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我是農民   》 逆境中的父親和我      賈平凹 Gu Pingao

　　父親被揪出來了，他被戴上了“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下放回原籍勞動改造。一夜之間，顔色變了，我由一個自以為得意的貧下中農成分的黨的可靠青年淪為將和老鴉與豬一般黑的“可教子女”，雖然這名字還好聽點。
　　遺憾的是，我到底沒能做個好農民！
　　回過頭來，如夢如煙的命運裏有許多神秘莫測的東西。如果我在14歲之後一切順利，或去參軍，或去當工人和教師，我就會在極大的滿足中去成為一名合格的軍人、工人或教師，但我偏偏各條路都沒有走通。西安城這幾年進行着大規模的改造，在南大街的一條小巷旁邊長着一棵榆樹，這榆樹極醜，駝彎得厲害，而且又有一個突出的疽包，一個未朽卻裂成的槽坑，常常上邊爬滿緑頭蒼蠅，但它長得很粗很大。南大街是改造了數次的，每次將臨街的名貴的長得繁茂好看的樹都砍伐了，但這棵樹因生得地偏，靠近垃圾坑，竟醜而長存。我每當經過樹下，就覺得此樹如我。李白說：“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可能就不是活到世上要做農民的，雖然生活在社會最基層的農民之中，卻每一步都經過了精密的計算，走到了該是我去的地方。生有時，死有地，婚姻是前世之緣，大概也正是如此。我常常坐在傢裏玄想——我越來越喜歡玄想——為什麽我就住在了這座房子裏呢？握在手中的毛筆，筆毫是哪一頭羊的毛呢？筆桿的竹子又是長在哪一座山上？在公共汽車上、在電影院裏、在足球場看臺上我緊挨身坐着的男人和女人怎麽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山洪爆發，一塊石子從山頂上衝下來，以至經過了丹江，到了漢江，到了長江，而有一天在長江的入海處，被一個人在河灘撿去了，那石子對於那個人來說，是石子在追尋着他，還是他在等待着石子，這其中是偶然呢還是必然呢？
　　參軍、招工、教書全然淘汰了我，連安分地要當一個好的農民也是不能的。不久家庭發生了劇烈的事變：父親被揪出來了，他被戴上了“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下放回原籍勞動改造。一夜之間，顔色變了，我由一個自以為得意的貧下中農成分的黨的可靠青年淪為將和老鴉與豬一般黑的“可教子女”，雖然這名字還好聽點。
　　父親原本是無事的，他教齡長，為人誠實而熱情，業餘生活又喜歡唱幾句秦腔，誰也沒有懷疑他會有問題。但我的一個堂兄卻嚮組織揭發了他，說曾見過我的父親有一張穿着國民黨衣服的照片。堂兄因自找了一個女人與其父母意見不一致發生過矛盾，結婚後，小兩口不孝順父母而我的父親去教訓過他引起了他的仇恨。父親也真是的，他過於相信自己的權威，倚老賣老，竟動手打了不孝之子一個耳光。什麽衣服是國民黨的？這麽一個荒唐可笑的揭發，在那個非常的年代裏竟有人信了，他們追問父親，父親當然提供不出來照片，他們就翻父親的檔案。天下竟有更荒唐的事，檔案裏偏偏白紙黑字寫着1949年，父親在西安參加過鬍宗南的一期講訓班。這是那年丹鳳縣教師暑期學習班上發生的事。