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评论 》 先秦諸子係年考辨   》 自序      錢穆 Qian Mu

　　餘草《諸子係年》，始自民國十二年秋。積四五載，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萬言。一篇之成，或歷旬月，或經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餘易，而後稿定。自以創闢之言，非有十分之見，則不敢輕於示人也。藏之篋笥者又有年，雖時有增訂，而見聞之陋，亦無以大勝乎其前。茲當刊布，因加序說，粗見凡例。
　　蓋昔人考論諸子年世，率不免於三病。各治一傢，未能通貫，一也。詳其著顯，略其晦沉，二也。依據史籍，不加細勘，三也。惟其各治一傢，未能通貫，故治《墨》者不能通於《孟》，治《孟》者不能通於《荀》。自為起迄，差若可據，比而觀之，乖戾自見。餘之此書，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歲。前後二百年，排比聯絡，一以貫之。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一子有錯，諸子皆搖。用力較勤，所得較實。此差勝於昔人者一也。惟其詳於著顯，略於晦沉，故於孔、墨、孟、荀則考論不厭其密，於其他諸子則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實，則實者皆虛。餘之此書，一反其弊。凡先秦學人，無不一一詳考。若魏文之諸賢，稷下之學士，一時風會之所聚，與夫隱淪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間者，無不為之緝逸證墜，辨偽發覆。參伍錯綜，麯暢旁達，而後其生平出處師友淵源學術流變之跡，無不粲然條貫，秩然就緒。著眼較廣，用智較真。此差勝於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註，尤在最後一事。前人為諸子論年，每多依據《史記 六國表》，而即以諸子年世事實係之。如據《魏世傢》《六國表》魏文稱侯之年推子夏年壽，據《宋世傢》及《六國表》宋偃稱王之年定孟子遊宋，是也。然《史記》實多錯誤，未可盡據。餘之此書，於先秦列國世係，多所考核。別為《通表》，明其先後。前史之誤，頗有糾正。而後諸子年世，亦若網在網，條貫秩如矣。尋源探本，自無踵誤襲繆之弊。此差勝於昔人者三也。
　　太史公序《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其後《詩》《書》復見，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亦有可頗采者。餘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此史公自著其為《六國表》之所本也。《秦記》既略，又自孝公以前，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中國諸侯以夷翟遇之，故其時《秦記》載諸侯事當尤忽。今《六國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脫不具者以此。幸其時諸侯史記，猶得有遺留後世者，厥為魏塚《紀年》。晉太康時，汲縣人發古塚，得竹書七十五車，中有《紀年》十三篇。自杜預諸儒，皆定其為魏襄王時魏國之史記。然今世所行，復非原書之真。而唐司馬貞為《史記索隱》，時采其文以著異同，可資比準。惟貞自謂“《紀年》之書，多是訛謬，聊記異耳。”又曰：“辭即難憑，時參異說。”因亦未能悉心參校，以救《史記》之失，良可惜也。
　　原昔人多不信《紀年》者亦有故。一則魏塚原書，久逸於兩宋之際。今本為後人蒐輯，多有改亂，舛誤缺略，面目全非。學者不深辨，遂謂汲塚《紀年》不可信，一也。再則其書言三代事，多與相傳儒傢舊說違異。如益為啓誅，太甲殺伊尹之類。儒者斥其荒誕，遂不依引，二也。又謂其書記春秋時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於姑衊，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於河陽，明係春秋後人，約《左傳》之文，仿住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實書者不同。因遂忽視，三也。夫《紀年》乃戰國魏史，其於春秋前事，容采他書以成。至言戰國事，則端可信據。如《魏世傢索隱》引《紀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事之例乎？至益為啓誅，太甲殺伊尹，則戰國雜說，其與儒傢異者多矣，《紀年》亦本當時傳說書之，孰信孰否，今且未能遽斷，要足為考古者備一說，不當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而深斥之也。自清以來三百年，學者治其書，不下十數傢。至於最近，海寧王國維本嘉定朱右曾書，為《古本輯校》，又為《今本疏證》，然後《紀年》之真偽，始劃然明判。而猶惜其考證未詳，古本《紀年》可信之價值，終亦未為大顯於世也。
　　《史記》載春秋後事最疎失者，在三傢分晉，田氏篡齊之際。其記諸國世係錯誤最甚者，為田齊、魏、宋三國。《莊子》曰：“田成子弒齊君，而十二世有齊國”，《鬼𠔌子》亦云然。今《史記》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紀年》則多悼子及侯剡兩世，凡十二代，與《莊子》《鬼𠔌》說合。又齊伐燕，據《孟子》及《國策》為宣王，非湣王。而《史記》於齊係前缺兩世，威、宣之年誤移而上，遂以伐燕為湣王，與《孟子》《國策》皆背。昔人譜孟子者，於宣、湣年世，爭不能決。若依《紀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當移後，乃與《孟子》《國策》冥符。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一也。《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並惠、襄為五十二年。