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4日由我在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随后又分组进行评议。评议对我的要求和处理是：必须当会声明，再不能去医疗站，并且暂缓恢复党籍。晚上，侯绪斌又和我进行了第二次个别谈话，要我担任大队干部，并安排了其他几个人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
1970年5月5日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公布了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名单，里面没有我。因为我在表决心时说："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健康着想，以白求恩为榜样，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在卫生战线上奋斗终生。"领导小组研究后，认为我的认识还没到位，还是不能恢复我的党籍。
1970年8月10日韩城县矿务局要招收一些正式职工，但在合阳县路井公社各大队只有一个名额。招工的就是我女婿王俊杰。胜天一听非常高兴，心想这次一定会被招去，太好了！
1973年4月19日我家安上了电灯，屋里一下子明亮亮的了，真是连掉了一根针在地下，也能找得见。新中国一成立，咱庄稼人就打心眼儿里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今天，日夜盼望的心愿实现了，叫人怎能不激动万分呢！
1973年5月8日我把猪绑在架子车上，拉往收购站去卖。哪知道等猪排泄后用秤一称，才只有９５斤重，不够标准，只好又拉回去，再喂十来天，再去卖。
养一头猪很不容易，天天养，顿顿喂，养一年时间也长不到１００斤，而分下的红薯难保存，不等吃完就腐烂了，你若要卖，却成了投机倒把的黑市活动，只好让猪把红薯吃了，但人却缺粮吃，所以不等猪长大，就想把它卖掉。但收购站却要求猪的重量必须超过１００斤，若是饱食的猪，也不能过秤，还要等到猪拉了屎、尿以后才过秤。我第二次去卖猪，刚刚过下１００斤，谢天谢地，整整卖了４０元。我心里好像去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就轻松了，但有的人却随来就过秤，只有七八十斤重的猪，也收上了，其中的奥妙我想不明白！
1982年7月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我家门口的树底下召开社员会，讨论本队实行哪一种生产责任制。经过表决，全队到会的人都同意大包干，只有公寿妈和我说是"应该包产到户"。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呀？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
1982年7月19日上午，巷东头的饲养室门口，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生产队开始评价分牲口、农具等。经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对每个人、每一户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坏，就看你的运气了。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我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在靳家岭，也就是１９６０年公社组织１０８位英雄好汉进行割麦大战的地方，自留田东西宽十来米。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互助组、农业社，再到公社化，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路啊！回想起我１９５４年加入农业社时，共有２７亩地，并按地交了２０７斤种子和６３１斤饲料，另外，把家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也入了农业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还有人惋惜地说："辛辛苦苦３０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1986年5月21日早上，胜天来电话说："领导已把我上报的'４个人转商品粮'的申请批准了，现在就能转户口了，把您和我妈也转成了商品粮户口。"我赶紧说："莫忙，让我多想一想再决定。不过你们３人的户口就先转了吧，这个就不用再商量了。"
晚上，我和菊兰反复商量，总认为：咱家现有六亩土地，咱才５６岁，距７０岁还有１４年哩。咱还不算老，还能做些农活，加上现在农业劳动的机械化程度一年比一年高，用人出大力的活路越来越少。农业上能收多少是多少。不像从前农业社时期，逼着要你干活。再说转了商品粮户口，咱没有了土地，在城市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了收入，反而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自己反而闲得没事干，每月还得花钱买口粮。况且城市居住地方较少，不如农村地方大，自由自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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