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她在接受霍南伯格的头两次治疗时说，"我努力地想进入真实，但虚无之窗总会不由自主地向我敞开，我担心自己会发疯，我努力突出真我，但很困难。有时候我想，我所有应该做的，就是去展现真实，但我总是无法顺其自然。我对自己说，我是个造假者、是个跑调的人。从摄像机开始转动到停止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竭尽所能，追求完美。李老师总说要我从自身出发，我回答他说：自我？什么是自我？谁？我又不重要。他把我当成谁了？玛丽莲·梦露？"
1956年2月初的一天，玛丽莲拿着米尔顿·格林为她拍的一沓照片走进心理医生的家，这组照片后来以《黑色镜头》为题发表了，拍照时她穿的是黑色内衣、黑色丝袜，眼眸半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嘴角露出一种悲哀的微笑。这组照片是她替乔舒亚·洛根执导的影片《公共汽车站》试镜的照片。照片的黑色基调让人看了很不舒服，玛丽莲显得委靡不振，对性倍感疲倦，被没来由的失落弄得精疲力竭，任何安慰都无法抚平她的失落感。"你想看看我的照片小样吗？"她问霍南伯格。这位胖胖的灰头发女人用惊骇的目光瞥了一眼后无语地将照片递还给她。
纽约，西九十三街
1955年2月
玛丽莲不太懂如何理财，对于要支付前后三位心理医生那么贵的诊疗费一直感到不满，私底下将钱和心理分析混为一谈。霍南伯格开始给她一些财务方面的建议。1956年2月，梦露列了一份遗嘱，将她认为自己拥有的财产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两万美元，遗赠给玛格丽特·赫尔兹·霍南伯格医生。其他受赠者包括：李·斯特拉斯伯格和夫人葆拉(两万五千美元)、纽约演员工作室(一万美元)，以及葛蕾蒂丝·培克，让她有足够的住院费度过余生（但最高不超过两万五千美元）。遗嘱签字后，律师问玛丽莲是否还需要在她的墓志铭上写上点什么，她用戴着手套的手在空中比划着说："金发玛丽莲·梦露。"
这种谈话治疗、爱和金钱的联系以后一直继续着。1956年7月，是霍南伯格同《游龙戏凤》的制片人谈妥了玛丽莲所有影片的表演指导为李·斯特拉斯伯格的合同。10月份，霍南伯格又花了玛丽莲的一大笔钱赶往伦敦，在精神上支撑她拍完了这部影片，就像以前支撑她拍完《公共汽车站》一样。
玛格丽特·霍南伯格鼓励玛丽莲买个笔记本，将她随机想到的念头记下来。她没有这样做。她买过两个大理石花纹封面的笔记本，但是没往里面记什么。她从没养成过记笔记的习惯，对于自己所写的字迹、拼写和标点符号也没信心，觉得它们羞于见人。而且笔记本的装帧太过精美，让她感觉非得每天记东西似的。与此相反的是，她经常从词典里抄录一些拼写复杂的词，或是写法简单但意思晦涩的词。在她后来死去的地方，调查者还发现过一些记录了东西的活页纸片，但数量很少。大多数都在警察到来之前失踪了。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谋杀一说是有道理的。
已经发现的她写下的最早的笔记是在1955年，也就是她在纽约演员工作室进修的时候：
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绝望问题。我必须不断地面对它们，以便维持我的正常工作、我的绝望。
演一出戏，就像开一瓶酒。如果用一种办法不能把酒打开，那就应该尝试用别的法子，甚至放弃这瓶酒，换一瓶新的。但是李·斯特拉斯伯格不喜欢我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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