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义"似乎更像一种超越利益的绝对的道德律令，说它"绝对"，是由于不仅它被解释成超越个人利益的一种价值，而且是可以超越国家利益的，而清朝之所以能够和愿意承继中华民族之大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对于这种绝对的道德诉求的接受与认可。或许施琅的例子可以在这里又一次被援引，当然还有吴三桂、史可法，决定清朝帝王和将领对他们的爱憎与态度的，并不仅仅是他们对待清朝大军入关以及统治的反应，而恰恰是他们在道德上所达到的高度。因此，清朝对施琅这样的人，是在鄙视中赤裸裸的利用，对吴三桂，是在忌惮与借重并存时不得不忍耐他的存在，包括在万不得已时甚至允许他成为手握大权的西南王，而对于史可法，才有真正的崇敬之情。三种不同态度背后的价值取向，一目了然。这里就用着一句俗语--叛变的行为是受欢迎的，而叛徒永远不受欢迎。反过来说也一样，史可法的抵抗使清兵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是恨之入骨的，因此用"扬州十日"发泄这种现实的仇恨，但史可法的忠义与勇敢，却是他们同样崇敬的品德，因此他们为史可法建忠烈祠，以弘扬这种永恒的价值。
当然，"义"并不是道德的全部，佘太君说"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就暗含了对杨四郎的批评。京剧《四郎探母》对杨四郎有保留的道德肯定，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把每个戏剧主人公都演成完人和英雄模范，《四郎探母》告诉我们，艺术并不只是用来歌颂英雄或者揭露罪恶的，有时它也可以用来写写像杨四郎这样的争议人物，纵然大节有亏，毕竟也不是无情无义的禽兽。当然，要写得好，要成为经典，还需要对特殊人格的境遇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有更多的洞察与揭示。既身为番将又身为杨家儿郎，要恰如其分地回应观众对于持有这种矛盾的双重身份的戏剧人物矛盾的道德期待，才有可能写出和演出一个虽有违"忠孝"之道，却仍然能够让公众接受的杨四郎。
一方面，《四郎探母》当然要为杨四郎之成为让人同情的戏剧主人公解决一些道德上的障碍，比如说强调四郎是在流落番邦的特殊背景下，被擒后为了求生不得已改名换姓，又因其英武误打误撞地成了驸马，这样，他既不是投降更不是背主求荣，虽然他确实获得了荣华富贵；至于一十五年的时间区隔，虽然不能用来作为四郎不再爱国的理由，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他与铁镜公主的深厚感情。在这样的前提下，《四郎探母》就可以把杨四郎已然成为辽邦驸马当成一个既成事实来演绎，来正面地解决此时此地的杨四郎究竟应该怎样做人，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行为准则这一难题。它想要让读者和观众理解的是，假如一个人已经落到了这种境地，那他将如何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要讨论的是京剧《四郎探母》里的杨四郎，而不是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完美的杨四郎。一边是母亲、发妻和祖国，一边是给予自己恩惠和安逸生活的辽邦以及一十五载对自己情深似海的公主、太后和亲生儿子，在这里，他对两个家庭甚至包括两个国家的情感冲突，就构成了杨四郎道德悲剧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说，杨四郎的困难就在于，无论他做什么选择都意味着背叛。而他的选择，就是在背叛的宿命中，坚守住自己做人的最后底线，于是在我们这个始终强调"忠"和"孝"的文化环境里，杨四郎虽然够不上"忠臣""孝子"，却因其还有"义"，才得以被民众接受、理解，并且因其对"义"的坚守之困难而获得巨大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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