魏、齊會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稱王，《孟子》書何乃預稱惠王為王？又《史記》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盡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敗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告孟子，乃雲“西喪地於秦七百裏，南辱於楚”，何能預知而預言之？若依《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後元十六年而卒，則魏、齊會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稱王之年也。然後《孟子》書皆可通。又與《呂覽》諸書所載盡合。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二也。《史記》魏文侯三十八年，魏武侯十六年，而《紀年》文侯五十年，武侯二十六年，相錯二十二年。昔人疑子夏為文侯師，已逾百歲。今依《紀年》，則文侯元當移前二十二年，子夏之年初無可疑。而李剋、吳起之徒，其年輩行事，皆可確指。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三也。《史記》魏惠王三十一年，徙都大梁，而《紀年》在惠成王九年。閻若璩本此論《紀年》不可信。然細覈之，惠王十八年，魏圍邯鄲，齊師救趙，直走大梁，三十年魏伐韓，齊田忌救韓，亦直走大梁。又秦孝公十年，即魏惠王十九年，衛鞅圍魏安邑降之。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證。據《紀年》則《史記》之說皆可通。專據《史記》，則自相乖違，不得其解。此《紀年》勝《史記》，明證四也。三傢分晉，田氏篡齊，為春秋至戰國一大變。其後魏、齊會徐州相王，秦亦稱王，宋亦稱王，趙、燕、中山、韓、魏五國又相約稱王，為戰國中局一大變。《史記》於此，年事多誤，未能條貫。今據《紀年》，證以先秦他書，為之發明，而當時情實，猶可推見。此《紀年》勝《史記》，明證五也。其他不勝縷舉。要之《紀年》乃魏史，魏在戰國初年，為東方霸主，握中國樞紐，其載秦孝公前東方史實，自當遠勝《史記 六國表》。徒以存十一於千百，不明不備，不為學者所重。霾塞千年，未睹豁闢之期。餘粗為比論，而積古疑晦，頗資發蒙，則其書之非不信可知也。
　　《史記》之誤不一端，而有可以類比件附，以例說之者。如誤以一王改元之年為後王之元年，一也。梁襄王元年，實梁惠王稱王改元之年。魏文侯元年，實魏文稱侯之年。宋王偃元年，亦宋偃稱王之元年。齊威王卒年，實齊威稱王之年。此其例一也。有一王兩謚，而誤分以為兩人者。如梁襄哀王一人兩謚，《史記》誤分為襄王、哀王。趙烈侯又謚武侯，《史》亦分為兩侯。楚頃襄王又稱莊王，史公不知，遂誤以莊嶠為春秋時莊王之苗裔。此其例二也。有一君之年，誤移而之於他君者。如魏文伐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史》誤以為即魏文之十七年。齊宣王五年，與騶忌、田忌謀救韓伐燕，《史》誤以為齊桓公五年。逢澤之會，在梁惠王二十七年，《史》誤以為周顯王之二十七年。齊、魏戰馬陵，本梁惠王二十八年，《史》誤以為乃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如齊康公二十一年，乃田侯剡立，《史》誤以為桓公午立。皆其例，三也。亦有一君之事，誤移而之於他君者。如梁惠王會諸侯於逢澤，《史》誤以為秦孝公。宋剔成逐桓侯自立，《史》誤以為宋王偃逐剔成自立。此其例，四也。有誤於一君之年，而未誤其並世之時者。如魏文滅中山，《史》稱在文侯十七年，實誤。而係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則不誤。齊、魏相王於徐州，《史》以為齊宣王、梁襄王，皆誤。而係之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亥，實不誤。又如齊封田嬰於薛，應在威王時，《史表》在湣王三年，誤。而係之周顯王四十八年庚子，較《紀年》僅後一年，亦不為誤。此由史公自據《秦紀》，於周、秦之年即得之，於東方諸侯世次，則略而未能盡明，此誤其年未誤其世之例，五也。有其事本不誤，以誤於彼而遂若其誤於此者。如《楚世傢》簡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傢》均不合。且既稱韓武子、趙桓子，其非稱侯，顯矣。即其自語亦不合。今據《紀年》，魏文移前二十二年，是歲實魏文始侯之年，則《楚世傢》此語雖誤，而實有其不誤者在也。又如《魏世傢》魏武侯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邱，而《年表》是時，楚悼王已死三年。吳起與楚悼王同死，豈能重為魏將？據《紀年》魏武年代移前，則魏武九年，吳起尚在魏。《魏世傢》此語固非誤。此由史公博採傳記，未加考定，雖有錯互，而轉得證成史實之真。其誤在彼而不在此之例，六也。亦有似有據而實無據者。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特以前年滅中山，有子擊下車避田子方事，遂連類書其事於此。《春申君列傳》春申君為相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特以蘭陵魯地，是年楚取魯，故姑推以為說。本無確據，而後人輕信，轉滋惑誤，其例七也。有《史》本有據，而輕率緻誤者。如《左傳》昭公七年，記及孟釐子卒，《史》遂誤為釐子卒在是年。《孔子世傢》因雲孔子年十七，孟釐子卒。戰國雜說有湻於髠說齊威王以隱，威王感悟，國乃大治，威行三十六年，史公采之，因謂威王在位三十六年。其實威王前後三十九年，威行三十六者，除其不飛不鳴之三年言之也。此《史》自有據，而輕率緻誤之例，八也。亦有《史》本無據，而勉強為說以致誤者。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史記》移文侯之年於後，遂謂文侯乃桓子孫，然亦不能說桓子子為何人。《年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本為太子擊生。史公既誤移魏文滅中山之年在前，因疑子擊不應轉生在後，率改子擊為子罃。