套，就是《戰國策》裏這篇張儀說秦王。 　　我們看這一篇文章，除瞭瞭解這些歷史經驗以外，其中記錄的許多觀點、思想，對於我們現在的時代、國傢、世界，乃至於個人，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地方，須要註意。其次張儀去看的秦王，也就是蘇秦所去看的秦惠王。蘇秦去看他，兩個人談不攏，再讀書以後，就不再去看他，想個辦法，使太行山以東的國傢，聯合起來抗秦，把泰國孤立起來，沒有辦法左右當時的列國局勢。現在張儀來看秦惠玉，列國的情勢變了，和蘇秦來的時候不同，這時惠王正需要這樣一個人的時候。剛好張儀到了。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 　　這一段，有一點我們要註意，即使不研究法傢的韓非子，至少要看《史記》上韓非子的傳記。韓非子再三提到一個重點--“說難”，人與人之間說話最難，尤其藉言語溝通政治上的思想，就更為睏難。這一段裏，也就反映了這一個重點，在文字的表面上沒有什麽了不起，實際上是一個重點。第二點從這一段裏，我們看到要學習說話的藝術，像張儀這開頭的三句話。首先提出實際上不知道而亂講的，這是不聰明。第二是知道了不講的，就是不忠，對你不忠的人應當死。第三是知道了，又講了，但講得不詳細、不清楚，也該死。實際上他的意思是，我要詳詳細細說給你聽，你不要不耐煩，一會兒看表，一會兒又說要開會，但是他不便也不能這樣直說，所以說反面話，如講得不詳細不清楚當死。最後還加上一句，我雖然據我所知道的，利害得失全部說給你聽，但是如果錯了，甘願領罪。他這麽一說，如真說錯了，秦王也不好意思責怪他了。他短短幾句話，什麽都講到了。這就是說話的藝術。而後言歸正傳。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團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屯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 　　首先把列國局勢分析下來，所謂“天下陰燕陽魏”到“將西南以與秦為難”。這一段的列國局勢，都是蘇秦的玩意兒，可是他絶不攻擊蘇秦，因為這時他已經知道是蘇泰培養了他，這個時代，就在蘇秦、張儀這兩個同學的手裏玩。 　　張儀說，他們這種合縱的形勢，“臣竊笑之”，我覺得好笑，你秦王放心，沒有什麽可怕。“世有三亡”，世界上有三個大原則，誰違反了這三原則之一的，就非亡不可，在個人非失敗不可。“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現在他們這個聯合國的組織--合縱的國傢，已經犯了這三樣必定敗亡的原則。“臣問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就是這三個條件。“以亂攻治者亡”是內在的，內政第一要清明。“以亂攻治者亡”是同樣的道理，內部先求修明，張儀當時是指燕、魏、荊、齊、韓、趙這一邊，每個國傢的內政當時都在亂，真正修明的政治還是在秦國，所以後來秦始皇能統一天下，並不是偶然的。有上代替他打好了政治基礎，由商鞅變法以後，內政一路建設起來的。 　　“以邪攻正，以逆攻順”的道理都是一樣。 　　他再分析天下的局勢，從“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到“其上不能殺也。”這一節，原則上同今天東南亞的趨勢有點相像了。第一，他們這些國傢，經濟不能獨立，後勤補給缺乏，經濟沒有弄好，把所有的有用人力，都放到前方去了，統統備戰。所謂“白刀在前，斧質在後。”這八個字，我們不要衹作文學上的欣賞，仔細研究起來，這就是描述古代兵士在戰場上，前進則有敵兵之白刃以相嚮，若畏懼而退陣，則後頭又有“斧質”相加的死刑要承受，處境可說是進退兩難。可是這些國傢的軍隊，遇到真正發生了戰爭，會回頭就跑，絶沒有人冒死打仗。為什麽呢？“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這要註意的。任何一個時代，任何國傢，人民所以不會打仗，所以不肯盡忠，不肯犧牲，是有他的原因的，主要由於領導的錯誤。 　　政治上最重要的就是“賞罰”兩個字，賞罰兩個字也很難的，歷史上很多人在這兩個字上犯錯誤。甚至當傢長的對孩於們的賞罰都要註意，都很難做得好。所以奬懲之間很難很難。張儀說，現在他們各國裏面，“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就是要賞，可是不給，說的沒有用；對於處罰，也沒有徹底去執行。既然賞罰不能行，大傢覺得馬馬虎虎，沒有責任感，所以就不肯犧牲打仗了。 　　他回過來說泰國：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無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裧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 　　政治修明：命令貫徹，賞罰分明（這是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政治完全走上法治制度的好處），許多秦國的年輕子弟，因為國傢富強、環境舒適，從離開父母的懷抱起，就沒有見過敵人，一到了戰場精神就來了，一頓足會脫了衣服，光着膀子，看見刀子，都不怕，就是燒紅的火炭都敢踩上去，死了就死了，願意犧牲的人多的是。 　　秦國的老百姓為什麽會做到這樣？他說：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 　　斷死與斷生，在人的心理是絶對不同，“斷”就是斷然，就是决心。斷死是决心犧牲，斷生是决心求生投降，這兩種决心是絶對不同，而秦國的青年所以會斷死於前，是養成了一種戰爭責任感，不怕死的精神，能夠奮發，非犧牲不可，有個人的犧牲纔有國傢的強盛。因此秦國的士兵： 　　“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 　　張儀再說下去： 　　“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裏，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裏，此甚大功也。” 　　從一開始說到這裏，一路下來都是高帽子，好聽的，而又都是真實的。高帽子也不能亂送，秦王是一個當領袖的人，笨也不會笨到哪裏去，所有的資料，他都清楚。換句話說，也就是張儀把秦國當時所處的列國情勢、政治環境、地理環境、軍事環境、一切準備，都分析清楚。最後，他說出一個秦國當前所應該采取的措施。實際上也就是張儀自己心理所希望造成的局勢。他說： 　　“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廩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志也。” 　　在這裏我們就看到張儀處理思想的方法，古代所謂“以說動人主”，就是《張儀列傳》上說的，他問太太舌頭壞了沒有？他用嘴巴分析利害關係，非要打動對方的心不可。使他聽了這個話，非動情不可，認為有道理，非上這個當不可。歷史上常有一句話“揣摩人主之意”，當然“人主”是指帝王而言，以個人來說，做一個小單位的主管，也是一樣，下面總要慢慢摸你的意思，把你的個性等等都瞭解，這當然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現在張儀把秦國的好處先講了，可是再看下去，我們看到蘇泰合縱--來一個“聯合國”以後，秦國是已經沒有辦法，很吃虧了。他說“甲兵頓”，國防的戰綫拉得那麽長，國防經費那麽大，無法打仗，停在那裏，好比今天美國的情形。“士民病”，大傢心理上都很睏頓。經濟上“蓄積索”，慢慢空虛了，等於現代的美國，在越南，打不了勝利的仗，錢都打光了。“田疇荒”，國內的農業、工業、生産都荒廢了。“睏倉虛”，國庫都空虛了，結果弄到四鄰的諸侯不服，外面的同盟國傢並不服你的氣，你想稱霸於天下是不可能的。我們讀了這段書，看出就是蘇泰這樣一個書生，在七八年之間，把秦國弄成這個窘態。同時我們也可以瞭解現代，美國人到今天為止，就是這個情況。當時張儀告訴秦王，秦國所以到這個地步，就是左右的文臣武將，沒有真正盡心貢獻意見所致。 　　引用歷史的經驗 　　他話說到這裏，就引用過去歷史的經驗，告訴秦王： 　　“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夭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距坊，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張儀在這個時候，要挑起戰爭。他希望泰國出戰，但沒有直接教秦王非打不可，他衹拿歷史的經驗來說，提到齊國。研究這一段歷史要註意的，秦是在西邊，齊國是介於現在山西與山東之間，他說歷史上齊國稱霸的時候，那麽了不起，四面攻破了各國，一個命令下來，列國都聽他的。南有濟水黃河，北有長城作防綫，像這樣一個平原國傢，各方面受敵，衹要一次大敗仗，齊國就完了。他那個國傢的命運註定非打勝仗不可，由此可以看到戰爭的重要。這段話張儀是挑動秦國非打不可。 　　“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這是普通作人的道理，國事也同個人的事一樣，農業社會人人都知道的比喻，砍去一棵樹要挖根纔徹底，但不要碰到旁邊的樹，如把旁邊的樹根也挖掉，就成問題，這個禍就闖大了。這是中國農業社會的老話，也是作人的道理，凡事挖根要徹底，不要留下禍根，但是對於與此事無關的部分，不要輕率地去傷害，傷害了就闖禍。 　　張儀接着就指出秦國當時的近代歷史： 　　“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邵，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今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五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一也。” 　　這一段是批評秦國的不對，軍事策略上的錯誤，他說你們一度和荊國作戰，破了荊國，拿下了郢--現在武漢以北一帶，取下了洞庭、五都，江南，一直到達現在安徽這一帶了，荊王也逃亡躲到陳國不敢出來了。當這個時候，如果秦國一路追擊下去，則整個荊國可以拿下來，拿到了荊國，則秦民可貪，地可利。進而影響東面的齊國、燕國都可以控製了。中間可以駕凌趙、魏、韓等三晉地，你秦國就可以一戰下來稱霸世界。結果你秦國的决策不這樣做，反而引軍而退，打有限度的勝仗，跟荊人談和了。結果，荊人又慢慢恢復了，強起來了，又變成了你秦國的敵人，所以第一個錯誤就犯下去，不能做聯合國的盟主--成伯。 　　研究這一段書，我們就感到，歷史雖然已為陳跡，卻足以發人深省。我們讀這一段歷史，再看看國際的現勢，美國在對北朝鮮，對北越的戰爭，軍事策略上犯了同樣的錯誤。 　　他講秦國的第二個錯誤： 　　“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許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投。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志絶，荊趙之志絶則趙危；趙危而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伯王之道二美。” 　　我們拿這一段歷史的經驗，看看今天的越南（時為一九七五年四月），又投降了。張儀說，你秦國有一次在北方的戰爭，已經打得很好，你已經打到了梁國，把梁的城郭包圍起來，已經可以把它拿下來了，拿了梁，魏國就站不住了，得到了魏國，荊、趙就不會有鬥志。趙危，荊孤，一直下來，也可以稱霸天下。（這要註意，沒有說統一，不像後來秦始皇要消滅人，這裏是衹想稱霸。）結果你秦國的謀臣又是不準打完全勝利的戰爭，撤兵回來，和魏國講和，魏國又壯大起來。 　　第三點，張儀談到秦國的內政：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靈於外，士民潞病於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國已無伯王之道三矣。” 　　張儀說穰侯（秦國的權臣）當政的時候，內政上兵力用得太過分，想用一國的兵力完成兩國的事，於是服兵役的人，終身奔波於外，國內的工商業衰落了，農村破産，這是第三點的錯誤。 　　接着指出秦國的謀臣太差勁，如美國的參、衆兩院，基辛格、費正清這些人，都是美國現代的策士。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技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逾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池以北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獨立，荊、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橐魏，挾荊，以東弱齊燕，决白馬之。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人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這隨而使，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伯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也。” 　　趙氏是現代河北山西一帶靠北面地方，在當時是中央之國，雜民之所居，這問題很大，講到歷史要特別提出來研究的。 　　雜民所居的地方，政治上很成問題，如歷史上自漢朝以後，有一個魏晉南北朝，這時都是外來的民族。因為漢朝自高祖以來，三四百年間，對西北的外來民族，始終沒有辦法，因此形成了以後南北朝兩三百年間漢族與外來民族的紛爭。到了唐代的時候，唐太宗那樣了不起的人，對於邊疆問題沒有辦法解决，漢唐兩代，對外來民族，唯一的辦法，就是靠通婚來羈糜，都是靠“和番”政策。所以唐末直到後來五代時候，就是雜民之所居，發生了變亂。 　　那麽是不是雜民所居不可以？不是不可以，血統的交流不是不可以。問題在於有很重要的一點，古人始終不知道的，在孔子的思想裏有這一點，不過表達得不很具體，就是“文化的同化”這點古人不知道。假使唐代就知道了文化是政治戰的一個最大的力量，那中華民族今天的國勢，還不止是這樣而已，很可能西面已經到了歐洲。其次要註意的，近代東西方文化思想溝通以後，大傢都知道了這一點，所以各國之間，在侵略別國以前，先作文化的侵略，最後消滅一個國傢，也是靠文化。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人知道了這一點，所以他每占領了一個地方，一定要當地人說日本話。他不像元朝的蒙古人，也不像漢代、唐代的外來民族，進了中國跟着說中國話。乃至把歷史文化都改變。文化雖是看不見的東西，但是力量很大。現在我們知道戰爭中包括心理戰，也非常重要，文化戰還是口號，沒有具體的東西拿出來，尤其現在我們在提倡文化復興，我個人的觀點，我們的文化是在衰落。像我們手邊拿來研究的東西，就是真正中國文化之一，而且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卻衹有少數人去看它。 　　這是由“雜民之所居”一句所引出來的感想，提出來值得大傢研究和註意的。 　　張儀在當時講到“雜民之所居”的地方，“其民輕而難用”，這句話又引起我一個感想，希望大傢要讀一部書--《讀史方輿紀要》，裏面對每一省、每個地方的民風習性講得很清楚。山川形勢、風俗産物，都很詳盡，現在也沒有脫離這個範圍，很值得註意。在政治作戰、心理作戰、文化作戰上，非常值得參考。 　　張儀這裏講的所謂“輕而難用”，就是豪邁，容易衝動，一句話不合就打起來了。在這種地方，就要瞭解他們這種民風習性，這並不是他們的缺點，如果摸清了他們這種個性，政治上就好辦了，像雜民所居的這種地方，有時候專談法治很難辦的，他們往往講義氣，話說對路了，人作對了，他就聽你的，如果全跟他談法，不一定好辦。 　　他再分析趙國的地形也不便利，是亡國的地形，可是趙國在這麽不利的情形之下，仍舊出兵打仗（例如後來秦國大將白起與趙國長平之役，坑趙卒四十萬的故事）。張儀所講這一段都是講當時秦國的政策，批評秦國當時的這班謀臣沒有盡心負責任。他繼續說： 　　“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並於李下，大王又並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夭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兵病，蓄積索，田疇荒，廩倉虛；外者夭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 　　一口氣批評下來，結論說到外面的人，看你內在的謀臣，外在的兵力，到底有多大力量，都看得清清楚楚，現在你國內是這樣的情勢，而各國又聯合起來，你秦王應該多多考慮了。 　　