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遭遇
受困天津
民国四年十一月中旬，有一位久居天津的同行薛凤池，是唱武生的，武把子相当勇猛，曾拜尚和玉为师。他来约我跟凤二爷去天津下天仙（是天津很老的戏馆子，地点在三不管附近）唱几天戏，说明是帮帮他的忙。我们答应了下来，到了天津，我是住在乐利旅馆，姜六爷（妙香）是住在德义楼。这两处离戏院都不很远，连戏馆带旅馆全在当年日本租界范围以内。
三天打炮戏唱完，生意很好，大家都很高兴。我接受馆子的要求，跟着就贴《牢狱鸳鸯》。这出戏我在天津还是初演，观众都来赶这个新鲜，台下挤得满满的，只差不能加座了。检票员发现几个没有买票的观众硬要听戏。前台经理孙三说：“我们今儿正上座，位子还嫌不够，哪能让人听蹭（不花钱看戏，北方叫做听蹭）！”三言两语地冲突起来。那班听蹭的朋友，临走时对孙三说：“好，咱们走着瞧！”孙三仗着他在天津地面上人熟，听了也不理会他们。
演完《牢狱鸳鸯》的第二天，我唱大轴，贴的是《玉堂春》。凤二爷因为要赶扮《玉堂春》的蓝袍，只能把他的戏码《战樊城》排在倒第三，中间隔着一出小武戏，好让他从容改装。
我们都在乐利旅馆吃完晚饭，凤二爷的戏码在前，先走了。我休息了好一会儿，才上馆子。由聋子（即跟包宋顺）跟着我走出旅馆，坐上戏馆给我预备的马车，才走了几家门面，有一个巡捕过来拦住我的车子，硬说赶车的违犯了警章。车夫不服向他分辩了几句，他不由分说先给了车夫一个嘴巴。我看见他们起了冲突，打完车夫还不肯放走，我也不明白为了什么事情，只能开了车门，对巡捕很客气地声明：“我是梅兰芳，在下天仙有戏，误了场子，台下要起哄的，请您通融一下，等我们到了馆子，就让他到局子里来。”他听完了，对我瞪了一眼，说：“不行，我们公事公办。”说完就把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子跟着他走，转一个弯，不多几步路就到了一所洋房的门前停住。里边又走出一个巡捕，替我开车门，监视着我们下了马车。聋子背着行头包裹，跟在我的后面。我对门外挂的一块牌子看了一眼，上写“大日本帝国警察署”八个大字。这块长方形黄底黑字的牌子，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到今天我还是可以照样把它画出来的。这个巡捕一直带我们走到一间屋子的门口，他一只手开门，一只手推我们进去。我抢着问他：“凭什么要把我们坐车的关起来呢？”他一句话也不说，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只顾顺手把门关上。我很清晰地听到他在外面加上了锁。聋子过去使劲转门上的把手，我对他摇摇手，又做了一个手势，叫他坐在我的旁边。我知道不是转开了这扇门，就能让你走出大门的。可是我也没有方法告诉他，因为跟他说话要提高了调门，外面的人不全都听见了吗？
这屋里的陈设，真够简单的了。靠墙摆的是两张长板凳，有一个犄角上放着一张黑的小长方桌子，桌上搁着一把茶壶，一个茶杯，中间有一盏光头很小的电灯，高高地挂在这么一间空空洞洞的屋子里面，更显出惨淡阴森的气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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