不悟罃在文侯時不得稱太子。又《田齊世傢》齊桓公五年聽鄒忌、田臣思謀，起兵擊燕。田臣思即田忌也。此本齊宣王事，史公既誤以伐燕歸之湣王，桓、宣字相近，乃以意移此於桓公。遂至鄒忌、田忌皆已預列桓公之朝，史公亦無以自解。此皆勉強彌縫，而不能自掩其誤之例，九也。亦有史公博採，所據異本，未能論定以歸一是者。如上舉《楚世傢》簡王八年三晉始列為諸侯，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傢》定在楚聲王五年者不同。《秦紀》與《秦始皇本紀》列秦諸君年數不同之類，皆史公各據異本，自造矛盾之誤之例，十也。亦有《史》本不誤，由後人率改妄竄以致誤者。如《孔子世傢》及《十二諸侯年表》載孔子往返衛、宋、陳、蔡各節，及《魯世傢》《六國表》載魯哀公以下諸君年數，牴牾顯見，尤難理說。此必後人竄易緻誤之例，又一也。復有《史》本非誤，由後人誤讀妄說以致誤者。如《史記·孔子世傢》載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水經註》因謂孔子十七適周之類，是也。斯二者，與前舉十例誤不同科。而要之凡《史》之誤，必有其所以誤。尋其所以誤者，而後其為誤之證益顯。而其所以誤之故，亦每每有例可括。粗舉數端，不能盡備。讀吾書者，循此意而求之，可自得也。
　　且不僅於《史記》之多誤也。今所資以相比勘而知《史記》之誤者，有《索隱》諸傢所引《紀年》，而諸傢之文正亦多誤。讀《史》者愛其文，往往忽其事。《史》雖多誤而莫辨。註文樸率，尤懶循省。遂有傳鈔失真而致誤者。如魏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六年，而《晉世傢索隱》引《紀年》誤為十八年，十八實六字之訛，此以形近而誤也。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而《田齊世傢索隱》引《紀年》誤為十五年，脫一四字，此以脫落而誤也。《秦本紀集解》徐廣曰：“《汲塚紀年》雲：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嚮曰高平。”考《紀年》終今王二十年，今王即哀王，烏得有哀王之二十四年？按之《趙世傢》徐廣所引，知係四年之誤。《蘇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今考《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豈得梁惠王二十年，遽有齊閔王？校以《水經 汶水註》，則無湣王字。此皆以增衍而誤也。《周本紀集解》：“裴駰案，《汲塚紀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而按《魯世傢》，考公以下至孝公十四年，宣王崩，幽王立，凡二百一十六年，無魯公伯禽年。《三統歷》成王元年，命伯禽侯魯，伯禽即位四十六年。上加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剋商後六年，凡五十九年。並下二百一十六年，統為二百七十五年。此作二百五十七，是七十五為五十七，以顛倒而誤也。（如此，則《紀年》與《魯世傢》年數本符。今《偽紀年》雲：“武王滅殷後二十四年，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果如其說，自成王定鼎起算，裴駰何得雲自武王滅殷乎？此條辨說，據朱右曾《汲塚紀年存真》。）又有竄易妄改以增誤者。韓威侯與韓宣王為一人。今《韓世傢索隱》引《紀年》鄭昭侯薨以下一節，支離錯亂，全不可解，此經後人改易而誤也。《孔子世傢索隱》雲：“按《係傢》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既雲十六年適陳，不得十三年先在。若十三年在陳，適陳不待十六年。《索隱》語先後顛倒，乖誤可知。蓋《索隱》本雲孔子以陳湣公十年適陳，而經後人妄竄一六字。此經後人竄亂而誤也。又《田敬仲世傢》：“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係傢》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今按《索隱》此條，梁惠王乃是雲雲，惠王下當脫一卒字。惟據《紀年》終今王二十年，其時乃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齊湣王始二年。《年表》齊、秦為東、西帝，尚在其後十一年。時惠王已死三十七年。且《紀年》亦不及載齊、秦為東、西帝事。《索隱》何從按《紀年》謂惠王卒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乎？此必有誤，而特不知其所以誤。後人專據此等處，疑《索隱》所引全不可信。不知此已為後人竄亂，定非《索隱》之真也。（朱氏《存真》王氏《輯校》此條均未錄。）又諸傢之文，短澀簡質，雖列異同，未加剖辨。後人間或依信，引為論據，復有失其義解而誤者。如王國維《古本竹書輯校》采錄《索隱》甚備，雖論校未密，然已多失原解。如《魏世傢索隱》引《紀年》：“惠王二十八年，與齊田朌戰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桂陵。十八年，趙又敗韓馬陵。”此以二年十八年皆在二十八年前，故云上。上即前也。而王氏以為上二年，乃即二十八年之前二年，因謂即二十六年，是誤解《索隱》原文也。又《索隱》引《紀年》亦自有例。如《晉世傢索隱》引《紀年》，自出公以下諸公年數，皆列其與《史》異者以相勘。則其不著幽公、敬公、烈公，正見其年數之同於《史》。梁氏《志疑》不明此例，又誤混於《今本偽紀年》，遂致錯淆。又《索隱》引《紀年》列國國君年數，自魏君外，或據其始立之年數之。古者君主以翌年改元，《紀年》魏史，惟魏君著年數，他國僅記君立，《索隱》循其立年數之，則與《史記》以改元計者相差一歲。後人不明此例，比論亦遂多歧。至其君卒歲，若以改元計，與始立計，亦每有一歲之差。此均由未得其例而致誤者。亦有《索隱》本無其例，而後人為之麯說，如王氏《古本竹書輯校》謂《索隱》引《紀年》皆改夏正為周正，而細覈實無之。此又緻誤之一端也。