然後張儀提出建議，先以武王代紂的歷史經驗來作比方。說動秦惠王，最後的結論，竟以自己的頭顱來堅定秦惠王的信心，可見他的會說話，也可見他用心之深和求信之急了。 　　“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甲百萬，左飲於淇𠔌，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運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决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裏，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求伯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為謀不忠者。” 　　現在把蘇秦、張儀這兩篇東西作一個結論。我們重複提出要特別認識清楚的一個重點：蘇秦、張儀當時的動機，是以自己個人的功名富貴為出發點，而把整個的列國局面，歷史的時代，在他們兩位同學的手裏擺布了約二三十年。他們並沒有一個中心思想，或政治上的主義。同時也可以說，當時一般領導人，並不接受任何中心思想或主義，對於道德仁義的中心思想都不管了，衹認識利害關係。這一點對我們現在來說，是一個歷史的經驗，要特別註意。中國幾千年歷史，一個亂象，到了像戰國的末期，像南北朝的末期，像五代的末期，仁義道德沒有辦法發揮作用，沒人接受，這是什麽原因？當然有它的道理，譬如《孟子》，大傢都讀過的。孟子不過比蘇秦，張儀早一點點而已，為什麽孟子到處講仁義，到處吃癟？為什麽蘇秦、張儀會那麽吃香？這樣比較下，就産生兩個觀點，在個人方面，我們就看到了孔子、孟子的偉大，他們對於蘇秦、張儀的這一套不是不懂，他們全懂，可是始終不願意引導人傢走上這條路，始終要求人傢講基本的德性，並不在乎自己個人當時的榮耀，這是孔、孟個人的了不起。第二點，我們看出了，當時的時代為什麽需要蘇泰、張儀的這一套，這就講到我們本身。我們現在兩副重擔挑在身上，一面要維持自己傳統文化的德業，政治的道德，人倫的道德，承先啓後，這是一副擔子。另一方面是要如何配合這個時代的迫切需要，而這個需要是講利害的，但在利害之中，要灌輸進去我們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這就是我們今日的處境，是一個非常睏難的處境，也許在一兩百年以後的歷史上，會寫我們非常了不起的好處，因為我們今日所挑的擔子，比古人挑的還要重，還要睏難。所以我們讀了蘇秦、張儀兩人的傳記資料，瞭解了他們當時的歷史，拿來比較今天，就知道今天有如何的睏難。因此大傢有時間，不妨多讀《史記》、《戰國策》這一類書，不要以為這是古書，已經過了時。如果不變成書呆子，在碰到事情的時候，發揮起來，非常有用處，透過了古書，更有助於現代情況的瞭解和進展。 　　長短縱橫 　　上面講到蘇秦、張儀的縱橫術，我國古代，看不起它。在中國古代稱用“”的人是術士，並沒有被列人正式學者之流。現代卻什麽都是術了。 　　縱橫術，也名鈎距之術，又名長短術。這種“”的原則和精神，是我們今日所處的這樣國際局勢之中，所需要瞭解的。我們今日的外交，一切工作，都必須有這樣的精神和纔具，抓得住別人的弱點，然後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一個很高深的本事，可以說比做生意還難。昨夜看了一本書，裏面記載一段清朝的掌故說，山西有一戶很會做生意的人傢，有次有一個顧客在討價還價，爭執得很厲害，老闆被逼得都生氣了，便說：“天下哪有一本萬利的生意？要想一本萬利，就回去讀書吧！”這人一聽這個話的確有道理，就立刻回去培養兒子讀書，後來果然他子孫好幾代都是很有纔具的大臣，由這個故事的幽默感，也可以聯想到縱橫術是相當難的。 　　今天，我們用的資料是《長短經》，這本書大傢也許很少註意到它，作者是唐朝人，名趙蕤，一生沒有出來做官，是一位隱士。有名的詩人李白，就是他的學生。如果研究李白，我們中國人都講李白、杜甫是名詩人，實際上李白一生的抱負是講“王霸之學”，可惜他生的時代不對，太早了一點。唐明皇的時代，天下是太平，到天下亂時，他已經死了，無所用處。趙蕤著的是《長短經入就是縱橫術。這一本書在古代，尤其在清朝幾百年間，雖然不是明禁，因為是古書，沒有理由禁止，可是事實上是暗禁的書，它所引敘的歷史經驗，都是到唐代為止。後來到了宋朝，《素書》就出來了，以前也有，但宋朝流傳下來的《素書》是否即是漢時的原版，無從證明。到了明末清初，另一本書《智囊補》出來了，作者馮夢竜是一位名士，把歷史的經驗都拿出來了。我們如把《左傳入《國語入《戰國策》、《人物志》、《長短經》、《智囊補》，以及曾國藩的《冰鑒》等等，編成一套，都是屬於縱橫術的範圍以內。長短之學和太極拳的原理一樣，以四兩撥千斤的本事，“舉重若輕”，很重的東西拿不動，要想辦法，掌握力的巧妙，用一個指頭撥動一千斤的東西。 　　人臣之道 　　這裏是自《長短經》中摘錄出來的一篇：《臣行第十》，就是如何做一個很好的大臣，換句話說如何做一個很好的幹部。《長短經》裏也有“君道”的論述，我們暫時保留。像最近很多人喜歡讀《貞觀政要》，裏面記載唐太宗當年治國的歷史經驗，它的重點屬於君道，是給皇帝的教科書，要他知道如何作一明君，所以望之不似人君的我們，還是先由臣道開始，把臣道學好： 　　這個臣行，所培養的幹部，可以說是最高的幹部，撥亂反正的幹部。他先把臣道分類來講，正臣六類，邪臣六類，相互作對比。 　　六種正臣的典範 　　夫人臣萌芽未動，形施未現，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他分類出來的第一種是聖臣的典型，如《素書》裏的講的伊尹、姜尚、張良這些人，都可算是聖臣。這裏聖臣在上古屬於三公之流，坐而論道之事。他們的位置最高，等於現代國傢最高的顧問。沒有固定的辦公室，也沒有固定管哪個部門，所謂“坐而論道”，並不是坐在那裏玩嘴巴吹牛，他們的行為就是本節所講的“萌芽未動”這幾句話。天下一切大事，像植物一樣，在還沒有發芽的時候，態勢還沒有形成的時候，那就已經很明顯的洞燭機先，知道可不可以做。做下去以後，存亡、得失的機要，都預先看得到，把握得住。在事情未發生之前就預先防止，使他的“老闆”--領導人，永遠站在光榮的這一面，能夠做到這樣的，堪稱第一流的幹部，叫做聖臣。在歷史上這種第一流的幹部，都是王者之師。 　　…… 　　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 　　其次是自己很謙虛，每天幫助領導人做好事，貢獻他寶貴的意見，這種古代稱為“骨鯁之臣”，骨頭硬的大臣，自己馬上被免職沒有官做沒關係，但主要的在使領導人走上好的這一面，領導人不對的，就是說不對，歷代都有這種大臣。宋太祖之初有一位大臣去看皇帝，當時皇帝穿了睡衣在宮裏，他就背過身子，站在門上不進去，皇帝看見他站在門外，教侍衛去問他為什麽不進去，他說皇上沒有穿禮服，一句話把皇帝整得臉都紅了，趕快去換了代表國傢體製的禮服出來接見他。雖然這衹是一件小事，但這種骨鯁之臣則絶不馬虎，因為皇帝代表了一個國傢。在清朝的實錄裏就講到，康熙自七歲登基，六十年的皇帝當下來，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即使他一個人在房裏的時候，也從來沒有把頭上戴的禮帽摘下來，自己就如此嚴格管理自己。所以一個真正好的領導人，對待自己非常嚴格，這是很痛苦的事，自己如果剋服不了自己，而想徵服天下，是不可能的。這裏講到的大臣，對領導人要“勉主以禮義”，要勸勉老闆守禮行義。“諭主以長策”，告訴老闆要眼光看得遠，作長久的打算，使他好的地方更好，壞的地方改掉，這個樣子，叫做大臣。 　　…… 　　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其次，是為國傢辦事，睡都睡得很少，起早睡晚，同時要“進賢不懈”，這情形歷史上很多，就是推薦人才。這件事在中國古代很重要，一個大臣如果不推薦人才，是不可以的。這一點就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政治道德，前輩大臣是用各種方法來培養後輩，予以推薦，而且有好人才就推薦，不可鬆懈停頓。“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過去的大臣，都是深通歷史，如司馬光，著有《資治通鑒》，但他也是大政治傢。他有一度被貶回傢，後來皇帝有許多事情，要找他去談，他接到命令進京，到了京城--洛陽的城外，洛陽的老百姓聽說司馬相公蒙皇帝召見進京，大傢高興得跑到郊外去排隊歡迎他。司馬光看見這情形，問明白了原因，立刻往回走，不進京了。這就是太得衆望了也不好，這就是司馬光做人小心的地方。同時，也就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當榮耀來的時候，高興不要過頭了，過頭了就不好，花開得最好的時候，要見好便收，再欣賞下去，就萎落了。這裏是說做大臣要深通歷史，因為在歷史上有很多的經驗，可以引用來幫助領導人。 　　在清初，皇帝的內廷，有一個祖宗的規定，皇帝每天早晨起來，一定要先讀先朝的實錄，他們祖先處理政事的經歷。可見歷史的經驗，有如此重要，不管讀得多熟，每天要讀一下，以吸收經驗，啓發靈感。隨時以自己歷史的經驗來輔助皇帝的纔是忠臣。 　　或問袁子曰：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對曰：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何者？夫為人臣，見主失道，指其非則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話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此為忠矣。 　　這裏是以附註的形式，對“忠臣”作進一步的闡述。他說，有人問袁子說故少府楊阜不是忠臣嗎？而他答復說，像楊阜這樣的人，衹能稱直上，他行直道而已，算不得忠臣。楊阜是三國時的魏人，因打馬超時有功，封為關內侯，魏明帝的時候又升了官，這人有一個抱負，歷史上寫他“以天下為己任”，也就是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意思。因此歷史上寫他“敢抗疏”三個字。“疏”就是給皇帝的報告，“奏議”是建議，“奏疏”是與皇帝討論問題，“抗疏”就是反對皇帝的意見。楊阜是常常提抗疏，上面收到他這些意見，看是看了，但往往不大理，他看自己的意見不被采納，就提出辭官，但沒被批準，上面還是認為他很好。歷史上有一則故事，有一天他看到魏明帝，穿了一件便服，而且吊兒郎當，就很禮貌地告訴魏明帝，穿這樣的衣服不合禮儀，弄得皇帝默然，無話可說，回去換衣服。還有魏明帝死了一個最疼愛的女兒，發喪的時候，魏明帝下命令表示自己要送喪，這一下，楊阜火了，他抗疏說先王和太後死了，你都沒有去送喪，現在女兒死了要送喪，這不合禮。當然楊阜的話是對的，魏明帝到底是人主，並沒有理他的反對意見。在歷史上這類故事很多。 　　《長短經》中，在這裏藉用他，對忠臣的意義，做一個闡述。他說像楊阜這樣的人，可稱為是一個直士，很直爽，有骨氣，但還不夠算作忠臣。什麽理由？做為一個大臣，發現領導人錯了，當面給他下不去。雖然指出他的不對是應該的，但方法有問題，結果是自己在出風頭而已。有如和朋友在一起，在朋友犯錯時，要在沒有第三者在場時，私下告訴他，不能當別人的面前說出來，給他下不去。而魏朝的另外一個大臣，司空陳群這個人，是非常有名的，學問、道德樣樣都好。所以研究三國時的歷史，魏曹操父子之能夠成為一個正統的政權而維持了那麽久，不是沒有理由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很有他的道理。在曹操父子的部下裏頭，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像陳群就是有名的大臣，他就有忠臣的風度，他和高級的人員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不講上面領導人的錯誤，衹是直接“抗疏”，送報告上去，指出哪點有錯誤，哪點必須改。但是他上了幾十個奏疏，有的是建議，有的是批評，而他的朋友同僚都不知道他上了疏，自己絶對沒有自我表揚。所以後世的人，都尊陳群是一位長者--年高，有道德，有學問，有修養，厚道的人，這纔是真正的忠臣。像楊阜衹是行道的直士。其實，不但對領導人應該這樣，就是對朋友，也應該這樣。 　　…… 　　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為福，君終已無憂。如此者，智臣也。 　　智臣在現代的說法，是有高深的遠見，成敗禍福，事先看得到，老早防着它的後果而采取適當措施。一個政策下來，衹看成功的一面，一旦失敗怎麽辦？要早防而救之，塞其間，間就是空隙。處理任何一事都必須顧慮周全，即使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總難免其中有一個失敗的因素，就要“早防而救之”，先把漏洞堵塞掉，把失敗的因素消滅了，把禍變成福，使上面領導的人，沒有煩惱、痛苦、愁悶。這就叫做智臣。 　　…… 　　依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再其次，就是負責任，守紀律，奉公守法，上面交給任務，負責做到，盡自己的力量，不貪污，乃至送禮來都不受，生活清苦簡單，這種人是貞臣，廉潔之至，負責任的好公務員。 　　…… 　　國傢昏亂，所為不談，敢犯主之嚴顔，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 　　國傢在昏亂的時候，對上面不拍馬庇，不當面恭維，而且當上面威嚴得很，生氣極了，誰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他還是敢去碰，當面指出上面錯了的事，這樣就是直臣。 　　“是謂六正”。他首先提出來，聖臣、大臣、忠臣、智臣、貞臣、直臣這六種幹部，叫做六正。 　　恕臣之道 　　桓範《世要論》，桓範是南北朝時代的人，他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題為《世要論》，屬於縱橫術中的一部分，也是人臣的學問，所以講中國文化，我覺得尤其在這個撥亂反正的時代，統一中國的今天，這一部分很重要。這個時代，不是完全講四書五經，坐以論道的時候。當然我們需要以道德為中心，但是要知道做法，而這些做法多得很，可惜現在外面一般人都不研究。在這裏，就引據了《世要論》的話，應認清楚幹部。《世要論》說： 　　臣有辭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幹部不會講話，講出來不好聽，可是當主管的要註意，他嘴巴笨講不出來，而他的主意可好得很，不要對那個嘴巴笨的幹部火大而不去聽，這就錯了，就有些人一肚子好主意，可是嘴笨講不好，而且他講出來的話，好像比毒藥都難吞下去，讓人聽了難受得很，開口就是：“不行！不行！”可是他的意見，對事情非常有利，這就要領導人有高度的修養，對這種幹部要瞭解清楚。要有體諒人的修養，瞭解他雖然不會講話；心是好的，也是直的。 　　…… 　　臣有樸駿而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恕之以質乎？ 　　天生人物，各個氣質不同，秉賦不一樣，有種人樸實得好像永遠是鄉巴佬的樣子，有一點近乎十三點的樣子，但不是十三點，大約衹是十二點半。想想他真可愛，很樸實，但有時作人又多了那麽半點憨態，但不是壞事，講話時嘟嘟囔囔講不清楚。這樣的人，看他的外表沒有什麽了不起。而腦子裏聰敏得很。當主管的人，對於這種人，就要瞭解他本質淳樸、聰敏的一面。 　　…… 　　臣有犯難以為上，離謗以為國，可不恕以忘乎？ 　　這兩句話所指的，在歷史上的故事也很多，就是冒險犯難，臨危授命，可以拔亂反正的人才。如現代史上，在二次世界大戰初，希特勒橫徵歐非，把世界擾亂得那麽嚴重的時候，英國人最初對邱吉爾不敢任用，因為邱吉爾是有名的“流氓”作風，鬧事專傢，但是最後抵抗希特勒，還是靠邱吉爾，實際上邱吉爾就是“犯難以為上”的人。有些人天生的個性，喜歡冒險犯難。越睏難就越有興趣去幹，教他做平平實實，規規矩矩的公務員、辦沒有什麽大睏難的事，他懶得幹。“離謗以為國”，為了國傢，可以忍受一切的毀謗，大傢都攻擊他，他也不管。歷史上唐、宋、元、明、清歷代開國的時候，都有這樣的人物。像有許多人，被派到前方去艱苦中作戰，後方還有人嚮上面密報，說他的壞話。有些精明的皇帝，接到這種報告，連看都不看，原封不動的，加一個密封，寄到前方去給他自己看，也就表示對他信任，恕之以忠。 　　…… 　　臣有守正以逆衆意，執法而違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許多人非常公正廉明，但有時候公正廉明卻受到群衆強烈的反擊。