暑期學習班是全縣中小學教師清理階級隊伍的集中營，先是清查出了一批出身不好的、有海外關係的、說過對政府不滿言論和犯有男女不正當性關係的人。父親問題的出現，使專案組如獲至寶，宣佈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抓住了一條大魚。從此，父親的命運發生了逆轉，從這個學習班轉到那個學習班，開完了那個批鬥會又開這個批鬥會，造反派污辱他、作踐他、毆打他，最後開除公職，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鄉改造。那時候父親的年齡還不足50歲，前途一片黑暗，精氣神兒一喪殆盡。以至後來平了反，恢復了工作，意志依然不得張揚，性格也變了，染上了酒癮，動不動就喝醉，哀嘆：“過一天是一天吧！”
　　父親的一生錯過了許多相當重要的機會。他第一次到西安考學，發榜之前，在小旅館裏遇見了一個人問他願不願意去延安幹事，他說願意，衹要有飯吃。那人讓他第二天去七賢莊××號找某某，可以送他去延安的。他去了，看到是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但父親害怕當兵，在門口轉了幾圈卻走掉了。他如果不走掉，後來就是革命老幹部了，一人得道，做雞犬的兒女們也可以升天了。他考上了師範學校，畢業後就職於西安田傢灣小學。西安解放時他可以不走留下來，也可以用三袋面粉購買下一院房子的。如果是那樣，我們全家現在也就是很有資格的老西安戶了，也不至於後來為瞭解决全家農轉非的問題，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他偏偏跑回了老傢。他在田傢灣小學教書，田傢灣在西安的東郊，每個星期天，他們一幫年輕教師都要進城去戲院看秦腔。又是一個星期天，學校接到通知，要求教師們在新城廣場的禮堂聽取鬍宗南的軍政訓話，父親進城後卻溜出去看戲了，這便是父親參加講訓班的全部真實情況。但是，瀕於滅亡的地方政府在那時習慣了欺上瞞下，學校接到通知後為了證明全體教師到會，竟將在校教師的花名册直接上報，父親雖沒去禮堂，也沒見到鬍宗南是胖是瘦，但他的名字卻在登記册上，又不知何種原因在檔案裏寫了一筆。“文化大革命”中，鬍宗南在長安縣辦的這種短期學習班定性為特務訓練班，並將在禮堂聽過講訓的人定性為接受了特務訓練，父親就如此當上了國民黨的特務分子。父親當然是不服的，他曾經要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牛棚裏有日夜監視的看守，死也無門，就發誓要翻案。在回鄉後的兩年時間裏，他口述我執筆，我們寫了上百封的申訴信，分別寄往原來的學校、縣教育局、縣革委會，以及地區革委會和省革委會。這些申訴信如泥牛入海，但我們依然在寫，衹有在寫作的過程中增強我們是清白的自信。兩年之後，縣上終於復查案子，開始了正式外調，纔得知那次鬍宗南的講訓使花名册上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審查、批鬥和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隨後又以聽一次訓話並不算什麽而不瞭瞭之。父親也隨之重出地面得以平反了。