　　《史》文既多誤，首有賴於諸傢之註，而註文復多誤，其事又可舉一例以為說者。史公記六國時事，多本《秦紀》。固已苦其不載日月，文略不具矣。然其於秦事，固宜信也。乃自宣公以上，《史》皆失其名，不能詳。《索隱》按《世本》《古史》，考得繆公名任好，以為之補。其他可以想矣。（今《史》文任好字，又係後人據《索隱》增入。）而其記秦列君年數尤多歧。《秦始皇本紀》後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索隱》謂其：“皆當據《秦紀》為說。”又云：“其與正史小有不同，然亦未能定其是非。蓋史公亦自不能决，故取異說備列之也。”文雲：“秦自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正義》雲：“《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三說並不同，未知孰是。”又《秦本紀索隱》引《始皇本紀》雲：“秦自襄公至二世，凡六百一十七歲。”然則言秦年者，自襄公至二世，已有四說：
　　一，《秦始皇本紀》原文，六百一十歲。
　　二，《正義》計《秦本紀》年數，五百七十六歲。
　　三，《正義》計《年表》，五百六十一歲。
　　四，《索隱》引《秦始皇本紀》，六百一十七歲。
　　今為細覈，《史記》記秦襄公以下列君年數，本有三歧。
　　一，《秦始皇本紀》，實得五百七十二歲。
　　二，《秦本紀》，實得五百七十七歲。
　　三，《年表》，則為五百七十一歲。
　　合之以上四條，凡得七說之異。梁氏《史記志疑》雲；“案《年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實五百七十一歲。《秦本紀》原文實誤，《索隱》、《正義》所說年數亦誤。此記是秦史官所錄，史公采以作《史記》者，何以誤端疊見？蓋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訛，非《秦記》之舊矣。”此《史》文多誤之一例也。惟以餘論之，其多誤之故，實有不僅梁氏所謂“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訛”而已者。請仍據《秦始皇本紀》為說。紀雲：“九年乙酉，王冠。”
　　《集解》徐廣曰：“年二十二。”
　　《正義》：“按年二十一也。”
　　《史記》載始皇年極明備，可以無歧，然《集解》《正義》為說又自不同。且觀其相為校正，决非傳寫之乖訛也。《殿本考證》杭世駿釋之雲：“徐廣雲二十二者，以逾年改元計也。《正義》雲二十一者，以當年改元計也。徐廣以是年為二十二，故三十七年崩時，註云年五十。如《正義》之說，則崩年止四十九。《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徐廣曰乙巳，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十三歲時，當是甲寅。《項羽本紀》註徐廣曰：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生，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此處自當以逾年改元計，作二十二歲為是。但《秦本紀》雲：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子孝公立。徐廣曰：獻公元年丁酉，孝公元年庚申，則獻之末即孝之初，又不拘逾年改元之說矣。”今按杭氏此辨，分別《集解》《正義》得失甚是。蓋其所以為計者不同，而遂致相差，其事初非關於傳寫之乖訛也。而其論獻公年則又有說者。考《秦始皇本紀》“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而《秦本紀》雲：“獻公立二十四年卒”，兩說自不同。杭氏謂獻之末即孝之初，不拘逾年改元之例，其實非也。不逾年而改元，古人自有其事。然大率前君被弒，後君以篡逆得國，不自居於承前君之統緒，則往往即以前君見殺之年，改稱篡立者之年，不復逾年而改元。此在春秋時不多見，而戰國屢有之。若孝公則非篡立，獻公亦非被弒，何為亦當年改元哉？據《秦紀》，獻公前承出子，出子二年，庶長改迎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瀋諸淵。其事亦見不韋《春秋 當賞篇》。（出子，《春秋》作小主，庶長改，《春秋》作菌改。）蓋獻公實弒君自立，故未逾年而改元。出子之末，即獻公之初。元丙申，卒己未，得二十四年。今《年表》於出公二年後始列獻公元年，則為元丁酉，當得二十三年。《始皇本紀》與《年表》同，徐廣亦本《年表》為說。杭氏不能詳辨，誤以徐廣本《年表》之說，推論《秦紀》二十四年之文，遂誤為孝公不逾年而改元也。
　　餘又考《秦始皇本紀》載秦列君年數，與《秦本紀》異者凡五人：
　　一、悼公《秦始皇本紀》十五年《秦本紀》十四年《年表》同《秦紀》
　　二、靈公《秦始皇本紀》十年　《秦本紀》十三年《年表》同《始皇本紀》
　　三、簡公《秦始皇本紀》十五年《秦本紀》十六年《年表》同《始皇本紀》
　　四、獻公《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　《秦本紀》二十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紀》
　　五、莊襄王　《秦始皇本紀》三年《秦本紀》四年　《年表》同《始皇本紀》
　　而《年表》與《秦始皇本紀》同者，自靈公以下凡四人。其事皆可本前例以為說。
　　一　靈公
　　《秦始皇本紀》“肅靈公享國十年”，《索隱》雲：“《紀年》及《係本》無肅字。（句）立十年，（讀）《表》同。（句）《紀》十二年。（句）”然今《秦紀》作靈公十三年，三說相歧。餘考《秦紀》靈公前懷公為諸臣所圍，自殺。靈公承之，蓋亦不逾年而改元，故前後共得十一年。《年表》則於懷公四年見殺之明年，再書靈公元年，故為十年。今《秦紀》作十三年，《索隱》引《秦紀》作十二年，皆為十一年之字訛。
　　二　簡公
　　《秦始皇本紀》“簡公享國十五年”，《年表》同。《秦本紀》簡公十六年。餘考簡公前承靈公，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簡公乃靈公季父，為懷公之子。靈公既承懷公之弒而自立，不逾年而改元。今簡公亦篡獻公之統，上溯其父懷公之緒，則亦不俟逾年而改元矣。《年表》《始皇紀》作十五年，仍依逾年改元之常例計之也。《秦紀》作十六年，本當時不逾年而改元之變例計之也。
　　三　獻公