像當年在成都開馬路的時候，就發生這種事，當時群衆認為破壞了風水，大傢反對，地方的勢力很大，所謂五老七賢，出來講話，硬是不準開。某將軍沒有辦法，請五老七賢來吃飯，這邊在杯酒聯歡吃飯的時候，那邊已經派兵把他們的房子一角拆掉了，等五老七賢回傢，已經是既成事實。隨便大傢怎麽駡法，而事情還是做了。等到後來馬路修成了，連瞎子都說，有了馬路走路都不用拐棍了。天下事情，有時要改變是很難的。有時必須守正以逆衆意，違反大衆的意思堅持正確的政策。要有這個擔當。這就要諒解他這樣是為了長遠的公利，也有的時候，在執法上違反了自己的私欲，寧可自己忍痛犧牲，這都是難能可貴的。 　　……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禍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人的個性倔強，要想教他委屈他自己的道德準則，違反他的思想意志，而去迎合某一件事，他死也不幹。還有一種“不禍世以取名”這也是很難的，幾十年來現實的人生經驗，很少看到這種人。如果做一件事，馬上可以出名，個人可以成功，可是，結果將會為後世留下禍根，那麽他寧可不要成這個名，而不做這種事。要瞭解這種人是直道而行的操守。 　　…… 　　臣有從仄陋而進顯言，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恕之以難乎？ 　　有些人地位很低，可是他有見地，古今中外，這樣被埋沒的人很多。往往這類人提建議時，中間階層的人說他越級報告，非把他開革了不可。實際上有的人路子很窄，地位也不高，也沒有名聲，但能進賢言，有很好的意見提供給領導人，雖然他的地位很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而所提的意見，都是忠心為國。對於這種人，作領導人的要註意，這是難能可貴的。 　　…… 　　臣有孤特而執節，介立而見毀，可不恕之以勁乎？ 　　這個“勁”就是“節”，古代往往兩個字連起來，“勁節”成為一個名辭。每以竹子來象徵，因為竹子是虛心的，筆挺的，有些人個性孤僻，不喜歡與同事、朋友多往來，有特殊個性與才能。大約有特別長處的人，都有特別的個性，看來很孤僻，這種人也有他的操守，不隨便苟同，超然而獨立，可是這種人，容易遭到毀謗，當主管的就要瞭解這種人是有特別節操的。 　　此七恕者，皆所以進善也。 　　上面曾經說了有六種正派一面的幹部，這裏就說到，當主管作領導人的，要對部下瞭解、體諒的七個恕道。換言之，作主管的如果不具備這七種恕道，就不能得到這六正的幹部。這點我們要註意了。人們常說歷史上的人才多，現在的人才少，並不盡然。正如曾國藩以及歷代許多名臣都說，每個時代到處都有人才，第一在自己能不能賞識，第二在自己能不能培養。即使是人才，也還要加以培養。沒有好的環境和有利的條件，才幹發揮不出來，人才也沒有用。所以六正與七恕，是君臣兩面共修之道。 　　反派臣道的型態 　　下面是另外一路的幾種臣道： 　　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事沉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 　　這裏的具臣，和《論語》中所講的具臣又兩樣了。這裏說，有些人規規矩矩，安於那個官位，衹要不出毛病，反正拿薪水，對於公事都辦，但並不特別努力，隨着時代的潮流，沉就跟着沉，浮就跟着浮，對現實把握很牢，隨世俗走，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現代的名詞，“水晶湯圓”就是這種人，又透亮，又滾圓。這種人衹是湊湊數的，聊備一員而已。 　　……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回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談臣也。 　　拍馬庇這一類的，歷史上這種人也很多，近代史中最著名的，有清朝的和坤，乾隆皇帝的嬖臣，就是這樣。對上面光是：“好的！是的！”這還不算，肚子裏還在打主意，隱隱地，暗暗摸清主管的毛病，愛好在哪裏，然後投其所好，這種投其所好的人，也有他們的一套，一般人很難做到的。譬如說，一位主管，什麽都沒興趣，就是好讀書，於是諛臣這一型的人，也會裝着好讀書。所以上面仁義道德，下面滿堂都仁義道德。《戰國策》裏就有這樣的故事。齊桓公最討厭紫色的衣服，他問管仲該怎麽辦，管仲說這很簡單，你明天開始，見到穿紫衣服的走到面前，你就說臭得很，教他走遠一點，這就行了。齊桓公照樣做了，一個月以後，全國都沒有穿紫衣服的人。所以我們讀書要註意，一般人常引用曾國藩的話，社會風氣的轉變，在一二人的身上。但要知道這一二人不是你我。社會風氣就是如此。因此上面好什麽，下面跟着就是什麽，這是非常大的力量。這一類的人，衹是討好領導人而已，偷偷摸摸，不走正道，專門巴結主管，往往因此害了這位主管，他也不管。這就叫作諛臣。 　　…… 　　中實險訁皮，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彰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 　　這一段說到姦臣了，很明顯地說姦臣內心裏非常陰險，外表上看起來則小心謹慎，規矩得很。從歷史上看到，成功的作一個姦臣還很不容易。如歷史上說秦檜殺了嶽飛，哪裏是秦檜殺的，宋高宗本來就討厭嶽飛，秦檜衹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代高宗承罪而已。大傢都知道嶽飛的口號：“直搗黃竜，迎回二聖。”這是嶽飛不懂宋高宗的心理，以為直搗黃竜就可以了。迎回二聖以後，宋高宗怎麽辦？二聖一個是他父親，一個是他哥哥，二聖回來，宋高宗還當不當皇帝？第二點，嶽飛當時纔三十多歲，年紀太輕，偏要涉及內政。當時宋高宗還沒有立太子，而嶽飛天天催高宗立太子，這在高宗的想法，認為你嶽飛希望我快死嗎？而且這是我趙傢的傢務事，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可是嶽飛偏要回來管這件事，固然嶽飛是不了起的人物，書也不能說讀得不好，但是人生經驗到底不夠，他的老師硬是沒有教好他，這是“批其竜鱗”的事，不可以做的。秦檜就知道宋高宗這個心理，更主要的是兩個政策思想不同，一個主戰，一個主和，作風上不同，而嶽飛遇害了。所以一個人要貫徹一個思想，很不容易。姦臣就是心存陰險，看起來很小心，很會說好聽的話，態度上討人喜歡，而最嚴重的是忌賢，好人他都妒忌，他要提拔的人，專門在領導人面前說他的好處，隱瞞他的缺點。對於真正的人才，他就在領導人面前，不表示意見，冷冷的態度。點點滴滴造成壞印象，就夠了。結果使上面的賞罰不當，該賞的不賞，甚至反而罰了，該罰的沒有罰，反而賞了，於是命令下去不能貫徹。這一類的，就是姦臣。 　　…… 　　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 　　讒臣和姦臣很相近，嘴巴壞得很，這種人很多，他的知識淵博，學問好，錯了的事，他總有辦法，或者以言詞理論，或以行為動作，把錯處掩飾過去，很會說話，硬能把人說服。而且他的才智論辯，可以把人傢兄弟、父子之間，傢屬的感情離間，同事相處，也挑撥離間，破壞感情，這是讒臣。 　　…… 　　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傢，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 　　像王莽一流，歷史上一些篡位的臣子，最後都到了這個程度，這種人就玩弄權了，用他的勢力，可以顛倒黑白，以輕為重，自己結成黨派，專門搞自己的事，乃至下假的命令，以達到自己的顯貴，這種人就叫賊臣。 　　…… 　　謅主以佞邪，墮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第六種是亡國之臣，他幫助老闆走上壞路，把錯誤都歸到老闆一個人的身上，實際上是部屬大傢的錯誤。這一點，由歷史、人生的經驗看，是非很難講，公務員沒有把事情做好，而老百姓都駡領導人。做領導人的確很可憐，下面常常陷主於不義。任何時代都是如此，工商時代也如此，這是一般人類的心理，很自然的，沒有辦法，這類人是亡國之臣。 　　“是謂六邪”這種具臣、諛臣、姦臣、讒臣、賊臣、亡國之臣等是六種邪臣，不是正道的幹部。 　　防邪之道 　　下面再引證桓範的《世要論》。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虞之以詐乎？ 　　用人之難，人心之險詐，有些人小事忠得很，但他是藉此達到另外一個大不忠的目的。有些人小信一定好，而他是要完成他的大不信。所以要顧慮到，是不是真正的險詐。不過話又說回來，從歷史與人生的經驗上看，有許多人他有本事，也是做小事一定盡忠，絶不是詐，並沒有存心騙人，也不是為了什麽大的反叛目的，這樣做了多少年，可是一把他放到大的職位上去就完了，他就不忠了。於是別人說此人施詐。但在我的看法不同，這是主管對於人才的看法沒有深切的瞭解。這種人在小位置上忠心，到了大位置上並不是不忠心，而是受環境的包圍，於是變壞了。這不是他詐不詐的問題，而是他這材料不夠坐那個大位置，等於很好的小吃館子，如果要他辦酒席大菜就完了。還有就是年齡的關係，這就是孔子的話，人老了“戒之在得”，年老了樣樣想抓，這個“得”字就出了毛病。這不能說他在年輕時的作風就是假的，因為年輕人不在乎，覺得自己還有前途，來日方長，有的是機會，所以就不至於貪得，年輕大了的人，覺得在世的日子短了，先弄一點到手吧，這一來就完了。這就是心理的問題。講修養，就是要把這種心理變化過來，能有這個氣質的變化，這纔是真本事、真修養，這也並不容易。所以關於這一點，我對於古人的這個觀點，還是不同意，因為它講的是道理，沒有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跟着空間、時間在變更的。一個人真能修養到自己的心理、思想，不受環境的影響，不因空間、時間的變動而跟着變動，纔稱得上是第一等人。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做了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誰去做呢？（一笑） 　　…… 　　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 　　這是說有些幹部在外表上看，脾氣很大，衝勁也很大，可是內在沒有真膽識，有些人在態度上看起來非常仁義，而真正的行為，卻與仁義相違背，就是說有的人在平日看起來，是頗仁義的，但是真到了義利之間的關鍵頭上，要作一决定時，他就變得不對了。所以當主管的人，對幹部的看法、考核，要顧慮到是不是表裏如一，腳踏實地。 　　…… 　　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 　　這個情形很多的，人類嫉妒的心理是天生的，一般人所謂的吃醋，好像男女之間相愛，女性的妒忌心特別容易表現，所以一般都說女性醋勁最大，其實男性吃醋比女性更厲害，而且不限於男女之間，男性往往發展到人事方面，諸如名利之爭、權勢之爭等等。譬如有些人名氣大了，就會有人吃醋，有的人文章寫得好了，就會有人吃醋了，字寫得好了也吃醋。乃至於衣服穿得好了，別人也會吃醋，甚至兩人根本不認識，也吃醋。這是什麽道理？這是高度的哲學和心理學，嫉妒是人與生俱有的劣根性。 　　不論上面領導的人，或者做人傢幹部的人，對於這些都要知道的。人的心理，是這個毛病，有些人歡喜打擊同事，自己專權，於是擋住了下面的情形，同時使下面也不瞭解上面的意思。這都是出於妒忌心理，纔發生了這些情形。所以當一個領導人的，聽到幹部當中甲說乙的話，乙說甲的話，都不能偏聽，而要盡量客觀的，要註意他們之間，是不是有妒忌的心理。 　　…… 　　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讒手？ 　　挑撥、說壞話、害人的話就是讒言。這是古今中外一例的，譬如一個文人，尤其是學哲學、學邏輯的人，經常容易犯這個錯誤。邏輯學好了以後，非常會辯理，怎麽樣都說得對，死的可以說成活的，在理論上，邏輯上絶對通，但事實上不一定對。所以有些幹部，能言善道，很有文才，很有思想，專門發表邪說。這段文字上看“邪說”兩字，定在這裏，明明白白，看起來很清楚，如果我們做了主管的時候，幹部進邪說，不一定寫文章，對於某件事情，他輕輕一句話，就聽進去了，中了他的邪說，亂了真理，他用一種好像是對的道理，而傷害了好人。所以當領導人的，就要顧慮到，是不是有讒言的作用。 　　…… 　　臣有因賞以償恩，因罰以作威，可慮之以姦乎？ 　　有些專權的人，他對他的部下有賞賜，並不是公正的賞，而是自己與受賞的人有關係，故意賣恩情給他。譬如小的單位主管，有考核權的，對於自己喜歡的人，就多給他分數，對於所討厭的人，儘管他有本事、有功績，還是設法扣他的分數。“因罰以作威”，以示權威。賞罰基於私心，這一類，就是好佞之人，不公正。 　　…… 　　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除，謀事托公而實扶私，可不慮之以欺乎？ 　　這種事情就很嚴重了，我們從歷史上的政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幹部明明內心想要害某人，而表面上說某人的好話，但暗暗地把某人搞垮。謀事則冠冕堂皇，托之於公事上，實際上則挾了有私意，手段非常高明，這就是欺，古代所謂欺君罔上。我們看歷史，這種悲慘的故事實在不勝枚舉。 　　…… 　　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 　　有些人，是靠領導人旁邊最親信的人，專走這個門路，服事他們，搞得很好，由他們影響領導人，達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找在領導人面前分量最重，言聽計從的人，托他們的力量，結交他們，以鞏固自己的權力與地位，這都是偽。 　　不過這種事，有時也很難定論，要看各人的運用。以近代史看，曾國藩、鬍林翼就是走的這個路子，這是歷史上的兩段秘密，當然正史上沒有記載，而這種野史的記載，是真是假，暫且不去管它。 　　據說，清鹹豐皇帝，所以知道曾國藩的大名，在太平天國一起來的時候，就教曾國藩在湖南練湘軍，是因為鹹豐早就對他有了印象。最初曾國藩在京裏做官的時候，是在禮部做一個小京官，大約等於現在部裏的司長級，還是附員一類閑差。他知道一個漢人，在滿洲人的政權裏做官，非走門路不可，於是他結交了一位親王，兩人感情很好，後來這位親王嚮鹹豐保薦曾國藩，說他“膽大心細，纔堪大用。”鹹豐看到是這位親王--鹹豐的伯伯或叔叔的保薦，就答應了召見。後來果然鹹豐在便段召見曾國藩，他進去以後，便殿裏空空的，什麽都沒有，衹是在上首位置，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是一個錦墩，太監帶他進去以後，教他在便殿等候，他嚮皇帝的位置，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禮以後，就規規矩矩坐在錦墩上等候，等了一個多時辰，皇帝始終沒有出來，最後一位太監出來通知他，皇帝今天有事，改天再召見，曾國藩衹好對着空椅子三跪九叩首以後回去了。回去以後，這位保薦他的親王馬上問他情形。曾國藩報告了經過，親王問他在便殿裏有沒有看見什麽東西？曾國藩仔細回想，除了皇帝的座位和錦墩以外，的確沒有另外看見什麽東西。這位親王聽後說：“糟了！”趕緊跑進宮裏，找到便宮當值的太監，送上紅包。結果打聽出來皇帝座位後面的墻上，挂了一張很小的字條，上面寫的是“朱子治傢格言”。親王就回來告訴了曾國藩，而且告訴曾國藩，他嚮皇帝保薦的話是“膽大心細”四個字，膽大是不易測驗的，除非教他去打仗，而心細則可測驗的。果然過了幾天，鹹豐又召見曾國藩問起這張朱子治傢格言的事，這時曾國藩當然答得不會含糊了。因而得到鹹豐的贊許，把曾國藩的名字記下來，而曾國藩也由此因緣，成了清代的中興名臣，這是野史上的記載。 　　第二件事，是鬍林翼的故事。當時湖北的巡撫官文，是一個滿洲人。清代的制度，因為始終有種族的觀念，巡撫（相當現在的省主席）如果是滿人，而軍門（相當現代的保安司令）則是漢人。反正在省的一文一武兩大首長，一定是一個漢人，一個滿人。在巡兵的時候，巡撫和軍門提督，兩人都要簽名，光是一個人簽名，則調不動兵，如此以為互相牽製。所以當時打太平天國，也很麻煩的。當時湖北的官文是一個糊塗蟲。有一天官文的第五姨太太作壽，鬍林翼聽說是撫臺的夫人作壽，鬍林翼身為軍門提督，分囑部下，不得不去。他本人雖然也可以不到，不過鬍林翼還是去了。在巡撫衙門前，剛一下轎的時候，看到一個人身穿朝服，從裏面出來，一臉怒容，上轎走了。鬍林翼打聽是怎麽回事，人傢報告，這位官員很有骨氣，因為聽見巡撫夫人生日，前來作壽，到了以後，知道衹不過是五姨太的生日，（當時多妻製，一人可以取幾個太太，但元配以外的姨太太，是沒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沒有進去拜壽，上轎就走了。大傢稱贊這位官員了不起，到底是讀書人，有品格，有骨氣！