　　我今生不能忘卻的是那年春節一過父親進入了兩嶺小學內的學習班。陰歷正月十四的上午，三伯父來到我傢，說父親元宵節可能不得回來，得去那裏看望看望。母親當時就哭了，一邊哭一邊炒了傢中準備過節的所有的豬肉，裝在一個大搪瓷缸裏。三伯父又買了五包紙煙，讓我的一位堂兄領我去兩嶺小學。我和堂兄步行了10裏路，就端着那大搪瓷缸，到了學校的前門。前門緊關着敲不開，又繞了一大圈尋到後門。門口站着背槍的民兵，不準進。我嚇得拉着堂兄的後襟，堂兄暗示我要哭，我就哭了。堂兄就說你行行好，可憐我這兄弟吧，給老人送點肉和煙立即就出來的。那民兵看着我，應允東西放下，他負責一定送到，但人是不能進去的。我又是哭，堂兄就再求，我們就跪下來要磕頭。他同意了，進去通知了父親。但放了我進去，卻不讓堂兄進去。我在一間矮屋前見到了父親，他臉色青灰，鬍子老長，一見到我兩行淚就流下來。父親沒有收肉片，他說他不想吃，一口也吃不下，衹拿了那五包紙煙。他正要問傢裏的事，一個麻子臉的人就呵斥着父親到屋子裏去，而推着我出了校後門，鐵柵欄門“哐”地一聲關了。我趴在鐵柵欄門上，瞧見父親在拐過那間矮屋墻角時回過頭來看我，麻子臉推了他一下，他的頭撞在了墻角棱上。朱自清的《背影》裏寫到他的父親微胖的身子從車站月臺上翻下的背影，我在中學時讀了並沒有任何感覺，後來每每再讀，就想起父親頭撞在墻角棱上的一幕，不禁熱淚長流。
　　那是一個非常冷的下午，天陰着，還零星地飄着雪花。母親在傢焦急地等待消息，一聽完我見父親的經過，她的心口疼病就犯了。母親一直害心口疼病，每次疼起來就頭在炕上犁地一樣地亂撞。我和弟弟在那一晚上迅速地長大成人了，我們忙着去喊幾個嬸娘，來給母親請醫生，說寬心話；又給年幼的妹妹做飯，安頓睡覺。母親的疼痛在後半夜漸漸緩解下來，我和弟弟還守着一盆炭火坐在另一間小屋裏說話。我警告弟弟：“父親不在，母親又病了，你一定要在外不得生事，回傢裏多幹活！”弟弟點着頭，卻告訴我，下午他聽從茶坊村來的一個人說，父親在學習班被綁了吊起來拷打。拷打的人就是棣花中街的某某某的親戚，住在茶坊村，會開手扶拖拉機，是個大麻子。我立即想起在兩嶺小學院子裏見到的那個麻子臉，詛咒他不得好死，上山被狼吃，下河滾長江！
　　對於大麻子的仇恨，我和弟弟是記了相當久的年月，但我們最終沒有報復，因為待父親平反後，我又考上了大學，一傢人的日子蓬蓬勃勃旺起來，倒覺得報復這麽一個狗樣的小人已沒有了意思。“文化大革命”徹底結束之後，社會在清算“四人幫”的流毒，許多在當年毆打人的人開始懺悔，主動地嚮被毆打者緻歉謝罪。弟弟從老傢來了信，談到大麻子並沒有來給父親說一句還算過得去的話。直到5年前，他來信還說這件事，顯得耿耿於懷。我在回信裏，講了一件我的一個在西安工作的朋友的故事。那位朋友在某次運動中僅僅上街遊行過一次，清查時名單報到了有關部門，負責清查的一位小處長卻不相信我的朋友僅僅是遊行一次，要她交待是否煽動過別人？是否上街講演過？她當然否認，小處長竟一個耳光拍在她的臉上。這一個耳光使她仇恨了他，不久她的問題得到落實，確實僅僅去遊行了一次，宣佈無事，但她就是咽不下挨了一個耳光的氣。恰在這時，小處長生病住院，查出患了癌，並已擴散，她聽了偏去了醫院探視。小處長已經奄奄一息了，瞧見了她，說：“我估計你會來的，你來要看我的下場的。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嚮你道歉，不該打你……”他說完這句話，我的朋友卻什麽話也說不出來了，倒覺得自己太那個了，俯下身去為他掖掖被單，安慰他什麽也不要想了，好好養病。後來，小處長去世了，我的朋友特意買來花圈去參加了他的葬禮。