　　已具前論。惟《秦始皇本紀》獻公享國二十三年下，《索隱》雲：“《係本》稱元獻公。立二十二年，《表》同。《紀》二十四年。”今按：《索隱》此條，文義頗晦，而有誤字。其句讀當如前引肅靈公條之例。
　　肅靈公　《索隱》：“《紀年》及《係本》無肅字。（句）立十年，（讀）《表》同。（句）《紀》十二年。（句）”
　　獻公《索隱》：“《係本》稱元獻公。（句）立二十二年，（讀）《表》同。（句）《紀》二十四年。（句）”
　　均謂《秦始皇本紀》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與《年表》相同，而與《秦紀》則異也。至引《係本》及《紀年》，僅舉其無肅字有元字之異，並不與下文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語相涉。句讀之例既明，知獻公條《索隱》立二十二年，實立二十三年之誤。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秦始皇本紀》亦明作二十三年也。否則不辨句讀，不訂訛字，將又疑《世本》別有獻公二十三年一說矣。
　　四　莊襄王
　　《秦始皇本紀》“莊襄王享國三年”，《年表》亦同。《秦本紀》莊襄王得四年。餘考《秦紀》莊襄王承孝文王後。孝文王除喪，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醜卒，子莊襄王立。秦以十月為歲首，孝文王蓋以去年即位，以今年歲首除喪稱元，前後三日而卒。莊襄王處此變例，雖非弒君自立之比，而即以是年稱元，不復以先王三日之位，而虛一年之號，亦自在情理之中。《秦本紀》據當時變禮實況計之，故為四年。《始皇紀》及《年表》依常例，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則莊襄王自祇三年也。孝文之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亦復論及，其言曰：“《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後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似已用十月為歲首。秦自昭襄以後，莊襄以前，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者。《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後，而合葬於先王。韓王衰絰來弔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醜卒。子莊襄王立。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鼕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後書孝文王除喪，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猶為近古。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為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於除喪後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為二年，遂改為莊襄之元年。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於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餘年，以為已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餘特摘出，以正《通鑒》孝文王元年書十月乙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誤。”今按閻氏此辨，精矣而未盡也。其謂秦自昭襄以下，莊襄以前，既首十月，則誠然矣。而定孝文在位已逾兩年，則又失之。孝文亦既葬而除喪耳。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二三月間，竣喪葬之事，孝文以歲首十月正改元之位，三日而薨，前後不逾五月。若以歲首正月計，則尚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烏得有二年之久？徒以孝文之立，年已五十有三，非孺子君比。又親莊襄之父，雖不幸即位三日而死，而秦之君臣，不忍沒其先君在位之年。又孝文固已逾年而改元，又不當上侵昭襄畢世之歲。故以孝文繼體嗣位之數月，仍屬之於昭襄之三十六年，而所謂孝文在位一年者，其實則自逾年改元，僅得三日之數。其子莊襄王若仍以逾年改元，則為壬子。而辛亥一歲，實亦莊襄享國之日。戰國季世，何嘗有所謂三年之喪？更亦何嘗有所謂三年喪畢而正踐祚之位之禮？三月而喪畢，逾年而改元，此其常耳。至於秦者，尤不當以東方儒生所唱古禮律之。正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故史乃無事可紀，特曰“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為循例虛美之詞。而莊襄王享國之期，實有四年。今《年表》既上割其元以為孝文之歲，故《秦紀》莊襄四年事，《年表》僅得三年。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紀》在三年，《表》在二年。王齮擊上黨，初置太原郡，及五國攻秦，《紀》在四年，《表》在三年。而蒙驁攻趙，定太原，《紀》在二年，《表》則無之。依上例推校，此當書於莊襄之元年。而蒙驁取成臯，呂不韋取東周，《紀》在元年，《表》亦同在元年者，其實應上移孝文元年格中，乃始符耳。今閻氏又下奪莊襄之年，以上予孝文，則於《秦始皇本紀》及《年表》與《秦本紀》異同，皆無以通其說，此乃其考覈之未盡也。（又按：《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後薨。九月，穰侯出之陶。”乃秦人已以十月為歲首之證，既如上述。