可是鬍林翼把“馬蹄袖”一抹，投了一張名卡，還是進去拜壽了。以鬍林翼當時的聲望名氣，他親自前往拜壽，官文和他這位最得寵的最小姨太太，都高興得很。官文吩咐這個姨太太，第二天就去回拜鬍林翼的老太太，拜鬍林翼的母親為幹媽。從此以後，鬍林翼打太平天國，就可隨便調兵。像鬍林翼這種人，絶對是正派的人，但是為什麽這樣做？這就是權術，沒有辦法不如此做，要想事業成功，有時候也不能呆板地拘小節，問題在動機如何？他的動機絶不為私。如果不用這個方法，敵人打到門口了，還調不動兵，怎麽去打仗？所以在這種小事上馬虎一點，反正母親收了一個幹女兒，總不吃虧。所以上面這句話：“臣有事左右以求進，托重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這句話，也不是呆板的，要看實際的情形，如何運用，動機何在而定。 　　…… 　　臣有和同以取說，苟合以求進，可不慮之以禍乎？ 　　有幹部“和同”，什麽是“和同”？這兩個字，本來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塵”，意思是說，一個修道的人，不要特別把自己標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樣，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樣。“塵”就是世俗人，社會一般人，塵市之間，大傢都吃飯，而你一個人非要買包子吃，這又何必呢？將就吃一點就好了嘛。這本來是“和光同塵”的意思，可是道傢這一思想，後來被引用，就變成“太極拳”--圓滑的觀念了，人說白的是黑的，我也馬馬虎虎說是黑的，跟着亂滾，也被稱作“和同”了。“取說”的“說”，通“悅”。“和同以取說”，指的是臣下為了討好上司，便放棄作人的原則，作鄉願去了。這裏是說，有些幹部圓滑得很，“太極拳”馬馬虎虎應付一下，衹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麽都來，衹要對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幹，這種心理發展下去將來就是一個禍害。到了利害關頭，一點氣節都沒有，什麽事都可以做得出來。 　　…… 　　臣有悅主意以求親，悅主言以取客，可不慮之以佞乎？ 　　有的幹部衹做上面老闆喜歡的事，專說老闆喜歡聽的話，以求得他歡心，取得他的親信。這種就是佞臣。 　　上面是《長短經》作者，對桓範《世要論》的引述。一個領導人，在防惡上，應該註意考慮到的九種原則、九個顧慮，也是人物的分類。該註意到的。 　　讀書千萬不要被書所睏，一切的運用全在自己。像這一類的書讀多了以後，等於醫學的常識豐富了以後，連一杯水那個敢喝，深怕有傳染病，法律學多了以後，連一步路都不敢走，動輒怕犯法。而對於“九慮”這些東西看多了，連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實衹要我們把握了大原則，相信少數人，不傷任何人，愛護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忠姦之辨 　　下面是舉很多實例了。 　　這是一篇大文章，但是古人寫文章的分類，不像現在的觀念，現在寫文章的層次，往往是宗旨、要點、原則、引伸，古人則大異其趣。 　　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殺之，是與比幹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幹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古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而紂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為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懷矣！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僻，其泄冶之謂乎？ 　　這裏是子貢和孔子問答的一段話。（這段話在四書五經裏是看不到的，要在其他的書裏去找，所以真要研究孔子思想是相當睏難的，我們不要以為看了四書五經，就懂了孔子的思想，有一本清人編的《孔子集語》，將孔子所講的話，如《莊子》等等引用孔子的話和有關的很多事，都收集在這裏，所以現在也可以走取巧的路綫，看這本書，勉強可以把孔子一生，多瞭解一點，免得到處找資料。） 　　這段書我們暫且擱在這裏。要先瞭解一件事情：我們知道，春秋戰國在陳靈公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後世稱她為“一代妖姬”，名夏姬，是當時的名女人，好幾個國傢，都亡在她身上。據說她好幾十歲了都還不顯得老，許多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她在陳國時，陳靈公和幾個高級幹部，就和夏姬宣淫於朝，於是陳國的另一位大臣泄冶，就嚮他們提出諫議，責備他們不應該這樣做。陳靈公自己理虧，對泄冶沒有辦法，就買通一個刺客，把泄冶刺死了。 　　這段書，就提到了這段歷史，有一天子貢問孔子說：泄冶的這個行為，同紂王時代的比幹一樣，泄冶這個人，是不是可以說合於仁道？孔子說，這兩個人並不相同。因為比幹之於紂王，在宗法社會，講私的方面，他們是皇親，比幹是紂王的叔父，講公的方面，比幹的地位是少師，等於皇帝的顧問。在宗法社會的政治制度下，他是為了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他準備犧牲自己，所謂“屍諫”，希望自己死了以後，使紂王海寤，所以比幹當時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泄冶就不同了，他衹是陳靈公的部屬，地位不過是個下大夫，勉強比喻等於現代簡任初級的官位，並沒有私人血統上親密的關係，而陳國這樣一種政權，在孔子看來，是一個君子就應該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沒有這樣做，還在懷寵。以他這樣的地位，用區區一個身體，想要影響上面的昏亂，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衹是“懷”而已，他的胸懷裏，愛國傢的心情，還是有的，至於說到仁道，卻並不相幹，所以孔子引用詩經上兩句話：“民之多僻，無自立僻。”一般人當走到偏僻的狹路上去的時候，是沒有辦法把他立刻輓回的，泄冶就是個懂這個道理，方法不對，白丟了一條命。 　　這是引證一段歷史的經驗，說明部下與長官之間爭執時處理的方法。 　　或曰：叔孫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馬遷曰：夫量主而進，前哲所韙，叔孫生希世度務，製禮進退，與時變化，率為漢傢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麯而不撓，大直若詘，道同委蛇，蓋謂是也。 　　這是另一個歷史故事。漢高祖平定天下以後，最初是沒有制度的，每天上朝開會，文官武將和他吵，亂七八糟，簡直沒有辦法，而叔孫通本來是秦始皇時代的一個儒生，他為了要保持文化道統，也曾跟過楚霸王，意見行不通，後來跟隨漢高祖。而漢高祖也是拿讀書人的帽子當便壺用的，見讀書人就駡，所以叔孫通最初連飯都吃不上，什麽氣都受。有學生問起什麽時候才能達到保持文化道統的目的，叔孫道說不必心急，現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時候，用不着我們讀書人。 　　等到漢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見漢高祖，建議製定禮法，漢高祖曾經斥他說：“乃公天下馬上得之”--意謂：“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騎在馬上打來的，你讀書人算什麽？去你的！”這時叔孫通就頂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馬上治之。”就是說：“天下你是打來了，但是將來治理天下，不能永遠打下去呀！”漢高祖這種人，在歷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領袖，個性固然強，可是別人有理由，他一定會聽。所以聽了這話認為有道理，問該怎麽辦？叔孫通於是說我替你擬訂計劃，建立制度。漢高祖立刻答應，教他去辦。幾個月以後，把所訂的制度禮儀“朝班”都演習好了，再請漢高祖出來坐朝，漢高祖一上朝，那種儀式，那種威風，真和當年打仗亂七八糟的不同。儼然是大漢皇帝的氣派。這時他這一舒服，纔知道讀書人有這麽大的用處。 　　這裏是引證，當漢高祖還沒有起來，秦始皇焚書坑儒時，叔孫通有辦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後，召集知識分子開會，嚮大傢說，據說外面在造反，有沒有這回事？那些知識分子聽了以後，都說真話，說外面有許多人在造反，並勸二世改過，惟有叔孫通說，外面沒有造反，衹不過是些小偷而已，是亂傳話說造反的，二世聽了叔孫通的話，認為很對，非常高興。可是叔孫通講過這個話，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這個政權沒有希望了。所以這裏提到叔孫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諛，拍馬屁，阿麯，歪麯事實，將就對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個知識分子，在寫文章時，都不隨便下筆，社會大傢認為對，自己認為錯了，就不應該隨便跟大傢的意見寫，如果跟着大傢人云亦云，就是“麯學阿世”，違反真理。拍社會、拍時代的馬屁是不應該的，這是中國讀書人的精神。）是一個知識分子應該的嗎？《長短經》的作者，於是引證司馬遷對這件事的批評，也就是他在史記上留給我們後人，對歷史的看法。 　　剛纔說過了叔孫通對歷史的關鍵之舉，如“朝班”的制度，自漢代由他建立以來，雖然歷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實行了幾千年。我們再從文化史的觀點來看，叔孫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漢代以來，這幾千年當中，實際上的政治體製思想，一直受他的影響。所以司馬遷反對一般人對叔孫通小節方面的批評，他是從大處着眼下筆，他說叔孫通“量主而進”，從這句“量主而進”，我們就看到，王充說《史記》是一部“謗書”，毀謗漢朝的大著作，換句話說是毀謗歷史的大著作，但在當時不大看得出來。如用的字句，司馬遷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進”這四個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後世說的“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好的鳥如鳳凰，絶不隨便落在一般樹上，一定落在梧桐樹上，否則寧願停留在半空盤旋，絶不下來。一個人則擇主而事，古代君臣、主僕的關係分得很清楚。“量主而進”就是測量測量老闆，跟隨他有沒有意義，前途有沒有希望。“前哲所韙”前輩的哲人--代表賢人、聖人、有道德學問的人，都認為這樣是對，是應該的原則。這兩句話八個字，已經把一般人對叔孫通的評論推翻了。 　　司馬遷再為這個“生”字作申論說：叔孫生希世庶務--叔孫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說叔孫通在秦始皇這個時代，為了要繼承文化，不致中斷而留傳下去，希望有個好的社會，執行正統的文化，等到好的時代來了，好做一番事業，製定文化精神的體製。進退之間，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這個時代，他沒有辦法，衹好跟着時代變，並沒有完全依照古禮，所以他非常懂得適應時代的環境，以應變達到最後的目的，結果目的都達到了，他跟隨漢高祖，最初在漢高祖忙於軍事的時候，等於當個附員，閑的差事，拿一點薪水，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後來，他開創了漢朝的文物制度，成為漢代的儒宗。 　　司馬遷更進一步引申，古代所謂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樹一樣，世界上的樹都彎下去，衹有這棵樹是直的，但這棵樹也很危險，容易被人砍掉，所以雖然直的，但有時軟一點而並不彎麯。自己站住。站住以後，在這種時代也是很難處的，不願意跟大傢一起浮沉，就顯得特別，特別了就會吃虧，還要配合大傢，但配合大傢，和大傢一樣又不行。在“緻麯則全”的原則下，必須保持着一貫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詘”，看起來好像不會講話。“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則，好像太極拳一樣，跟着混，而結果達成他的目的，這就是叔孫通的作法，結果他不但開創了漢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制度。 　　這是說臣道的宗旨，一個人在時代的變化中間，為社會、為國傢、為民族文化、為個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難，站住以後要達到一個為公的目的就更難了。 　　…… 　　議曰：太公雲，吏不志諫，非吾史也。來去延詰張禹曰，屍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 　　這裏又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朱雲和張高兩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傢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極點，各處的報告，反應到朝廷的意見，都被張禹把它壓下去，不提出來。所以朱雲就當着皇帝的面，潔問張禹，說張禹對下面這麽多意見，不提出來報告皇帝，像死人一樣占住一個位置，衹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什麽事都沒做，使上下的意見都不溝通，應該殺了他。這是引述的一段歷史故事。 　　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雲何？ 　　班固是依照司馬遷著《史記》的路子而著《漢書》的，他討論歷史，提出這個意見，認為作人處世很難，跟着社會時代走，就違背了傳統的道，違背了自己文化的精神，可是硬不跟着時代走，違背一般世俗的觀念，本身就危險，至少這一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餓死，這是事實。像電視節目，我們認為不好的，可是廣告收人好，我們認為好的，可沒有廣告了，電視公司就要喝西北風，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中國的古人，想要請他出來做官，他不要，為什麽不要？為什麽清高？他既然出來，就要對國傢社會有所貢獻，估計一下如果貢獻不了，又何必出來？所以就不輕易接受爵位了。這是古人，若是現代的人可不管這許多了，有人給一個顧問名義，也就挂上，儘管不拿錢，還可出名哩！時代不同了！古人傳統文化的觀念，如果擔任了名義，而無法有貢獻，就寧可不接受。那麽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和死之間的抉擇，有時候連這條命也要交出去了，就是說生與死之間的哲學的意義，該怎樣講法？ 　　對曰：范晔稱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賽義。若義重於生，捨生也可；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作者於是引用劉宋一位學者范晔說的話，他說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麽連飯都吃不飽，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但是如果專講求生，就會虧損義理。我們看看現在的人，為生活、為前途，什麽事情都可以幹，衹要錢賺得多，都可以來。古人往往以義作為行事的準則，如果認為死了比活着更有價值，就可以一死！但有時候，做忠臣並不一定非死不可，中國的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硬要留住這個青山。