　　那次學習班後，父親可以十天半月回傢一次，每次回來，造反派要求他必須戴寫着“黑幫”字樣的白袖筒。父親就在進村前偷偷地把白袖筒摘下，將草帽低低地壓在額前。然後回校時，走出了村口，又把白袖筒戴上。到了秋天，已經穿夾襖了，我同一群婦女在牛頭嶺上的地裏拔白菜。一個夏天沒有落雨，白菜長得又黃又小，生滿小黑膩蟲。但大傢還都盼望着能分到這批白菜，說洗不淨那小黑膩蟲，全當是吃沒骨頭的肉吧。拔下的白菜還沒分到我傢，看見嶺下的公路上有3個人走過，前邊的似乎是父親，後邊的兩個人認不得，好像背着槍。我正疑惑，本族的一個嬸子慌慌張張地從嶺下小路上跑來，悄聲對我說：“你大大回來了！”我們把父親都叫大大的。我看着她，緊張得沒有說話，嬸子又說：“你大大被開除回來了！”我轉身就往傢跑，腳上的一雙鞋同料漿石一塊踢飛了。跑回傢，父親已經躺在炕上，一見我，竟“哇”地哭了：“我把我娃害了！我把我娃害了！”我從來沒有見過父親出聲地哭。對於我，他是從來都寄以厚望的，即使高中大學都停辦了，我初中畢業回了鄉，他仍覺得我不是平地臥的人，總有一天要發達的。但是，他沒有想到他成了“歷史反革命分子”，而在那個講政治講出身的年代裏，我將壞在他的手裏，永無出頭之日啦！我站在炕前，和父親一起哭，我並沒有像父親那樣想得那麽多，衹是可憐我的父親。
　　父親初回的那兩三個月，他是四門不出。他有小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他嫌丟人，但他在傢裏什麽活都幹，吃飯時總要把稠的給我和弟弟妹妹吃，好像他對孩子們犯下了罪。他越是這樣，我們越是傷心，越是要盡量減輕父親的痛苦，即使在外受了什麽委屈，一進傢門，臉上都笑笑的；又主動給父親說這樣說那樣，逗他也有個笑臉。又去求所有的親戚好友到我傢去陪父親說話，將挖藥賣得的錢買了酒，托別人給父親帶來。但是，有一些親戚好友以各種藉口不去我傢了，他們寧可讓我捎幾個雞蛋拿回來，也不肯來見父親。父親成了反革命分子，政治上完蛋了，工資也突然沒有了，生活陷入了極度的睏境。生産隊分糧時，以往我傢是缺勞戶，要分口糧必須先交一批糧款的，而那些勞力多可以分紅的人傢常常是爭着為我傢墊上；現在，無人肯墊款了，傢裏又沒有現錢，高高興興地拿着口袋去分糧，糧卻不分給我們，扣留在生産隊的庫房裏。父親的一些朋友，曾經來過我傢的又吃又住，說過十分殷勤的話；如今見了我傢大小，好像根本沒有見到似的，臉一扭就走過去了。窮睏，我們是能忍受的，最難以忍受的是世態的炎涼。那時候，我們多麽需要安慰，母親日日出去上工，對一些以為可以信賴的人訴說苦情，明知道他們說一句“共産黨不會冤枉好人的，總會平反的”的話其實毫無用處，但就希望人傢能這麽說說使自己心裏安妥；可人傢偏就不說，還教訓道：現在風聲緊，你們不要亂說亂動啊！