而“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武安，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張文虎謂“自此年以後，復用夏正，故書其十月雲雲，遂不以為歲首。”今按張說誤。此年先書十月，卒又書十月，以《白起傳》校之，秦使王陵攻邯鄲，乃九月，則《秦紀》此年“其十月”實“其九月”之訛文也。又“四十九正月，益發卒佐陵。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十二月，武安君白起有罪死。”張文虎謂“此年先書正月，後書其十月，文甚明白，為秦改復夏正之證。”然再校之《白起傳》：“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又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強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焉。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自正月以下歷八九月而武安君以罪免，適為五十年之十月，則其時秦仍以十月為歲首甚明。正月後八九月，即九月，及明年之首十月也。《白起傳》又云：“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鹹陽中，又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十月罪免，居三月賜死，正合《本紀》十二月武安君有罪死之文。而《起傳》又云：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知是“十二月”字訛。據此推之，《秦紀》“四十九年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一語必亦字誤，而張氏遽謂秦以其年復用夏正，是亦考之未詳也。）
　　綜上四君，《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年表》所記年數之差，皆可以不逾年而改元之一例為說。而史文及註，亦頗有訛字。至悼公一君，《年表》、《秦紀》皆作十四年，而《秦始皇本紀》作十五年，與下四例不符。（下四例皆《年表》與《秦始皇本紀》同，與《秦本紀》異，此例獨反之，知不可以一例論矣。）亦無說以處，則當為《始皇本紀》之字訛也。
　　凡上所論，足證史公博採，所據異本，未經論定，以歸一是，遂若相矛盾，而其實《史》固不誤。後來註傢，未能為之發明，又間以傳鈔之誤，紛亂乃不可理。梁氏《志疑》僅以“篆隸遞變，簡素屢更，傳寫乖訛”之一事說之，固未當於情實也。
　　又按《秦本紀》“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杭世駿《考證》雲：“始皇十三年而立，立三十七年而崩，當得四十九年。”夫杭氏既辨《集解》、《正義》得失，而云當以逾年改元計者為是，則始皇十三年而立，逾年十四歲改稱元年，至三十七年固得五十年，非四十九年也。同屬一人之考證，又考證同一之事，先後一捲書之隔耳，乃其是非相乖已如此。然則史文記載年數之多誤，又不盡於傳寫之乖誤，與夫所以為計之不同，而人之不能盡其心，以輕心掉之，忽而多誤，又其一因矣。輾轉之忽，誤乃益滋。如亡羊於歧途，歧之中又有其歧焉，而乃至於不反。此又後人考年之一難也。
　　古人云：“失之毫釐，差以千裏”，此言夫毫釐之不可忽也。又云：“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失”，此言夫銖寸之不可泥也。考年之事，將為毫釐之不可忽乎？抑將為寸寸之不可校乎？曰：善用之則皆是也，不善用之則皆非也。夫古人之年，運而往矣。後之論者，曰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某月某日。曰非也，孔子生襄公二十二年某月某日。其爭歷二千年而不可解。甲曰孔子年七十二，乙曰孔子年七十三，其爭歷二千年不能决。此何為者？故謂孔子年七十二與年七十三，必有一失，否則俱失之，不能俱得也。然而今人之智力，無以大逾乎昔之人，則孔子之年，終不可定，將以後息者為勝。謂生魯襄公二十二年可也，謂生魯襄公二十一年亦無不可也。孔子或壽七十二，或壽七十三，孔子則既死矣，一歲之壽，於孔子何與？於後世亦何與？於考孔子之年者又無與也。何者？自一歲之爭以外，他無可以異同也。此丈量既得，不必較之以寸之說也。非固不可校，不能較而必為之校焉，非闕疑之道，又且自陷於愚誣之嫌也。史公曰：“墨子與孔子同時，或曰在其後。”同時之與在其後，相差則既遠矣。其傳老子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百六十之與二百，相異則既甚矣。今之學者，為古人考年，率好為辜校之辭，曰某生至早在某歲，某卒至晚在某年。然而有不可者。以某生至早之歲，上承某卒至晚之年，父子祖孫可以為友矣。今易其辭，曰某生至晚在某歲，某卒至早在某年，以某卒至早之年，下接某生至晚之歲，則友可以為父子祖孫矣。此又毫釐之辨之不可以不謹也。其實非毫釐也。考年者不精審熟察，不能確據史實，約略以推之，強古人以就我，則宜其有千裏之差矣。
　　或曰：古人之年，運而往矣，九原不可作，則凡所以考古人之生卒行事者，將惟書册是徵。而先秦古籍，傳者亦尠矣。記事莫備於《史記》。《史記》既多誤，而所載尤以諸子為略，名姓不一見者多有之，詳者惟孔、老、孟、荀，然而《孔子世傢》之緟紕而迭繆，與夫老子之儻恍而難憑，孟、荀之闊略而不備，則既盡人疑之矣。子將較毫釐，衡銖寸，重定古人之年，則何籍以考於古？又何術以信於後耶？曰：此難矣，而實非難也。無方術以處之則難，有方術以處之則易。君不知夫樹木之有年輪乎？橫截一樹，而數其輪，可以得其年，不必尋其樹之始植者而證之也。此毫釐可謹之說也。又不知夫地層之有化石乎？推而論之，可以識萬紀以前之地史，不必有文字之記載也。此丈石可量之說也。自孔子以往迄於秦，雖史文茫昧，地層之化石，樹木之年輪，尚多有之。有可以得其生卒之年壽者，有可以推其交遊出處之情節者。片言衹字，冥心眇慮，麯證旁推，即地層之化石也，即樹木之年輪也。曰：何以信？曰：信於四達而無牾，一貫而可通。