譬如被敵人包圍了，在生死之間，事實上生重於死，忍辱苟生，將來能夠做一番比死更重大，更有價值的事情，那麽不一定要死，全生可也。相反地，就非求死以全節不可了。 　　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完，又提出一段歷史故事： 　　…… 　　或曰：然則竇武、陳再，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手？ 　　漢代最有名的禍亂是宦官，明朝的禍亂也是宦官。我們中國歷史上的禍亂，差不多都離不開外戚、宦官、藩鎮三大原因。在漢朝就亡在外成、宦官兩個因素上。王莽就是外戚。唐朝亡於藩鎮（權臣），明朝亡於宦官，魏忠賢這些人都是宦官。衹有清朝對於這三個禍亂因素都防範得很嚴謹。宦官干涉了政治非殺不可，多說一句話都要被殺。清朝的實錄，雍正遵祖宗的規製，他有一個最喜歡的戲子，有一天這個戲子問雍正皇帝，揚州的巡撫是哪一位。雍正一聽發了火：“你怎麽問這個問題！”就把這個戲子推出去殺了！看起來雍正的手段毒辣，事實上問題很大。一個平常玩玩的戲子，居然問起地方的首長是誰，可見有人在暗中拜托了什麽事情。這還得了，固然處理得很嚴厲，但是看了歷史上這些關於宦官為害的可怕事情，非這樣辦不可。 　　事實上何必要當皇帝纔如此，許多人都會有這類經驗，就是當上一個小主管，這類問題都來了。太大娘傢的人，來說說話托個人情，你說怎麽辦？不答應，太太天天和你吵，難道為此和太太離婚嗎？這是內威之纍。或者跟了你很久的人，有事總要替他安頓安頓。這情形也和“宦寺”差不多。另外藩鎮，好比下面的科長、股長，做得久了，公事又熟，出些問題，真沒辦法。個人尚且如此，何況大的國傢？ 　　後漢時代竇武與陳蕃，兩個有名的人，以及明朝的有些大臣，硬是不賣帳，結果還是死在這班宦官手裏，那麽照前面的理由看起來，竇武、陳蕃這些人做得不對了嗎？ 　　范晔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山且)(山危)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道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可謂萬代一時也，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也。 　　這段還是引敘范晔的話，來答復前面的問題。讀過諸葛亮的《出師表》，就會知道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皇帝了。《出師表》上提到劉備最難過、最痛恨的，就是他這兩位老祖宗。這兩位漢代皇帝，和宋代的徽宗、欽宗父子一樣。宋徽宗做一個藝術傢蠻好的，他的繪圖、書法都很好，可是命苦，當了皇帝就非變成俘虜不可。 　　范晔所說這個歷史的故事，舉出竇武和陳蕃這兩位後漢的名臣。當時發生了黨禍，他們兩人想輓回時代的風氣，但是陳蕃卻因竇武的黨禍案子而犧牲了。這裏范晔的論點是說，在桓靈這個時代，像陳蕃這種人，學問好，有見解，有人品，知識分子個個仰慕他，他個人所標榜的，已經樹立了風氣、聲望，成為一個標竿。對當時昏頭昏腦過日子的世俗抗議，他的那種思想、影響力，在最危險的社會風氣中、政治風浪中，像跑馬一樣，和那些明知道不對而又不敢說話的懦夫爭衡，結果把生命賠進去了。以他的聰明學問，並不是不能做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他不願意這樣做。因為他想要提倡倫理道德，人類的社會就要有是非善惡，他悲們當時世界上的人，一些知識分子，看到時代不對了，儘管反感極了，而衹是離開世俗，明哲保身，逃避現實，沒有悲天憫人之意，人倫之道就完了。所以他反對這些退隱的人，認為退隱不是人生的道理，於是他有機會可以退開，他還不走，而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以仁心為己任，明知道這條路是很遙遠的，還是非常奮發、堅定，所以一碰到政治上有改變的機會，就幫忙竇武，而把命賠上了。這樣的死，是非常值得的，以歷史的眼光來看，把時間拉長，把空間放大。他這生命的價值，在於精神的生命不死，萬代都要受人景仰，雖然他沒有成功，但是他的精神、正義足以作為這個世界的中心。 　　議曰：此所謂義重於生，捨生可也 　　這裏的結論是，當覺得死了比活着更有價值，這個時候惟有犧牲自己。這是理論，這種理論想要真正變成自己的思想和觀念，則並不簡單。能在必要的時候付諸實施，更是難之又難。 　　上面的這些歷史故事，都是說“臣行”的，所謂臣行，也就是人臣的自處與處事之道。一個人做事對自己的立場要認識清楚。 　　下面繼續提出臧洪死張超之難的故事，討論他是不是可稱為義？臧洪死張超之難故事的原文，在這段文章的後面，用括號引述出來了。我們必須先瞭解這個歷史故事的實際經過情形，然後再說它的道理。在這裏大傢一定會奇怪古人寫文章為什麽這麽彆扭，把論理的文字，寫在前面，而把所討論的歷史故事，寫在後面。這是因為古人認為這些歷史故事，每一個讀書人都知道了，假使先敘述故事，再論道理，在古代認為這是丟人的事，甚至認為作者看不起人，好像表示別人對歷史都不懂，衹有他懂似的。因為中國古代讀書人，大多都對歷史典故很熟。現在可不同了，一般寫論文，都是東抄西抄一大堆，寫出來的意見，不是作者的，而是抄來的。這是古今之不同。其次，古人有時引述的歷史故事，在文章中等於現在文體的註解，所以放在正文的後面，這是我們對於古今文體需要瞭解的地方。我們是現代人，就走現代的路綫，從後面讀起，先把這段歷史故事瞭解，等一下再回過來看它對這個故事的評論。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國張超於雍丘，洪聞起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絶，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 　　這是三國時的事。廣陵是現在的江蘇揚州一帶。張超是當地的太守，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給了臧洪，後來袁紹也和他做朋友。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現今河南杞縣）這個地方，把張超包圍起來。臧洪聽到這個消息，因為張超是他的朋友，又是長官，所以就光着腳，哭着到處替張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時因為袁紹是朋友，也嚮袁紹求救兵，可是袁紹沒有理他。結果張超被曹操消滅了，全族都被殺了。臧洪就為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紹，而和他絶交了。朋友變成了冤傢，於是袁紹又興兵圍攻臧洪，破城以後，臧洪也被殺掉了。 　　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後來一般人討論這件事，就認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頭腦不清楚，當三國那個時代，正是所謂縱橫時代，等於戰國時候一樣，是沒有道義的社會，談不到要為哪一個盡道義，立身於社會中，對當時的環境看不清楚，在縱橫的時代，而去講道德、講仁義，亂世中去講太平時候的高論，當然搞不好，這就是所謂：“居今之時，行古之道，殆矣！”在現在的時代，要想實行三代以上的禮樂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並不呆板，他教我們要趕上時代。“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世。”就是對臧洪的結論，這樣做，如果想立功、立業，救時代、救社會，是辦不到的。 　　現在再回過來看《長短經》的作者，對臧洪這件歷史故事的評論，他首先提出問題： 　　……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 　　假定有人問臧洪這樣為張起而死，夠不夠得上是義氣？於是他引用范晔的話： 　　范晔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捨，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許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纖倒懸之會，忿悄之師，兵傢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 　　范晔是說，曹操圍攻雍丘，消滅張超，當時臧洪為了朋友，到處請兵，可以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號哭的行為真值得同情。因為英雄豪傑，在某種環境之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一般人的講究仁義，在心理上是兩樣的，（讀古書到這裏，要想一下，為什麽豪雄之所趣捨，其與守義之心異乎？）我們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傢馬丁路德的名言，“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為了達到最高的主義，最高的理想，有時候內心儘管痛苦，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犧牲。在平時作人也如此，假定現在朋友、同事之間，家庭有了睏難，即使下雨下雪，沒船沒車，走路也得趕去幫忙。但到了一個非常的時候，自己有大的任務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顧全這個朋友之間道義的小節了。所以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浸浸然，小人哉！”這個話就很妙了。孔、孟之道，總是教人忠信，講話一定兌現，做事一定要有結果，面孔子卻又說，這樣事事固執守信的，衹是小人。這麽說來，是不是言不必行，講的話，過去了就算了嗎？並不是這個意思。讀書最怕如此斷章取義，必須要看整篇，纔知道孔子這幾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大丈夫成大功，立大業，處大事，有個遠大的目標必須要完成的時候，有時就不能拘這些小節，小節衹是個人應做的事。如為國傢民族做更大的事，個人小節上顧不到，乃至挨別人的駡，也衹好如此。 　　另外一個觀念： 　　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 　　在三國的時候，袁紹、曹操、張超這一班人，和任何亂世時代，據兵割地稱雄的人，都是一樣，有時雙方和平訂約了，有時候雙方又打起來，也和我們現代的國際局勢一樣，這是個非常時期。每逢一個非常時期，不要以為國際之間有道義信用，實際上都是在作戰，利害相同就結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每個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盤，衹要形勢上有需要，利害上有關係就做，這是當然的情形。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如果這一點看不清楚，而去與人講道義，就衹有把命賠進去了。更何況，像三國時候，那種地方軍閥互相割據的戰爭局面下，雍丘是一個非常危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衹知道自己的朋友張超被曹操毀了，以為袁紹也是朋友，去請袁紹幫忙，卻不知道曹操與袁紹之間，因為利害的關係，已經結合了。這就是說臧洪的頭腦不夠，對時勢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這工作？他想藉袁紹的兵，把曹操打垮，這是很危險的。像吳三桂藉滿清的兵打李自成，結果就成了滿人的天下。再以中國的軍事哲學--《孫子兵法》的思想來講，不冷靜地先求“謀攻”的關鍵，衹是感情用事，以個人忿恨的私見，影響到作戰的决策，頭腦就昏了，心理上情緒的悲哀、怨恨，是軍事學上的大忌諱。這不衹是限於軍事，在工作上有時碰到緊急睏難的時候，個人的情緒忿捐之中，特別要註意，必須把這種情緒先除去，然後才能夠冷靜，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謀定而後動”而像臧洪這樣“徒跣且號，束甲請兵”，和以前戰國時候，吳楚之戰，楚被吳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國去請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樣的。這樣對個人節操而言是對的，但對事情而言，這是沒有用的。不能解决問題。這裏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個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處理事情的觀點、看法、智慧的决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個人，是成了千秋萬世之名，但為楚國着想，藉了外力秦兵去打關國，前門驅狼，後門進虎，也不是好辦法，還沒有聽說過這樣能復國圖存的。 　　或曰：季布壯士，而反摧剛為柔，髡鉗逃匿，為是乎？ 　　大傢都知道一諾千金，是季布有名的歷史故事，這位先生是了不起的。他年輕時是一位非常有號召力的遊俠之士，後來跟隨項羽，作戰非常勇敢。有一次把劉邦打垮了，追擊劉邦，差一點就可以砍到劉邦的馬尾。後來劉邦得了天下，最恨的也是季布，所以懸重賞緝捕季布，同時下令，藏匿了他的要誅全族。在這樣嚴緝之下，季布就到山東一位大俠朱傢那裏賣身作傭人。朱傢一看見季布，就看出來了，把他收留下來。到晚上再把季布找來，做個別談話，要他說老實話。季布說，你既然知道了，就隨你辦，嚮劉邦報告，就可以得重賞乃至封侯。朱傢當時就安慰他，絶對不會這樣做。同時告訴季布，這樣逃匿不是辦法，總有一天會被發現的。朱傢本來就和劉邦這些人很熟，他和季布商量同意，將季布扮成車夫，朱傢帶他去見劉邦。到了長安以後，這一班幫助漢高祖打天下的老朋友都宴請朱傢，問他到長安有什麽事，當然，都知道他不想做官，也不會要錢。朱傢就要他們轉告劉邦，季布這個人，年輕有為，是個將纔，是個可以大用的豪傑之士。當年和項羽打仗的時候，季布追殺劉邦，是各為其主。項羽完了，就不必再視季布為仇敵，現在通令全國抓他，這樣逼迫，他被逼緊了，不是嚮南邊逃到南越，就是往北邊逃往匈奴（因為那時劉邦所統一的天下，衹限於中原一帶，至於長江以南的兩廣、雲貴一帶，南越王趙佗，和漢高祖同時起來的，雖已稱臣，並未心服；北方的匈奴，也隨時要侵犯中國的），這樣平白地送給敵人一名勇將，給自己增加一個最大的禍患，這又何苦？朱傢說，現在就為這事而來。這班大臣們嚮劉邦報告以後，漢高祖聽說是朱傢來說的，就取消了通緝令，並且給季布官做。所以後來季布又成了漢朝的大將，而且非常忠於漢室。可是如果沒有朱傢這一次出來說話，還是不行。而朱傢說妥了這件事，仍然回山東過他的遊俠生涯去了，不要功名富貴。所以俠義道的精神，在中國的歷史上始終是存在的。這裏是說，季布失敗以後，毫無辦法，英雄的豪氣都沒有了，變成窩囊得很，把頭髮剃光，什麽苦工都做不該去躲藏的地方也去躲藏，偷偷摸摸過日子，這樣對嗎？以中國文化精神來說，一個真正的英雄壯士，失敗了就自殺算了。在那個時候說來，季布既是壯士，失敗後卻窩囊的過逃亡日子，這是對的嗎？ 　　對於上面這種一般看法的問題，下面引用司馬遷的話作答案： 　　司馬遷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勇也，其計盡，無復之耳。 　　司馬遷說，當項羽與劉邦爭天下的時候，以項羽的那種力拔山兮的氣慨，而季布卻仍然在楚國能以武勇，顯名於天下，每次戰役中，帶領部隊作先鋒，身先士卒，一馬當先，多少次衝入敵陣，奪下對方的軍旗，斬了對方的將領，可說是一個真正的壯士。可是等到後來項羽失敗了，漢高祖下命令要抓他來殺掉的時候，卻又甘心到朱傢那裏當奴隸，而不自殺。從這點看起來，季布又多麽下賤，一點壯志都沒有。其實，季布這樣做法，並不是自甘墮落，他是有自己的抱負，自認有不了起的才華，衹是倒黴了，當初找錯老闆，心有不甘。所以當項羽失敗了，願意受辱，並不以為羞恥，因為還是要等待機會，發展自己的長處，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所以他最後還是成為漢代的名將。由他的經歷做法，就看出了他的思想、抱負，他覺得為項羽這種人死，太不合算。一個有學問、有道德、有見解、有氣派、有纔具的賢者，固然把死看得很嚴重，但是所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並不像一般小人物一樣，為了一點小事情，就氣得上吊，這種人的心理，覺得沒有辦法再翻身了，走絶路了，心胸狹窄，所以纔願意去自殺，而懷抱大志的人，雖然不怕死，但還是要看死的價值如何，絶不輕易拋生的。 　　