　　父親終於出門了，他想通了，既然已經是人下之人了，還要那面子有什麽用？死了，你是“自絶於人民，死有餘辜”；那就活，偏要活下去，活得旺旺的！他穿着幹幹淨淨的衣服去出工勞動，挖地、修渠、挑糞擔、割牛草，什麽都幹，什麽都幹得賣勁兒。他收拾了背簍，穿上了草鞋，領着我和弟弟到30裏外的山上砍柴去。
　　事情就是這樣，沒有吃的時候，常常也就沒有燒的，隔三岔五得去砍一次柴。先是堂兄承攜着我去條子溝、苗溝割梢子柴，穿着的草鞋未下山就破了，光着腳一路走回來，背了30餘斤，被安民、三興他們嘲笑道：你不是去砍柴哩，你是圖着吃幹糧哩！砍柴要吃早飯，還要帶幹糧，幹糧有時是冷剩米飯，冷熟紅薯，或碗口大的一張薄餅。自第一次上山穿破了草鞋，我有了經驗，以後每次去都帶三雙草鞋，柴也砍得越來越多，慢慢就不讓堂兄承攜，而和弟弟兩個人單獨行動。一次雞叫了頭遍，我們就起來了，站在院子裏看星月。天氣是好的，母親就開始給我們做飯，我收拾背簍，弟弟磨砍刀。村後的瞎臉叔——他就叫做瞎臉——提着木桶去泉裏打水，經過我傢院外，聽見說話聲，隔墻問：“平，你們是去砍柴嗎？”我應聲是的。他說他也去，打水做飯吃了一塊走吧。但是，待他吃了飯，臨出門時，屋裏的燈泡突然爆炸，他說什麽也不肯去了，嫌不吉利。我和弟弟就順着條子溝河道往深處走，河道裏黑黝黝的，流水潺潺，鳥聲嗚咽。已經走到前幾次來過的一面溝坡下，天在放亮前黑得什麽也看不見了，我們就不敢再走。坐到路邊一處較高的地方。弟弟一坐下來，手就伸到幹糧袋裏取幹糧吃，我阻止了，甚至駡他：“還沒砍柴哩就吃，吃完了中午吃什麽？餓着肚子能背動柴嗎？”弟弟和我吵起來，接着哭。他一哭，山裏就起回聲，我們都害怕起來，看着遠近黑乎乎的樹木、石頭，懷疑那後邊藏着狼和豹子，或者是鬼。好不容易天亮了，使我們驚駭不已的是我們坐着的地方，正是一座荒墳！我想起了瞎臉叔，擔心今日出什麽事，砍柴過程中，不停地叮嚀弟弟小心。還好，一切平安！我將砍好的梢子柴紮成捆從山頂推下坡，又在坡下收拾好了背簍，就招呼弟弟取幹糧來吃準備背柴返回。但是，就在弟弟從藏在石板下的幹糧布袋裏取出了薄餅，剛要一人一半地分，一隻大的烏鴉突如其來地從一棵柿樹上飛來，我是知道烏鴉吃砍柴人的幹糧的，大叫一聲。弟弟不知事理，回頭看我，那烏鴉已猛地叼了布袋騰空而去。我忙將手中的砍刀拋嚮空中擲打，烏鴉卻已叼了布袋落在半山的一塊石頭上吃起幹糧了。弟弟發瘋似的往半山腰跑，烏鴉是飛走了，那空布袋遺在石頭上，破了四個大洞。遭這一場搶劫，使我們餓了大半天的肚子，卻不敢對人言語，那是太丟人的事。砍梢子柴不耐燒，但近山的樹全砍完了，要弄到栲木一類的硬劈柴，須得去丹江南的烏山和苗溝的溝堖，來回得60多裏路，這又是堂兄們承攜我了。我心貪，在烏山頂第一回砍到硬劈柴，總希望能多背一點。堂兄幫我裝好背簍，他是把劈柴盡量架高、朝前，又給我的草鞋上係上幾道葛條，拄一根棍杖，讓我一直走在他的前頭。從烏山頂往下走，路是盤山道，細得如繩，心慌腿顫地下行了10裏，放下背簍歇息。我瞧見身下的溝塹裏是那樣壯觀，雲如棉絮一樣一片一片浸上來，伸手是抓不住的，但你臉上感受到了潮濕和柔軟，一陣風後，又蕩然無存；溝壑裏的河流、危崖，滿身附長了苦藥藤蔓的古木盡收眼底。深山的中午異常寂靜，聽見自己的呼吸聲，聽見一隻螞蟻從腿上爬上來，倏忽我瞧見了就在10米之外的崖頭上長着一株我不認識的花，鮮紅如血，在風裏寂寞地搖曳。這次驚豔，使我數年裏印象深刻。後來我到水庫工地，與縣政府一位通訊幹事聊天，忽然說到那朵花，驚奇鼕天裏怎麽會有花開，而花怎麽竟開得那麽豔！