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是费正清生平最后的一部著作。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他亲自将这部书的原稿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他的心脏病复作，两天后便逝世了。
从五○年代开始，费正清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取得了领导的地位。关于这一方面，我已在〈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收在傅伟勋、周阳山主编的《西方汉学家论中国》一书，正中书局，民国八十二年）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分析，读者可以参阅。在这篇短序中，我祇准备略谈费氏晚年写此书的背景，以为中译本读者之一助。
费氏的史学专业限于中国近代史的对外关系方面；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工作也以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为断。那么他为什么在垂暮之年集中精力写出了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呢?这里必须指出，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已与日本史权威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合写了一部两厚册的东亚文明史--伟大传统与现代转变。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后来又单独合为单行本。这是他们在哈佛本科每年合教东亚文明概论一课的结晶。这是一部有深度而且流行很久的教科书，但是其中古代至唐宋各章是由赖世和执笔的，费正清则负责明清以下的近代和现代部分。这一背景大概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契机。
其次，费正清的专业虽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但是他一向承认中国文化不但连续不断而且自成一独立系统；如果不对中国的传统有所认识，便不能清理它的现代变迁。因此他对近代以前的中国史确有求了解的意愿。
最后，这部书是他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的，按其时间，则正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屠杀之后。「六四」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几乎在一夜之间动摇了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认识，美国人一向信任专家，他们对中共政权的理解是通过中国研究者的解释而得来的。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天安门前的枪声彻底惊破了这种理想和浪漫，一般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因此而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要求。出版社约请费正清撰写新史便适应这一要求而起。
「六四」屠杀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原是一当头棒喝。不少以前相当同情中共政权的人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暴政的谴责者和人权的维护者，费正清也不例外。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历史论断。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楬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见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回忆录：《Chinabound．A Fifty-HearMemoir》，页二八六）。但在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了。他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压制的」了（见本书英文原本，页三一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以前他对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导致的灾难都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例如他在一九八三年《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修订本中，对于「大跃进」的三年（一九五八～一九六○）灾害，祇说：「营养不良广泛流行，也有些饿死的人。」（页四一四）但在《新史》中，他有专章（第十九章）讨论「大跃进」，而且开宗明义即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强行的政策，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民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饿。」（页三八六）这也是「觉今是而昨非」的一个显例。最有趣的是他公开表白过去为中国讳饰的心理。他说，西方汉学家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坏处。他特别在附注中加上一条「夫子自道」：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号《外交季刊》（《Foreign A ffairs》）的一篇文章中竟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页一七六）。这样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
这本新史既有中译本行世，其得失，中国的读者可以自作判断。序文不应该是书评，因此我不想说得太多，以致使全书为我个人的偏见所笼罩，对于作者和读者都有失公平。但是在结束之前，我愿意再补充几句话，说明此书的性质，以释中文读者可能发生的疑惑。
本书虽起自旧石器时代而终于天安门屠杀，但严格地说，它不是一般意义的所谓中国通史，从全书的详略取舍上看，费正清似乎也无意把它写成一部通史教本。他的叙述大体遵守着三条主线，即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最明显的是春秋战国和南北朝这两大分裂时期在本书中祇有一两句话提到而已。这当然不是写通史的态度。所以本书的主旨事实上仍在于阐释近代中国的发展及其未来的演变。至于其近代的部分则是作为历史背景来处理的。读者着眼于此，自可分辨全书的得失所在。但读者又必须参考他以前的著作如《美国与中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一九八六年出版），才能了解他的「晚年定论」之所在。
费正清在本书中提出了不少有关中国史的论断，颇近于中国史学史上所谓「欲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并非凭空发议论，而是以最近三十年来西方汉学的研究成果为根据的。全书正文中明引近人之说极多，这也不是一般历史教本的写法。本书之所以称为「新史」，这也是一个关键，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史专题研究在美国的新方向和新收获。例如本书第三卷（Part Three）用「公民社会」的概念来说明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便是日前一部分史学家讨论得很热烈的新问题。
中国或日本的读者也许会对本书提出下面的批评：作者既未直接运用原始史料，也未参考中、日史学家的大量研究，因此其中论断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限的。这个批评虽然有道理，但是却与本书的主旨不相干，因而是有欠公允的。费正清写这部书主要是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般读者为对象的，全面总结中国史研究并不在此书的设计之中。总之，费正清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孜孜不息地融会了近二三十年来无数西方研究的成果，写出一部条理清楚的大纲，直到死前两天才完稿，这种精神无论如何是值得钦佩的。对于东方的读者而言，这正是一册简明的现代汉学提要，其价值也是不可否认的。
一九九四年五月序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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