議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捲千裏，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叛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戳，何哉？ 　　這段歷史是劉邦、項羽，作楚漢之爭的時候，魏豹和彭越這兩個人，有部隊，能作戰、是名將，有舉足輕重的威勢，他在楚漢之間，靠嚮誰，誰就獲勝。蕭何、張良、陳平，這幾個文人，卻用反間計，掌握了這些擺來擺去的人。但是魏豹他們，都是太保、流氓、土匪出身的，有如民國初年各地的軍閥，有的是販馬的、賣布的出身，可是他已經能席捲千裏，南面稱王。力量穩固以後，帶了兵，喋血乘勝，天天都是他得意的時候。這種土匪、流氓出身，投機起傢的分子，始終懷叛逆之意，始終不安分，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在亂世他們纔有機可乘，纔有辦法，社會不亂，他們就沒有辦法。等到失敗了，這種人不會自殺而寧願被俘虜，身遭刑戮而死，這又是什麽道理？ 　　中材以上，且蓋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竜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雲。此則縱橫之士，務立功者也。 　　像這樣的行徑，就是中等以上的人，都會覺得羞恥，而更高的王者之才，更不會這樣。如項羽失敗了，就以無面見江東父老而自殺了。但這些人失敗以後，不死而虜，落到身被刑戮的結果，沒有別的緣故，他們自視有智慧才略，所以願意被虜，希望將來還能夠上臺，抓到兵權或政權，實施他的理想，雲蒸竜變（根據《易經》的道理，“雲從竜，風從虎”當老虎來的時候，會先有一陣風過來，竜降的時候，一定先起雲霧。所謂雲蒸竜變，就是形容一個特殊人物出現時，如竜出現一樣，整個社會都會受影響而轉變），所以他們不願輕易犧牲，寧願俘虜。而希望得到機會，能發展自己的抱負、理想，這就是賈誼所說的：“烈士殉名，誇者死權”的心理，衹想自己如何建功立業為目標，而至於自己個人，受什麽委屈都可以，絶對不輕易犧牲。這也就是亂世多縱橫捭闔之士的功利主義。 　　又“藺公贊”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不敢發，相如一厲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廉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此則忠貞之臣，誠知死所者也。 　　這裏再引用司馬遷對藺相如的贊。“贊”是舊式文章的一種體裁，所謂“贊”、“頌”等等都是在一篇傳記後面的一個評論。司馬遷在《相如列傳》之後，評論的幾句話說，藺相如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如今日做敵後工作的人，最後可能就是死亡，明知道做這工作是死，而决心去做，這須要大勇。但是死本身並不是一件睏難的事，而是對死的處理，對於這一下應該死或不應該死的决定，這一處理，不但要有大勇，還要有大智。所以在死以前，應該做怎麽樣的决定，這纔是最難的事。現在藺相如在秦庭和秦始皇當面爭論抗衡的時候，不把和氏璧交給秦始皇，手上捧着和氏璧，眼睛看着柱子，準備自己碰上去，把自己的生命和那塊玉一起碰毀，回過頭來駡秦始皇和他的左右。而藺相如並沒有武功，那一種情勢的最後結果，不過是被殺頭而已，所謂除死無大事。可是，人在這種情形下，能做出這種决定來是最難的。一般人在這個情形下，一定是懦弱膽小，拿不出這種勇氣的。其實有時候，在某種情況下，膽子小，拿不出勇氣來，最後還是死，死了還挨駡。而藺相如這時，卻大發其脾氣，反而把秦始皇鎮懾住了。後來藺相如回到趙國，因這件事的功勞，官做得和廉頗一樣大，廉頗心裏不服氣，處處和他過不去，等於首相和大元帥不睦，但是藺相如不管廉頗怎樣侮辱，他都躲開。有人問藺相如為什麽這樣怕廉頗。藺相如告訴他們，一個國傢如果文臣武將之間有了意見，國傢就危險了。現在秦國不敢來打，就因為有我和廉頗兩個人在，如少了一人，國傢就完了。後來這個話傳到廉頗耳裏，他心裏很難過，知道自己都在藺相如的包容之中，因此自己背根荊條去嚮藺相如跪下來請罪，而變成了好朋友。由此看藺相如的智慧、修養，真是智勇雙全。而《長短經》的作者，則引用司馬遷的這段贊詞，從另一個觀點批評說，像藺相如這種人，就是忠貞之士，對於應該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什麽事情上不怕死，對什麽事情應該不輕言犧牲，他都有正確的自處之道，這需要大智慧、大勇氣，並不是盲目的衝動。 　　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此則自負其纔，以濟世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與不死之明效也。 　　這裏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來作評論。大傢都知道管仲是齊桓公的名相，可是最初管仲是齊桓公的敵人，情形和季布與劉邦的關係是一樣的。管仲本來是幫助齊桓公的勁敵也是兄弟公子糾的，管仲曾經用箭射齊桓公，而且射中了。衹是很湊巧，剛好射在腰帶的環節上，齊桓公命大沒有死。後來齊桓公成功了，公子糾手下的人，都被殺光了。找到管仲的時候，管仲把手在背後一反剪，讓齊桓公的手下綁起來，自己不願自殺，而被送到齊桓公面前。因為他心裏清楚，有一個好朋友鮑叔牙，在齊桓公面前做事，一定會保他。齊桓公一看到他，果然非常生氣要殺他。鮑叔牙就對齊桓公說，你既然要成霸主，要治平天下，在歷史上留名，就不能殺他。鮑叔牙這一保證，齊桓公就重用了他，（當然也要齊桓公這種人，纔會這樣做。）後來果然做了一代名臣。可是有人批評管仲，管仲就說：人們認為我被打敗了，關在牢裏，變在囚犯是可恥的，我卻不認為這是可恥的。我認為可恥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活了一輩子不能治平天下，對國傢社會沒有貢獻。人們認為公子糾死了，我就應該跟他死，不跟他死就是可恥。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的，而我認為我有大纔，可以使一個國傢稱霸天下，所以在我認為可恥的，是有此大纔而不能使威信布於天下，這纔是真正的可恥。 　　《長短經》的作者於是作結論說，像管仲這一類的思想，絶不把生死之間的問題看得太嚴重，因為他自負有才能，目標以對社會，對國傢，對天下，濟世功業為範圍。所以上面所提的泄冶以迄於管仲的這些歷史經驗，都是說明知識分子，對自己一生的行為，在死與不死之間，有很明白的經驗與比較。 　　…… 　　或曰：宗愨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長史，何如？ 　　這是說另外一個歷史故事：在《滕王閣序》裏，提到過宗愨這個人，“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所說的宗愨就是這個人，他是劉宋時代人。（歷史上的“宋代”分辨起來很討厭。宋有北宋、南宋。這個宋是唐代以後的宋朝，宋高宗南渡以後稱南宋，南渡以前稱北宋，是趙匡胤打下的天下，由趙傢做皇帝。而劉宋則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一個朝代，因為這個劉宋的第一個皇帝，也是和漢高祖一樣由平民老百姓起來的劉裕。所以後世讀歷史，為了便於分別朝代，就對這晉以後南北朝的宋朝，稱作劉宋。而對唐以後的宋，有時則稱之為趙宋。）宗愨就是劉宋時代的人，在《長短經》裏衹說他是宋代人，但因為作者是唐代的人，絶不可能說到後來趙宋時代的人，所以讀書的時候，萬一發生類似的疑問，就要把歷史的年代弄清楚。這裏說當宗愨還沒得志的時候，他的同鄉庾業，有財、有權、有勢，闊氣得很，宴請客人的時候，總是幾十道菜，酒席擺得有一丈見方那麽多，而招待宗愨，則給他吃有稗子的雜糧煮的飯，而宗愨還是照樣吃飯。後來宗愨為豫州太守，相當於方面諸侯，軍權、政權、司法權、生殺之權集於一身，而他請庾業做秘書長了，絶沒有因為當年庾業對自己那樣看不起而記仇，這就是宗愨的度量。 　　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筆記上記載，有個人原來去參加武舉考試的，因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所以同時又轉而參加文舉，但是這和當時的制度不合，因此主持文舉考試的這位著名的學官，大發脾氣。因為這時已經是清朝中葉以後，重文輕武，對武人看不起，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在當時文人進考場的時候，那些武官是到試場為考生背書包的。所以這些學官對這個轉考文舉的武秀纔看不起，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可是他挨了打以後，還是要求改考文舉。這位學官盛氣之下，當時就出了一個題目，限他即刻下筆。這位秀纔提起筆就作好了。這位學官終歸是好的，還是準了他考文舉。後來這個人官做得很大，升到巡撫兼軍門提督，等於省主席兼督軍又兼戰區司令官，他還是帶了隨從去拜訪當年打他屁股的這位學臺，而這位學臺心裏難過極了，一直嚮他道歉。他卻感謝這頓打激勵了他，並請這位學臺當秘書長。從這些地方我們就看到，小器的人，往往沒有什麽事業前途。所以說，器度很重要。而且人與人相處，器度大則人生過得很快活，何況中國的老話：“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段書就是討論宗愨對庾業的事情，該是怎麽個說法，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話： 　　斐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門，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亻免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責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車身之事則同，居車之情已異。若宗元斡無作於革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 　　他說一個人在窮睏中，心裏不憂不愁；在低賤的時候，沒有地位，到處被人看不起，內心也不煩惱，不苦悶，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修養，淡泊於天命和平常，窮就窮，無所謂，而胸懷更偉大的理想，另具有長遠的眼光。衹有像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纔有這樣的器度、修養和德性。再其次有一種人，“降志辱身”，倒黴的時候，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倒黴的時候就做倒黴的事，乃至身體被人侮屏都可以，頭都不招，眉毛都挂下來，眼睛都不看人，佝着背，到處嚮人傢磕頭作揖，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的時候，則像在一些英雄的頭上跑馬似的，這就是韓信、黥布一流的人物。他們都是漢高祖面前兩位大將。黥布封為九江王，他在秦始皇時代做流氓，犯過法，臉上刺了黑字，所以名黥布，後來貴為九江王。韓信則在倒黴的時候，腰上帶了一把劍，遇到流氓，流氓駡他飯都沒有吃，沒有資格佩劍，迫他從胯下爬過去。後來韓信當了三齊王，那個流氓到處躲，韓信還把他請來作官，並且說當年如果不是這一次侮辱，還懶得出去奮鬥呢！最後漢高祖把他抓來的時候，本來不想殺他，還和他說笑話。他批評某些人的能力衹可以帶多少兵，漢高祖問他自己能帶多少兵，他說多多益善。漢高祖說：你牛吹得太大了，那麽我可以帶多少兵？韓信說，陛下不能帶兵，可是能將將。韓信當時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對這些同事，也都是身為大元帥的批評別人的那兩句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其實反省過來，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如此--“公等碌碌，因人成事。”這句話也形容出韓信在得意的時候，有如天馬行空，在一般英雄頭上馳騁。 　　由此看來，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願意過平淡的生活，這是高度的道德修養，衹有曾子、原憲這一類的人才做得到。但是有一類英雄也做得到，不得志的時候委屈，乃至一輩子委屈，也做得到，可是到得志的時候，就馳騁群雄之上，這就和曾子、原憲不一樣。而這兩種人，“卑身之事則同”，當不得志的時候，生活形態搞得很卑賤，被人看不起的那個情形，是相同的。可是處在卑賤時，這兩種人的思想情操，則絶對不同。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幹，不得志衹好委屈；另一種是道德情操的思想，卻認為人生本來是要平淡，並不是要富貴，所以“居卑之情已異”。 　　可是像宗愨（號元斡），是兼有這兩種修養的長處，當年庾業看不起他的時候，盛大的酒席招待朋友，卻招呼他在旁邊吃一碗雜糧飯，他井不覺得羞恥，吃飽了就好。因為他有理想，準備將來得志了大做一番，所以有韓信、黥布那樣的器度。而當他得志以後，還請庾業來做部下，把過去受辱的事都放開，真是一個長者之風。這個長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厚道的心地，真是了不起。這是說與臣道有關的個人修養問題。 　　世稱酈寄賣交，以其紿呂祿也，於理何如？ 　　這段歷史故事，是漢高祖死了以後，呂後想奪政權，把自己娘傢的人弄上臺，而將漢高祖的老部下都攆掉了，是漢代歷史上很著名的一段危險時期。酈寄是漢高祖的一位秘書兼參謀酈食其的兒子。後來周勃他們推翻了呂傢的政權，恢復了漢高祖子孫的權位，這中間是一段很熱鬧的外戚與內延之爭。在這一段鬥爭中，周勃他們，教酈寄故意和呂祿做好朋友。這時呂祿是執金吾，等於現代的首都衛戍司令。需先把呂祿弄開，否則這天晚上推翻呂傢政權的行動就難於順利進行。所以這天就安排了由酈寄邀呂祿到郊外去玩。於是由周勃他們在首都把呂氏的政權推翻，接漢高祖的中子代王來即位為孝文皇帝。可是後世的人批評酈寄把呂祿騙出去郊外玩這件事情，在他個人的道義上說來，是出賣了朋友。那麽這個道理，究竟對不對，又該怎麽個說法呢？ 　　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 　　班固是《漢書》的作者，他認為酈寄賣友的批評不對。所謂出賣朋友的交情，是為了個人的富貴利益，而忘了朋友的義氣，纔是賣友。酈寄的父親幫助漢高祖打下了天下，而呂傢把這個政權用陰謀手段拿去，這纔是不對的。他能在這劫難之中，把呂祿騙出去，予以摧毀，他是為了國傢，為了天下，這不是出賣朋友，衹是在政治上，為了對國傢有所貢獻，使用的一個方法而已。 　　魏太祖徵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張邈叛，太祖迎呂布，布執範令靳允母，太祖追昱說靳允，無以母故，使固守範，允註涕曰：不敢有二也。 　　或曰：靳允違親守城，可謂忠乎？徐衆曰：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這裏引用另一個歷史故事。靳允是三國時人，當時曹操帶兵去打徐州，命令一個大將程昱留守後方的重鎮甄城，正在這樣用兵的時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員將領張邈又反叛了他，於是曹操這時衹好親自迎戰呂布。這時在戰爭的地理形勢上，如果呂布將範城拿下來，就可以消滅曹操，所以呂布設法把守範城的首長靳允的母親捉來，想要脅迫靳允為了救母親而歸順自己。所以曹操也趕緊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遊說靳允，不必考慮母親的安危，要他固守範城這個地方。結果靳允被說動了，表示一定守城，决無二心。這裏就引這個故事，問起靳允這樣做法，算不算是忠。 　　徐衆說：靳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 　　作者引用徐衆對這件事的評論作為答案。徐衆是說，當程昱去遊說的時候，靳允和曹操之間，還沒有君臣的關係，而母親是世界上最親密的直係尊親，在情理上，靳允是應該為了母親的安危而去，不應該聽曹操的話不顧母親而守城。 　　同時這裏進一步引用歷史上類似的故事，以說明這個道理。 　　