通訊幹事說了一句：“它可能一生就衹讓你一個人看到了它的美麗。”又是數年後，我在大學裏以通訊幹事的話寫成了一首詩。我和堂兄歇息之後，準備起程，或許是我太興奮了那株花，或許命有劫難，我蹲下背了背簍往起站，突然頭頂上的柴分量過重，平衡未能把握住，人和柴背簍就翻下去，並且連續翻跟鬥到了崖畔。我的堂兄在那一瞬間嚇呆了，他竟癱在那裏不動也不喊，眼看着我已滾下崖去。心裏在說：“完了，完了，滾下去屍體都尋不着了！”這是事後他對我說的。但是，半崖上偏偏有並排的三株白樺，我和背簍卡在了白樺上。我的堂兄見此跑過來，先從背簍上往下卸柴，然後把我拉上來。我的額上就破了一個洞，血流了一灘。堂兄不要我背柴了，要我對着白樺磕頭，對着群山磕頭；但我怎麽能空手返回呢？我還是堅持要背柴，當然衹能背原有的一半，直到一個小時之後，兩個人下到了河畔。
　　當父親領着我和弟弟去砍柴時，我們是去了苗溝堖的。天雖然沒有下雪，但山上的雪極深。山梁上已沒有了栲樹，我們又跑到梁後的溝裏去，砍是砍下了整棵栲樹，卻怎麽也掮不到梁上。穿着沒有襯褲的光筒子棉褲，汗把衣褲全濕透了，又結上冰，褲管成了硬的。我幾次掮着樹幹已經到半梁上了，一個趔趄又滑落下去，直到第四次纔爬上來，纍得倒在雪裏幾乎要閉了氣。父子三人相互呼應着，擔心走散，又擔心受傷，呼應聲在山林裏“嗡嗡”回鳴。父親也到了梁上，他掮上了一棵樹，開始用斧子劈，他做這樣的事遠不及我的任何一個堂兄。弟弟滿臉汗水道，像花臉貓，興奮地說：“瞧那邊山頭上的雪，白凱凱的！”山頭上是一片白雪，太陽光下，銀光發亮。父親說：“讀皚，不讀凱！”父子三人啃了黑饃，黑饃凍硬如石頭，啃不動，抓雪吃了幾口，背柴下山。從溝堖下來先在河灘裏走10裏路，又爬上河邊的半坡，那是砍柴人最頭痛的一段路。因為一邊靠坡一邊臨河，沿途有固定的歇腳的地方，但走不到每一歇腳地，你是無法停下來的。歇腳地與歇腳地的距離是砍柴人久而久之形成的，是人負重能力的極限點。我們都堅持不瞭瞭，堅持不了也得堅持。我咬着牙，默數着數字往歇腳地趕。我在以後的生活中，這種須趕到歇腳地不可的勁頭成為我幹每一件事的韌性和成功的保證。許多人在知道了我的並不好的生存環境後，驚訝我的堅忍和執著，說我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漢。我就笑了，這有什麽呢？我在小時候走過無數次的歇腳地呀！我們背着柴火回到了離傢大約8裏地的地方，母親背了空背簍來接我們啦。母親的個子矮，又有病，一手捂着肚子，口裏又咬着包在頭上的手巾角兒，遠遠地站在河邊的石頭上。我們是全村砍柴人最遲回村的，我告訴母親，我回去要好好睡覺呀，明天睡一天；可回到傢了，竟興奮得毫無倦意，藉了秤來稱劈柴，我背的是70斤，弟弟背的是65斤，父親背的竟是112斤。我又用斧子把所有的柴劈碎，粗細長短差不多整齊，再一一在臺階上壘好了，然後坐在院中的捶布石上觀賞。這如同年輕的母親在看着熟睡的嬰兒，也如同後來我發表了作品，把雜志放在書案上，打開窗子，又讓陽光照在雜志上，感到是那麽的親切。