　　夫人之用心，患其思慮之不精，又患其考證之不廣。先秦遺文，六國之際，於今可考者，可以縷指而計之，程年以盡之。考證之不廣，非難也。然後謹記其異同，推排其得失，次其先後，定其從違，必有當者，可以確指，則用心之不精，又非患也。然而自古迄今，六國之年既多誤，諸子事跡尤不備。塵晦而不彰，霾翳而莫明，猶有待於今日之推尋者，則何歟？曰：此非古人之知不及此，亦其時則不至此也。古人不知考年之可重，則亦無怪於其用心之不精，求證之不廣矣。夫《史記》之誤易見，捨《史記》而求是則難尋。《紀年》之佚文，散見於《集解》、《索隱》諸傢之註，以及《水經註》諸書者，其與《史記》異同，一一可按。然碎文單辭，知其異於《史》者，無以定其是。而《史》之異於《紀年》者，亦無以定其非。今《六國表》及諸《世傢》，記事明備，一按可得。《紀年》遺佚散亂，荒晦難尋。學者既不以考年為重，好易惡難，習常疑怪，則亦誰為考覈詳定其是非者耶？夫判兩傢之異同，貴乎參伍以為驗。求定《紀年》、《史記》之得失，不得不參伍以驗之於諸子。而昔人治史，往往不信諸子。掩目捕雀，宜其無得。是用心之不精，考證之不廣，所以為論年之難，而其端在夫不知論年考世之重。此乃時緣之未至，非聰明智力之不逮也。
　　且有非考年之事，而為考年之所待以成者二端焉：曰捃逸，曰辨偽。人事之不詳，何論其年？故考年者必先尋實事。實事有證，而其年自定，此易知之說也。為諸子考年者，當先定《六國表》，而後有所依據，固也。其次莫大於為諸子捃逸。何言乎為諸子捃逸也？《史記》惟孔子有世傢，孔子弟子及老、莊、申、韓、孫、吳、孟、荀有列傳，其他則闕。墨子則曰“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得二十許字。許行、陳仲、惠施、魏牟之徒無其名者不可勝計。其略既如此，而略之中復有其不可信者焉。然而其旁見於他書者，雖片鱗一爪，可以推尋而得其大體者至多也。昔人治史，率不信諸子。夫諸子托古，其言黃帝、羲、農，則信可疑矣。至於管仲、晏嬰相問答，莊周、魯哀相唯諾，寓言無實，亦有然者。至其述當世之事，記近古之變，目所睹，身所歷，無意於托古，無取於寓言。率口而出，隨心而道，片言衹語，轉多可珍。故吳起有涇水之戰，此韓非、劉嚮之文也，而《史記》無其事。餘拾其墜，以定吳起仕魏之年。公孫竜有空雒之對，此不韋《春秋》之說也，而戰國無其地。餘訂其訛，以證公孫來趙之歲。荀卿之見燕噲，韓非言之。兒說之事宋王，《呂覽》記之。餘循之為推，可以說名傢之傳，可以次孟、荀之世。考《莊》《列》魏牟、公孫竜，發中山之秘史。據《荀》《韓》楚莊王、莊蹻，定巴、滇之逸乘。其他如以《呂覽》許犯證《孟子》許行之師承，采《韓非》田仲補《孟子》陳仲之論議。推季梁以定楊朱之生卒，傳匡章以闡孟軻之遊蹤，本《呂覽》白圭、惠施應對，定兩人在梁之先後，據《????鐵論 論儒》，證稷下諸賢之聚散。即以諸子之書，還考諸子之事。為之羅往跡，推年歲，參伍以求，錯綜以觀，萬縷千緒，絲絲入扣，朗若列眉，斠可尋指。夫而後滯者决而散者綜，紛者理而闇者睹。先秦學人往事，猶可考見，無病乎史文之逸失也。
　　何言乎為諸子辨偽也？夫諸子往跡行事，雖散見於諸子之書，然而多有其誤者焉，又多有其偽者焉。偽誤之不辨，而捃摭諸子之遺聞佚記以騁博而馳說，是治亂絲而益棼也。蓋嘗論之：有偽其人者，有偽其世者，有偽其年者，有偽其事者，有偽其地者，有偽其書者，有偽其說者，有偽之於多方者。偽之途不一端，非一一而辨之，則不足以考其年。將一一而辨之，則辨偽之事無竟，而考年之書不可作。此固考年之事之所待以成也。何言乎偽其人？吳有孫武子，偽其人也。何言乎偽其世？尉繚見梁惠王，偽其世也。何言乎偽其年？孟子遊梁，當惠王之三十五年，此偽其年也。何言乎偽其事？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於老子，此偽其事也。何言乎偽其地？孔子畏匡，公孫竜對空雒，此偽其地也。何言乎偽其書？列禦寇有《列子》，子思有《中庸》，此偽其書也。何言乎偽其說？孔子老而係《易》，孔門《六經》有傳統，此偽其說也。何言乎偽之於多方？凡偽其人者，必偽其事焉，偽其時焉，偽其書焉，偽其說焉，而後可以掩其人之偽。偽其事，偽其時，偽其書，偽其說者，亦然。非偽之於多方，則其偽不立。諸子之偽不勝辨，其不能盡著於篇者，將別為書以發之，此不能備也。
　　夫言有定於此而後可以見於彼者，亦有定於彼，而後可以見於此者，此相與為功，有待而成之說也。為諸子考年者，有待於捃逸，為諸子捃逸者，又有待於辨偽。然而辨偽捃逸之功，亦有待於考年焉。夫必《易係》决非孔子作，而後孔子無係《易》之年之辨可定。夫必孔子無係《易》之年，而後無商瞿傳《易》之人之辨可定。夫必無商瞿傳《易》之人，而後孔門無《六經》傳統之說之辨可定。反而言之，以《六經》傳統之可疑，而疑及於商瞿之傳《易》。以商瞿傳《易》之可疑，而疑及於孔子之係《易》焉。其事如循環之無端也。夫孔子係《易》之年，與夫商瞿之年，以及夫經師先後授受之年，則信可疑矣。然則商瞿、梁鱣年長無子之逸記可以滅，《係辭》《十傳》之為偽書可以定。此又考年之功之有裨於捃逸辨偽者也。
　　且捃逸辨偽考年之相待以有成，其事有不盡於此者。蓋事有非逸，而無異於已逸。語有不偽，而有甚於本偽。則以考年之未精，遂相率以俱訛。及其既訛，遂轉以為考年之障者有之矣。請據《孟子》以為說。夫《孟子》七篇，盡人所誦，歷二千年，至精至熟也。其事則非逸也。其語亦非偽也。考孟子之年者，非不之及也。然而為孟子考年者，類以《史記》繩《孟子》，而不知史年之有誤。即有本《孟子》疑史年者，亦不能定史年之真是也。然後孟書之非逸者，無異於逸。孟書之不偽者，轉致于偽。人異其說，而皆無當於是焉。餘以《紀年》校《史記》，知齊、梁世係之誤，重定齊威、宣、梁惠、襄之先後。而後知孟子初遊齊，當齊威王時，遊梁，見惠王、襄王，返齊，見宣王。以此求之，則匡章不孝，孟子與遊之事，情節復顯。餘又以《史記 魯世傢》與《六國表》互覈，知魯《表》之誤，而《世傢》之可信，重定魯平之元。以此求之，然後樂剋進辭，臧倉沮見之事，理勢乃符。凡此皆學人之所研慮，先儒之所極論，縱橫反覆，紛紜莫定，一朝發難，雲破天朗。其事則同，而所以說其事者不同。此非捃逸也，而有似於捃逸。非辨偽也，而有類乎辨偽。蓋亦與考年之功相待以有成者也。