昔王陵母為項羽所構，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事人，盡其死節。 　　這是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的時候，漢高祖有一個大將王陵，項羽為了要他歸順過來，於是把王陵的母親抓來，威脅王陵。而王陵的母親，已看出項羽會失敗，劉邦會成功，自己被軟禁後，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會為母親而意志不堅定。因此自殺，留了一封遺書，教人偷偷送給王陵，囑他還是好好幫助漢高祖，堅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為事業努力，心裏再沒有牽挂，可以全心全意去幫忙劉邦。 　　另一段故事： 　　衛公子開方仕齊，十年不歸，管仲以其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為相。 　　衛國的一位名叫開方的貴族，在齊國做官，十年都沒有請假回到衛國去。而管仲把他開除了，理由是說開方在齊國做了十年的官，從來沒有請假回去看看父母，像這樣連自己父母都不愛的人，怎麽會愛自己的老闆！怎麽可以為相！把他開除了。 　　所以這裏就上面的幾個故事，為靳允違親的事，作了結論說： 　　是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 　　能夠對父母有感情，才能對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對社會、對國傢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結合，所以靳允是不對的，應該先去救母親的。 　　接下來，又舉了一個例子，就靳允違母守城這件事，作了另一個角度的結論： 　　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這個故事大傢都曉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親抓起來，以脅迫徐庶，使徐庶進退兩難。劉備一知道這情形，就對徐庶說，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幫忙，可是我不能做違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來，曹操會殺你的母親，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責備，你還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結論就說，一個領導人，應該深體人情，那麽曹操應讓靳允去救他的母親纔對。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劉備是劉備，他們兩個的領導器度，絶對不同。 　　…… 　　魏文帝問王朗等曰：昔子産治鄭，人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與君德孰優？ 　　這段是說魏文帝曹丕，問他的大臣王朗他們：根據歷史的記載，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産，能夠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騙；孔子的學生子賤治單父的時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騙他；而西門豹治鄴都的時候，一般人不敢騙他。不能騙、不忍騙、不敢騙，三個不同的反應，在今天（曹丕當時）看來你認為哪一種好？ 　　對曰：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劃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優劣之懸，在於權衡，非徒鈞銖之覺也。 　　這是王朗的答復，首先解釋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學生，子賤治單父的事情，王朗說，上面的領導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夠真愛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義，不忍心騙他。其次聽到領導人任察，所謂“察察為明”，什麽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歷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剛開始上臺的時候，一個大臣晚上在傢裏和自己的姨太太們打牌，第二天上朝的時候，雍正就問他昨天夜裏在幹什麽？這位大臣回答昨夜沒事，在傢裏打牌。雍正聽了以後，認為這大臣說話很老實，因此很高興地笑了，並且送了他一個小紙包，吩附他回去再打開來看。這位大臣回到傢裏打開雍正所送的紙包一看，正是昨夜打完牌，收牌時所少掉而到處找不到的那一張牌。可不知道怎麽到了皇帝的口袋裏。這說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他如果當時撒謊，說昨夜在處理公事，擬計劃，寫報告，那就糟了。這在雍正，就是察察為明。偶然用一下則可，但是不能長用，長用總不大好。這樣以“察察為明”的作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風。所以做領導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說了一句謊話，也許他是無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沒有道理，有時候裝傻就算了。再其次說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過錯，重則殺頭，輕則記過，完全靠刑罰、法規來管理的話，那麽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騙了。這樣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規辦理，不用頭腦，明知道法規沒有道理，也絶對不變通處理，衹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 　　這篇是講臣道，專門講幹部對上面盡忠的道理，但是盡忠不能衹作單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領導得不對，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這裏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義，這和《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兩句話的意思一樣。王朗在這裏就是襲用孔子的這兩句話，予以闡述。任德感義的，同“道義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樣，可以達到最高的政治目的。假使靠察察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錯了成為風氣，就與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結果相同。就是說不要認為拿政治的體製來領導人，拿法令來管理人，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責任，而且自認為很高明，在內心上無所慚愧。他最後說，這兩種情形之下，好壞的懸殊很大，主要的還是在於領導人自己的權衡，像天平一樣，不能一頭低一頭高，要持平。但一個領導人、大幹部，决定大事的時候，不能斤斤計較小的地方。 　　……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這是歷史上兩個人的評論。季文子是春秋時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孫弘是漢朝有名的宰相，此人來自鄉間，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聞天下，一直做漢武帝的宰相。雖然做了幾十年宰相，傢裏吃的菜，還是鄉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飯，穿的衣服舊兮兮的，非常樸素。我們看《史記》公孫弘的傳記，一長篇寫下來都是好的，實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寫在別人的傳記裏了。這是司馬遷寫傳記的筆法。公孫弘這個人實際上是在漢武帝面前作假，等於民國以來的軍閥馮玉祥一樣，和士兵一起吃飯的時候啃窩窩頭，回去燕窩雞湯燉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裏面卻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孫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孫弘都折節--所謂“折節”，在古書上常看到，如“折節”讀書。曾國藩有幾個部下，器宇很大，但學問不夠，受了曾國藩的影響，再回去讀書。結果變成文武全纔，這情形就叫作折節讀書。換句話說，就像一棵樹長得很高，自己彎下來，就是對人謙虛，雖然身為長官，對部下卻很客氣，很謙虛，所謂禮賢下士，也是折節的意思。這段書說，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榮，都不擺架子，自己也能儉樸、本素，可是當時以及歷史上，對這兩個人的毀譽，卻完全不同。司馬遷對公孫弘是親眼看到的，寫歷史的人，手裏拿了一枝筆，絶不會姑息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可是中國的歷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寫的，當代多是記錄下來的筆記。由此觀之，問題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許多事情不夠真實。但是評論歷史人物，卻的確需要隔一代。在當代要批評人物，也得留點情面，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評論就不同了，沒有情感和利害關係，才能冷靜客觀。這裏的兩個人，在當時的為人處世型態和做法是一樣的，當代的人很難評論，而後來歷史的評論，完全不同。這是什麽道理？ 　　范晔稱：夫人利仁者，或藉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范晔是《後漢書》的作者，南北朝劉宋時的名臣。他說范晔曾說過，人並不是各個都仁，有些人拿“仁”來做幌子，在政治上假藉仁為手段，以達到個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處處講義，做事情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是為了一個義的目標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黠譏其多許，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這仍是范晔的話，他說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太太們身上沒有穿過好的衣服，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這是自己國傢的光榮。可是漢武帝時候的公孫弘，當了宰相，一輩子穿布衣服。（等於現在的人，始終穿一套卡其布中山裝，這樣不好嗎，說他作假，作一輩子可也不容易。）而和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這個人漢武帝都怕他，監察御史的職權大得很，皇帝不對，有時他也當面頂起來。古專製時代的皇帝也不好當的。汲黯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大舌頭，好幾次為了國傢大事，和漢武帝爭吵，他站在那裏，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把漢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見，教他不要急。）這個骨鯁之臣，硬作風的人，就當面指責公孫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孫弘的實際行為都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絶對是好的，公孫弘則後世認為他在作假，是什麽理由？這就要自己去體會。 　　用仁義做手段來興利，或為了天下的利益，或為自己的利益，一是為公，一是為私，差別就在這裏。換句話說，歷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在歷史上站得住，留給後世的人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書上的記載（指孔子的話）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觸犯上面規定的法令，怕不合規定，勉強做到仁的境界，這樣做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的思想道德與政治道德的修養。所以比較起來，這幾種為仁的表現雖然一樣，但是仔細考核起來，他內在思想上，心理的動機是有差別的。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歷史上的帝王來說，宋太祖趙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幾乎沒有一個開國皇帝不殺功臣的，衹有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成為歷史的美談。等於是坦白地說明了，他手下這些將領，在起義當時，都是他的同事，當時他衹是憲兵司令兼警備司令這一類的官，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同事們把他捧起來，當了皇帝。後來他想也是很難辦。我們看了一部二十四史，做領袖的確很難，我們常說朱元璋刻薄，殺的功臣最慘，如果人生經驗體會得多了，到了那種情況，也真沒有辦法。朱元璋本來很好的，當了皇帝還念舊，把當年種田的朋友找來，給他們官做，可是他們在朝廷裏亂講空話，把當年小時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說出來，說一次還不要緊，常常說，連其他的大臣都受不了，衹有宰了。不要說當皇帝，很多人上了臺以後，一些老朋友、老同學，來了一起做事，也一樣以老同學關係，在公開場合說空話。所以趙匡胤當了皇帝以後，一些同時打天下的人，恃寵而驕了，使趙匡胤沒有辦法，衹好請大傢來吃飯。酒喝多了，飯吃飽了，他對大傢說，皇帝這個位置不好坐呀！大傢說，這有什麽不好坐，大傢擁護你到底。趙匡胤說，你們當時把黃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別人也把黃袍替你穿上，又該怎麽辦？這一下大傢明白了，站起來問他該怎樣纔好，一定聽他的。於是趙匡胤說，大傢要什麽給什麽，回傢享福好不好？大臣們衹好照辦。這就叫做杯酒釋兵權，所以沒有殺過功臣。這是研究趙匡胤的這一面，他確實很仁慈。 　　另一面來說，因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開國以來，始終衹有半壁江山。黃河以北燕雲十六州，一直沒有納入版圖。因為他是軍人出身，知道作戰的痛苦，也知道戰爭對老百姓的殘害，他不想打仗，衹想過安定的日子，拿錢嚮遼金把這些地方買回來。這是歷史另一面的研究。 　　現在講到人的天性問題：安於仁的人，天性就良善；而以仁為利，而心嚮往之的人就不同了，衹是硬要做到仁的境界，不是天生的厚道。而另外有些人，比主動利仁還差一級的，是外表行為勉強做到仁的標準，因環境所逼，不得已纔這樣做的。所以在安仁、利仁、強仁這三種性格的人，比較起來，安於仁道的人當然最好。 　　…… 　　議曰：夫聖人德全，器無不備。中庸已降，纔則好偏。