　　父親是1989年秋去世的。他去世後我寫了一篇祭文，其中有一段寫到我們父子去賣豬的事。文章發表後，我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說他們都是讀到那一段時哭了。寫關於回憶的文章我是一點也不敢虛構和擴大或縮小事實的，我每次回憶到那段經歷，也是胸口就堵得厲害。這部回憶錄寫到一半時，傢裏幹擾的事太多，我尋到一處僻靜的房子，昨天夜裏，竟在新床鋪上又夢見了我的父親。我每到一處陌生地，就常夢到父親，我也不明曉這是什麽原因。今早起來，憶想着夢中父親的樣子，心裏又難受起來，禁不住又想到了我傢的關於豬的故事。豬是我們全家的指望，它重要到是家庭的一員。每次我們吃飯，一端上碗，就要問母親：“給豬倒食了嗎？”晚上關門睡覺時，我總問弟弟：“豬圈門關啦？”我那時是很醜的，細胳膊，大肚皮，形若蜘蛛；而豬更醜得有些怪樣，它下陷着脊梁，黃瓜嘴翹得老高，生出一身的紅絨。越是盼着豬長，豬就是不長。也難怪，人都沒啥吃，又能給豬吃什麽呢？每日喂食後，我和弟弟就在它的脊梁上按按，摸着上了膘沒有，幻想着幾時就可以給國傢交售了。那時把豬交售給國傢，除了付款外，還可得到價錢便宜的30斤包𠔌。等到它終於長大了，這一天早上我們决定把豬用架子車拉到商鎮生豬收購站去。父子三人並沒有吃飯，卻給豬煮了一大盆紅薯和麥麩的食看着它吃。豬從來沒有吃過這麽好的食，它響聲極大地把一大盆食都吃了。父親說：“把豬賣了，咱們下一頓館子！”這話有極大的誘惑力和鼓動性，讓我想起鄰村那個老紅軍講當年他們攻打榆林城的戰地動員：打開榆林城，領個女學生！半中午，我們趕到了商鎮，收購站門口排隊賣豬的人很多，為了防止日曬，有人將衣服浸了水披在豬身上，有的豬脖子上還挂了花。我們在那裏排隊等了大半天，我和弟弟肚子就餓起來，拿眼睛盯着公路對面賣花生、糖糕、油餅的小食攤。但我知道不交售了豬，父親是不會給我們買那些東西的，就扭別了頭，不去看小吃攤。心裏說：那些東西有啥吃的，又貴又不頂饑！但弟弟去公共厠所了，回來悄聲對我說，遠處那棵柳樹後有飯館，賣麵條的，飯桌上還放有辣子，他已經偵察好了！他說：“我要吃三碗！”我瞪了他一眼，讓他快把豬往前拉。因為前面已經交售過了幾頭豬。在豬群裏，我們的豬最小最瘦樣子最難看，我就撓了它的肚子，讓它臥下來，把毛根處的紅絨往下拽。眼看着可以輪到我們了，但收購站的門關起來，收購員宣佈下班，下午再收購。這無疑讓我們喪氣，因為離下午上班還得3個小時，這3個小時哪兒也去不了，衹能死等。死等就死等吧，等到了下午上班，收購站的門已經打開了，收購員正戴橡皮手套哩，豬卻又是尿又是屙。屎尿在這個時候意味着就是將要失去多少重量、失去多少錢票和糧食！弟弟趕緊用腳踢豬屁股，希望它立即停止，但它卻同我們賭氣一般，屙了一大堆，尿成了一條河。什麽叫“屙金尿銀”？我算是體會到了。收購員耳朵上夾了鉛筆，過來按按豬的脊梁，踹踹豬的肚子，問：“喂了多長時間？”我說：“一年。”其實是兩年。收購員站起身，說：“不夠等級。下一個！”後邊排隊的“噢噢”地拉着豬就往前來。我們父子三人全都急了，求人傢：“不夠頭等標準，可以夠二等吧；就是二等也不夠，難道還不夠三等嗎？”收購員吼了一聲：“不夠等級就是不夠等級，你讓我虧國傢嗎？”他已經去按另一頭豬的脊梁了。我們就傻立在那裏，覺得天上的太陽在快速旋轉，汗水濕了一臉，而且汗水直往眼睛裏鑽，鑽得眼睛睜不開。豬卻不知趣地過來偎着我的腿哼哼，它是那樣地難看，黃瓜嘴，紅絨毛，額頭上滿是皺紋，我狠狠地踢了一腳，又踢了一腳，弟弟撿了根樹條就抽。旁邊一人說：“算了，孩子，它是不會說話的，沒交售上總比養了個扁尾巴的好哩！去年我養了個扁尾巴的，讓狼叼去了，難道我就不活啦？”扁尾巴豬我是知道的，就是尾巴梢是扁狀，鄉裏人認為這樣的豬前世欠了狼的債，不管你養它多大，這一世都會被狼吃掉的。太陽底下，豬又被綁在了架子車上，父子三人默默地拉着往回走，我和弟弟再也沒敢提說吃飯的事，連公路對面那些賣吃貨的攤子看也沒看一眼。