　　且夫後世之積訛襲非，有足為考年係世之障者，又豈僅於時君世係之錯亂，諸子往跡之晦沉而已耶？蓋自劉、班著錄，判為九流，平章學術，分別淵源，其說相沿，亦幾二千載於茲矣。習非成是，積信為主，則亦莫之疑而難以辨也。曰百傢原於道，則老聃之年無以破。曰申、韓本於老，則吳起、李剋之統無以立。不知農之原於墨，則我許行即許犯之說不足信。不知法之導於儒，則我商鞅本魏學，李、韓乃荀術之論不能成。非破碎陳說，融會以求，則我魏文西河、齊威、宣稷下諸賢之考皆無以通其意。吾嘗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潛精於諸子之故籍，遊神於百傢之散記，而深疑夫舊說之有誤，而習見之不可以為定也。積疑有年，一朝開豁，而後知先秦學術，惟儒、墨兩派。墨啓於儒，儒原於故史。其他諸傢，皆從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於儒，而道啓於墨。農傢為墨、道作介，陰陽為儒、道通囿。名傢乃墨之支裔，小說又名之別派。而諸傢之學，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麯達。分傢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為說，不如分區為論。反覆顛倒，縱橫雜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萬變紛紜而不失其宗。然後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實，並世學者師友交遊之淵源，與夫帝王賢豪號召羅致之盛衰興替，而風會之變，潮流之趨，如合符節，如對契印。證之實者有以融之虛，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後自信吾說而確乎其不自惑也。夫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餘，立己不足，此非能破之勝也。夫為學有積有統，積說多端，整統未建，此非能積之優也。餘之此書，定列國之世係，考諸子之生卒，事有甚碎，辨有甚僻，蓋考據之幽微，為學者之畏途，有使人讀而生厭，不終捲而廢者。然而陳說未破，則己旨不立，積緒無多，則整統不富，徬徨瞻顧，雖曰未能，竊有志於是焉。
　　嘗試論之，晚周、先秦之際，三傢分晉，田氏篡齊，為一變。徐州相王，五國繼之，為再變。齊、秦分帝，逮乎一統，為三變。此言夫其世局也。學術之盛衰，不能不歸於時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為一起，轉而之於齊威、宣稷下為再起，散而之於秦、趙，平原養賢，不韋招客為三起。此言夫其學風也。書分四捲，首捲盡於孔門，相宰之祿，懸為士志，故史之記，流為儒業，則先秦學術之萌茁期也。次捲當三傢分晉，田氏篡齊，起墨子，終吳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養士之風初開，遊談之習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樞紐，此先秦學術之醖釀期也。三捲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焰方熄，海濱之文運踵起。學者盛於齊、魏，祿勢握於遊仕。於是有白圭、惠施之相業，有湻於、田駢之優遊，有孟軻、宋鈃之歷駕，有張儀、犀首之縱橫，有許、陳之抗節，有莊周之高隱，風發雲涌，得時而駕，乃先秦學術之磅礴期也。四捲始春申、平原，迄不韋、韓、李。稷下既散，公子養客，時君之祿，入於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於遠裔之邦。趙、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爛漫之餘，漸歸老謝，紛披已甚，主於斬伐。荀卿為之倡，韓非為之應。在野有老聃之書，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鄒衍之頡頏，呂韋之收攬，皆有汗漫兼容之勢，森羅並蓄之象，然猶不敵夫老、荀、非、斯之嚴毅而肅殺。此亦時運之為之，則先秦學術之歸宿期也。四捲之書，因事名題，因題成篇，自為起迄，各明一意。遂若破人多，而立己少，積緒繁，而統綜絀。此則體勢所限，有不獲已。至於發揮引伸，極論學術，將有俟於《通論》，非此之得詳矣。
　　且著書成學，不徒有其外緣，而又不能不自止於限極焉。吾書之成，其為之緣者則既論之矣，至於其限極，亦有可得而略陳者。蓋首捲考訂孔子行事，前賢論者已詳，折衷取捨，擇善而從，其為己說者最尠。至於次捲，墨子、吳起之世，史文荒失。於此不理，則荊棘未斬，取途無從。而欲加闢治，又徒手空指，利斧難覓。蓽路籃褸，艱苦惟倍。凡所論列，雖已疎闊，而史料既滅，文獻不足，則亦無以為增。至於三捲，如理亂絲，異說紛呈，諸端並列，條貫則難，尋證則富。四捲諸篇，以當時諸子著書，往跡頗詳，親歷轉略。秦廷焚坑，學術中絶。而《汲塚紀年》亦盡於魏襄王，以下惟有《史記》，無可互勘。如春申、不韋之死，荀卿之老，鄒衍之遊，皆有可疑，無以詳說。其他亦幽晦。較之墨翟、吳起之世則顯，較之惠施、孟軻之世則略。此亦史料所限，無可為力者也。若夫見聞之未周，思慮之未詳，智慧之所不至，功力之所未盡，進而教之，期乎方聞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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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增定本識語自序
一、孔子生年考二、孔子為委吏乘田考
三、孟懿子南宮敬叔學禮孔子考四、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老子辨
五、孔子適齊考六、孔子自齊返魯考
七、孫武辨八、陽虎名字考
九、孔子五十學易辨一○、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孔子考
一一、鄧析考一二、孔子仕魯考
十三、孔子相夾𠔌墮三都考一四、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辨
一五、孔子去魯適衛考一六、蘧瑗史鰌考
一七、孔子畏匡乃過蒲一事之誤傳與陽虎無涉辨一八、越句踐元年考
一九、孔子去衛適陳在魯哀公二年衛靈公卒歲非魯定公卒歲辨二○、孔子去衛適陳在衛靈公卒後非卒前辨
二一、孔子過宋考二二、孔子在陳絶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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