故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闢，由也(口彥)。由此觀之，全德者鮮美！全德既鮮，則資矯情而力善矣！然世惡矯偽，而人賢任真，使其真貪愚而亦任之，可為賢乎？對曰：籲！何為其然？夫肖貌天地，負陰抱陽，雖清濁賢愚，其性則異，而趨走嗜欲，所規則同。故靡顔膩理，人所悅也；乘堅驅良，人所愛也；苦心貞節人所難也；徇公滅私，人所苦也。不以禮教節之，則蕩而不製，安肯攻苦食淡，貞潔公方，臨財廉而取與義乎？故禮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古語雲：廉士非不愛財，取之以道。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矯偽之謂也，若肆其愚態，隨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賢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為矯偽者，禮義之端；任真者，貪鄙之主。夫強仁者，庸可誣乎？ 　　這一段是本文作者的評論，開頭一段講到人才的道理，可以說是領導人如何去發掘人才，也可以說做幹部的對自己的認識。他是以中國文化中“聖人”這個名稱，來標榜學問道德的最高成就，他說：聖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備（這裏的道德，並不是我們現代所講的道德觀念，這是一個名稱，包括了內心的思想、心術、度量、才能等等）。器識，纔具，學問，見解，沒有不完全的。等而下之，不是聖人這一階層，中等的人，每個人都有他的才能，各有長處，不過所好不同，各有偏嚮，某人長於某一點，某人欠缺某一點。所以孔子對他的學生批評：“柴也愚，參也魯，師也闢，由也(口彥)”，四人各有所偏。由這個道理看來，一個人“”“德”“學”能全備的，就比較少了。既然全德的人是少數，要想達到聖善，衹好靠後天的努力，由外表行為做起，慢慢影響內在。（如教學生對人要有禮貌，學生說不習慣，就教他們先由表面做起--做作，久了就變真了。）但是世界上一般人又討厭作假，喜歡坦率。不過一個貪愚的人，也坦率，貪的坦率，要就要，笨就笨，這樣的人難道就讓他坦白的貪愚下去嗎？就可以信任他，把責任交給他，認為他是好的嗎？道理並不是這樣的。“肖貌天地，負陰抱陽。”中國的哲學，人是秉賦陰陽的資質，為天地所生。外國人說上帝依照他自己的樣子造人，中國人不講上帝，而說人是像（肖就是像）天地一樣，本身具備有陰陽之性，雖然生下來，清、濁、賢、愚，後天的個性各有不同，可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富貴享受，這種傾嚮，都是相同的。所以人都要把自己裝扮起來，好像女人總要抹抹口紅，男人總要颳颳鬍子，因為大傢都認為這樣好看。坐高級的車子，騎上好的馬，以現代來說，坐最新穎的汽車，是大傢都喜歡的；相反的，守得清貧，喜歡窮，非常潔身自愛，這是難以做到的。當然有這種人，但那是少數，不能普遍要求每一個人。至於那種處處為公，絶對不自私的典範，理論上是不錯的，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領導人要註意，如此要求，鞭策自己可以，要求別人的尺碼就要放寬一點。 　　所以一個人要做到歷史上所標榜忠臣孝子的標準，必須以學問道德，慢慢修養而來，人性生來並非如此良善。因為自己思想學識認識夠了，由禮義的教育下來，能對自己的欲望有所節制，纔做得到。假使不在後天上用禮義教育節制，任由人性自然的發展，就像流水一樣飄蕩、放浪，欲望永遠無窮。如此欲望無窮，又怎麽能夠吃苦過日子，安於淡泊，做到絶對貞潔，一切為公，一切方正，尤其在錢財方面，臨財不苟取，完全合於義禮呢？所以《禮記》上說，“欲不可縱，志不可滿。”（這八個字把政治、教育、社會，乃至個人的修養都講完了。）教育並不是否認欲望，而在於如何設法不放縱自己的欲望，“志”是情感與思想的綜合，人的情緒不可以自滿，人得意到極點，就很危險。歷史上可以看到，一個人功業到了頂點以後，往往會大失敗。所以一個人總要留一點有餘不盡之意。試看曾國藩，後來慈禧太後對他那麽信任，幾乎有副皇帝的味道，而曾國藩卻害怕了，所以把自己的房子，命名為“求缺齋”，一切太圓滿了不好，要保留缺陷。古人說的廉士清官，絶對不要錢嗎？恐怕不是，一般人公認的清官包公，假使說他連薪水袋都不拿，那纔是怪事哩！如果上面有合理合法的奬金給他，他還是應當拿的，所以廉士不是不愛錢，而是取之有道，對於不義之財絶對不取，已經是了不起了。 　　《詩經》裏說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論語》引用這兩句話是從好的一面講，這裏是從相反的一面講。）人還是得像雕刻一樣，用後天的努力，勉強自己，雕鑿自己，慢慢改變過來（我們作學問，該有這一層領悟，也就是任何一句話，都有正反兩面，乃至多角度的看法。《詩經》這兩句話，在《論語》裏，孔子和子貢討論到詩，是就道德的修養而言，而這裏說，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個性，由作假而變成真的，也同樣用到這兩句話。這就是我們寫文章，以及作人做事要體會的。尤其是一個領導人，更必須有這一層認識。同樣一句話，各個人的看法都會不同，所以對於別人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見，文字語言，不能完全表達人類的思想。如果能夠完全表達，人與人之間，就沒有誤會了。所以說話很睏難，除了口裏發聲以外，還要加上眼睛、手勢、表情等等。才能使人懂得，有時候動錯了，別人還是會誤會的。在哲學觀點說，這就是人類的悲哀）。 　　現代全世界的青年，包括中國的青年，都反對後天的約束。他們覺得一切太假了，認為人欲怎樣就該怎樣，所以前些年的嬉瘩，就是這樣，要求任真（現代所謂的放任自然）。人為什麽要那麽多的禮貌？那麽多的思想範圍？這問題是從古至今都存在的。這裏就說，放肆天生愚蠢、醜陋不穩定的情緒，讓它自然發展，毫不加以理性的約束，認為這樣纔不矯情，纔算任真。那麽想要殺人搶人，就殺人搶人，也是任真自然嘛2情緒上想到要搶就搶，這是自然吵！也沒有錯囉！但真這樣就糟了，先王就成為文化罪人了。（這個先王，在古文中常有，並不是專指那一個人，而是泛稱，代表傳統文化。）最後作者自己的結論認為，矯情的人是作假，（如小學裏教孩子，一進學校要說：“老師早！”這就是矯情，小孩子生出來，絶不會說媽媽早，你好！而是後天教育替他加上“老師早！老師好！”的觀念。）但人類之有制度禮貌，就靠這點矯情開始的，在教育上另用一個好聽的名詞就是塑造。慢慢地，作假就是真，並不是假，而是矯正過來，改變過來，成為禮義的開始。而任真的結果，就成貪鄙之主。所以勉強學仁道的，怎麽可以隨便批評呢？《長短經》的作者，認為強仁是對的。 　　…… 　　這裏就想到一件歷史故事，晉朝有名的大臣陶侃，是平民出身，有名的陶侃遠甓的故事就是他。原來他做過都督，長江以南的政權都操縱在他手裏。而他還是願意習勞苦，每天在傢裏把一些陶土的磚塊，搬進搬出，他說，人的地位高了，筋骨易於疲憊，不能不習勞苦，如安於逸樂，一旦有事，體力吃不了苦就不行。同時他很節省，把木匠做工剩下來的竹頭木屑，都留下來，堆了幾房間，人傢以為他小器。後來發生了戰爭，造戰船的時候，需要竹釘都沒地方可買，他就把這些小竹頭拿出來做釘子用，及時造好了戰船。所以他告訴部下，天下任何東西都有用處，不要隨便浪費。那時正需要人才，有人嚮他推薦一個青年，他自己就去看訪。看見這個青年住在一個小房間裏，滿屋的書畫，可是棉被好像三年沒有洗，頭髮又亂又長，他看了一眼就走了。然後他對推薦人說，這個青年，連一個房間都沒有管好，國傢天下大事，我不相信他能管理好，所謂“亂頭養望，自稱宏達。”這是他的名言，就是說這個青年，頭髮也不梳，弄得亂亂的，藉此培養自己聲望，而自命為“宏達任真”。結果一個小房間都治理不好，恐怕別無真纔實學。 　　…… 　　或曰：長平之事，白起坑趙卒四十萬，可為奇將乎？ 　　這是另外舉出的一個歷史經驗。 　　這是春秋戰國時候，一件有名的故事。秦國的大將白起打趙國，趙國打敗了，四十萬人嚮白起投降了。而白起在一夜之間，所這四十萬人活埋了。在中國歷史上，很多地方提起這件事，幾千年來，一直到現代還提到。另一面在後人的筆記中記載，有人殺豬，颳毛以後，背上現出“白起”兩個字，這是講因果報應，說白起直到現在，生生世世還是在被人宰殺。不管因果報應的事有沒有，這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戰爭殺人，是為民族，為國傢，為正義不得已，所以沒有罪。但如果為了私怨，尤其是對於已經投降了的人，還把他活埋，這個罪過可大了。根據歷史的經驗，這樣是絶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國藩、李鴻章打太平天國的時候，李鴻章的淮軍起來，不得已藉用外國人的洋槍隊。有一英人叫戈登，帶兵幫忙打太平軍，打到蘇州的時候，有八個太平天國的將領帶了好幾萬人嚮李鴻章投降，當時答應的條件，是仍舊給他們職務，後來見李鴻章的時候，有個人把他們都抓去殺了，以後這人的結果，還是很不好。而當時戈登，對這件事大加反對。後來歷史上評論，一個外國人尚且有這樣的正義感，不主張殺投降的人，可見一般人的看法對白起很不以為然。 　　這裏就提出長平之役這件事情來討論，白起這個人算是軍事作戰上了不起的奇將吧？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嚮使衆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捲，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依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令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優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嚮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 　　這是引用何晏的話，來評論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將。 　　何晏是魏時人，他說白起活埋了趙國的四十萬人是一大騙局，答應投降了就沒有事，結果大傢投降了，又把人傢活埋。這不但是性情太殘暴了，以整個戰略而言，實在失策，一定會失敗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預先知道投降以後，會上當而死，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地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況這四十萬人，身上都還穿了堅硬的戰甲，手上還拿有銳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實在不易徵服。不幸，大傢相信，而上當受騙而已。白起當時以為做得很高明，實際上是增加了秦國統一天下的睏難。他這樣一來，天下人都看見了，知道凡是嚮秦國投降的人，都不會有好結果。投降的將領被砍下來的頭顱堆得像山一樣高，歸秦的衆人的骸骨堆起來像丘陵那麽多。從這次以後，秦國如果再與人作戰，大傢都認清楚了，要死的時候就壯壯烈烈的死，反正嚮秦國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沒有人肯嚮秦軍投降了。自此以後，秦國無論攻什麽地方，都很不容易打下來。所以自起這樣做法，反而延遲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時間，因為他雖然一夜之間殘殺了四十萬生命，相反的作用，等於告訴天下人，自己必須堅強，絶不能投降。為了希望得到一時的功勞，實際上更加堅定了各國諸侯守士的意志和决心，在戰略與政略的道理上說，白起這個做法，是正在進兵的時候，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有利形勢，軍事的表面上勝利，而在政治上、國際上，使自己的計劃走不通，這是什麽理由呢？因為趙國雖然失敗了，但並沒有亡國，假使再起來作戰，趙國的大元帥再出來一個馬服君，那這下一次的戰爭，就不比前一次，這次秦國就會失敗了。況且自白起這一手以後，列國都對秦國備戰了。因此秦國統一天下的進度就慢了，所以後來始終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的邯鄲，這不但是因為趙國經這次失敗，由平原君起來當統帥，秦國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國諸侯聯合起來救趙國。秦王知道這個道理，內心非常忌諱，衹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並且以這一次長平之役，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戰役之前，秦國的兵源不夠，重新發一道命令，變更法令，凡是十五歲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趙國打仗。這仗打下來很慘，秦國十五歲以上的人，死傷過半。可見白起這一仗打下來，並沒有消滅趙國，衹是騙了趙國的四十萬人活埋了。而對於秦國的損害，卻無法彌補。以將領而論，白起並不是一個好將領。根據一員大將的修養，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要有長遠的眼光，中國歷代的第一流大將都是文武兼資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衹是戰將，不是大將。大將都是有高度的素養。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帥曾國藩，就是文人。 　　這件事就是告訴我們，大而用兵，小而個人。與敵人正面衝突的時候，都是同樣的原則，要言而有信，欺騙衹可獲得一時的勝利，可是其惡果，則是得不償失。 　　…… 　　下面的討論，就提到《素書》了。 　　議曰：黃石公稱柔者能製剛，弱者能製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柔者人之所助，剛者怨之所居。是故紂之百剋而年無後，項羽兵強，終失天下。故隨何曰：使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這足以致夭下之兵耳。由是觀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戰之勝，詐之可也。若海內紛紛，雄雌未决，而失信義於夭下，敗亡之道也。當七國之時，諸侯尚強，而白起乃坑起降卒，使諸侯畏之而合縱，諸侯合縱，非秦之利，為戰勝而反敗，何晏之論當矣。 　　他引用黃石公所說的原則，再加以發揮。黃石公所說的原則，也就是道傢的思想：柔能剋剛，弱能製強。所謂柔，就是道德的感化。過剛，就是用強硬的手段，像白起這種做法，就是賊，就是不正，過剛就是錯了。有如一個人，體力不夠，在街上走路跌倒，大傢看見，一定上前幫助，柔者人之所助。如果是太剛強的人，那就不見得如此。太剛的人，怨恨都集中到他身上，作人就是這個道理。個性、脾氣的剛柔，也是一樣。歷史上紂王當時百戰百勝，結果還是被周武王打垮而亡了國。項羽每次戰爭都打勝仗，和劉邦打了七十二次戰役，前面七十一次都戰勝劉邦，到最後一次項羽失敗了，也就完了。所以漢代的學者隨何（他曾經勸黥布背楚降漢，平定天下後，漢高祖封他為護軍中尉）當時曾說過，全國人的心理並不希望楚國項羽打勝仗，項羽一打勝仗，所有的諸侯，自己害怕，就彼此聯盟，幫忙互救，所以楚國越強，對劉邦越有利，大傢都知道劉邦是個老實人，直爽厚道，大傢都願意和劉邦聯合。所以從這個道理看來，假定天下整個的局面是安定的，衹有一個敵人，衹要這一次戰爭，就可解决一切，這樣用一點假，還可以。（這就告訴我們，在軍事上，乃至在工作上，最高的原則，還是誠信。不誠不信，最後終歸失敗。）如果整個的時代是不安定的，在海內紛紛，最後到底是誰成功，還沒有决定的階段，就要註意，不要眼光短淺，不要太貪現實。這個時候，想要真正的成功，還是要誠懇。假使在這個時候失信於天下，最後一定敗亡。 　　那麽回過來看長平之役，正當七雄爭霸的時候，秦國想統一天下還做不到，六國諸侯的力量還是相當強盛，白起一下子坑了趙國四十萬降卒，這一决定處理下來，結果使諸侯害怕了，反而組織聯合戰綫，合縱了。諸侯一合縱，當然對秦國不利。白起在戰場上身為統帥，這一個戰地的處决，把降卒活埋了，他當時還自認為這是一次最光榮的大勝利，可是在整個列國局面來講，是秦國的一次大失敗，因此何晏的說法是對的。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後一章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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