　　這一年是我們村最晦氣的一年。有來伯出門時，剛一仰頭，一粒鳥糞就落在他的口中。他果然就得了一種病，肚脹如鼓，渾身上下黃得發亮，不久死去。安民上樹吃蛋柿，他原是比猴子還能爬高上低的，常騎在樹梢兒閃晃給我們表演，但這回是從樹主幹杈上掉下來將腿跌成跛子。百善的那個小弟明明是活人，睡覺時老鼠卻咬吃了半個耳朵。弟弟把10斤米背到深山去，同深山人傢兌換了60斤土豆，一切都很順利；返回時，承攜他一路的一個堂兄身上卻生出瘤瘡。瘤瘡是腰帶瘤，有危及生命的可能，直伐掉一棵樹賣了，用錢抓藥服了半年多才好。我丟失了那頂黃軍帽，被狗咬傷過腿腕子，被取消了民兵的資格，任何學習班也不讓我再去做記錄，生産隊的會上要念報紙，也輪不到我來念了。但是，我的聲音開始變粗，嘴唇上生出了茸茸的鬍須，下身也生出毛來，已經磨練得吃什麽都能剋化，什麽活兒都能幹了。幾乎成了規律：今日去深山砍柴，明日就去淺溝割草，再到生産隊出工一天，然後周而復始。我學會了打草鞋，學會了給弟弟剪頭髮，學會了用毛柳枝編簍筐，學會了打鬍基砌墻壘竈。我總是忙忙碌碌地每日將身子弄得很纍，然後倒在炕上像倒下的一捆柴，而沉睡如豬。我難以啓口的是，平生第一次在夢裏遺了精，醒來驚慌失措。回想夢裏的事，我覺得自己很流氓。但也曾經大膽地對村中一位大我數歲，按輩分應稱呼她是嫂子的說：“我夢裏背你上了一夜的山。”她笑着說：“那還不纍死你？！”3月裏，村裏來了一位討飯的女人，30多歲，人長得眉眼生動。我雖然討厭她見着大小男人都稱呼“叔叔伯伯”，而我又喜歡她身上的衣服總是幹幹淨淨的，頭髮光潔，在腦後留一個小髻兒。她呆在我們棣花幾乎有一個多月，幫窩嘴婆婆洗過衣服，幫李傢人鋤過地，還給我的二嬸娘做過一次麵條，做得酸辣香。我看見她的時候，總想，她是不該出來討飯的，討飯怎麽能是她這種人呢？她告訴村人，她不生娃娃，丈夫在修梯田時土塄塌了，別人什麽傷也沒有，偏偏把丈夫埋在土裏，挖出來就癱了，她出來討飯是要養活丈夫的。山區裏有一種不符合國傢婚姻法的鄉規，若是做丈夫的癱瘓了，沒了勞動能力，日子無法維持，就可以再招一個男人到傢，叫招夫養夫。這女人的話使幾個光棍兒動了心，據說村東邊的那個光棍兒已經托人給那女人把話說白了，但女人卻在一個早晨離開了棣花。又是3個月後，突然傳來消息，那女人叫狼吃了，說是有人在西邊二道嶺的土地神廟前發現了她的屍體，衣服被撕破，肚裏五髒沒有了，衹有頭是完整的，頭上還梳着髻。一連十多天，晚上一閉上眼睛那女人的影子就在我眼前晃，而且每次她都是頭髮光潔地一絲不亂，圓乎乎的臉上在笑。我因此而神情恍惚，茶飯頓減，被母親請來了會陰陽的傅先生念了一回咒，喝了三次黃裱符燒成的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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