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评传 》 我是农民   》 逆境中的父亲和我      贾平凹 Gu Pingao

　　父亲被揪出来了，他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下放回原籍劳动改造。一夜之间，颜色变了，我由一个自以为得意的贫下中农成分的党的可靠青年沦为将和老鸦与猪一般黑的“可教子女”，虽然这名字还好听点。
　　遗憾的是，我到底没能做个好农民！
　　回过头来，如梦如烟的命运里有许多神秘莫测的东西。如果我在14岁之后一切顺利，或去参军，或去当工人和教师，我就会在极大的满足中去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工人或教师，但我偏偏各条路都没有走通。西安城这几年进行着大规模的改造，在南大街的一条小巷旁边长着一棵榆树，这榆树极丑，驼弯得厉害，而且又有一个突出的疽包，一个未朽却裂成的槽坑，常常上边爬满绿头苍蝇，但它长得很粗很大。南大街是改造了数次的，每次将临街的名贵的长得繁茂好看的树都砍伐了，但这棵树因生得地偏，靠近垃圾坑，竟丑而长存。我每当经过树下，就觉得此树如我。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我可能就不是活到世上要做农民的，虽然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农民之中，却每一步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走到了该是我去的地方。生有时，死有地，婚姻是前世之缘，大概也正是如此。我常常坐在家里玄想——我越来越喜欢玄想——为什么我就住在了这座房子里呢？握在手中的毛笔，笔毫是哪一头羊的毛呢？笔杆的竹子又是长在哪一座山上？在公共汽车上、在电影院里、在足球场看台上我紧挨身坐着的男人和女人怎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山洪爆发，一块石子从山顶上冲下来，以至经过了丹江，到了汉江，到了长江，而有一天在长江的入海处，被一个人在河滩捡去了，那石子对于那个人来说，是石子在追寻着他，还是他在等待着石子，这其中是偶然呢还是必然呢？
　　参军、招工、教书全然淘汰了我，连安分地要当一个好的农民也是不能的。不久家庭发生了剧烈的事变：父亲被揪出来了，他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下放回原籍劳动改造。一夜之间，颜色变了，我由一个自以为得意的贫下中农成分的党的可靠青年沦为将和老鸦与猪一般黑的“可教子女”，虽然这名字还好听点。
　　父亲原本是无事的，他教龄长，为人诚实而热情，业余生活又喜欢唱几句秦腔，谁也没有怀疑他会有问题。但我的一个堂兄却向组织揭发了他，说曾见过我的父亲有一张穿着国民党衣服的照片。堂兄因自找了一个女人与其父母意见不一致发生过矛盾，结婚后，小两口不孝顺父母而我的父亲去教训过他引起了他的仇恨。父亲也真是的，他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威，倚老卖老，竟动手打了不孝之子一个耳光。什么衣服是国民党的？这么一个荒唐可笑的揭发，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竟有人信了，他们追问父亲，父亲当然提供不出来照片，他们就翻父亲的档案。天下竟有更荒唐的事，档案里偏偏白纸黑字写着1949年，父亲在西安参加过胡宗南的一期讲训班。这是那年丹凤县教师暑期学习班上发生的事。暑期学习班是全县中小学教师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营，先是清查出了一批出身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说过对政府不满言论和犯有男女不正当性关系的人。父亲问题的出现，使专案组如获至宝，宣布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抓住了一条大鱼。从此，父亲的命运发生了逆转，从这个学习班转到那个学习班，开完了那个批斗会又开这个批斗会，造反派污辱他、作践他、殴打他，最后开除公职，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遣乡改造。那时候父亲的年龄还不足50岁，前途一片黑暗，精气神儿一丧殆尽。以至后来平了反，恢复了工作，意志依然不得张扬，性格也变了，染上了酒瘾，动不动就喝醉，哀叹：“过一天是一天吧！”
　　父亲的一生错过了许多相当重要的机会。他第一次到西安考学，发榜之前，在小旅馆里遇见了一个人问他愿不愿意去延安干事，他说愿意，只要有饭吃。那人让他第二天去七贤庄××号找某某，可以送他去延安的。他去了，看到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但父亲害怕当兵，在门口转了几圈却走掉了。他如果不走掉，后来就是革命老干部了，一人得道，做鸡犬的儿女们也可以升天了。他考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职于西安田家湾小学。西安解放时他可以不走留下来，也可以用三袋面粉购买下一院房子的。如果是那样，我们全家现在也就是很有资格的老西安户了，也不至于后来为了解决全家农转非的问题，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他偏偏跑回了老家。他在田家湾小学教书，田家湾在西安的东郊，每个星期天，他们一帮年轻教师都要进城去戏院看秦腔。又是一个星期天，学校接到通知，要求教师们在新城广场的礼堂听取胡宗南的军政训话，父亲进城后却溜出去看戏了，这便是父亲参加讲训班的全部真实情况。但是，濒于灭亡的地方政府在那时习惯了欺上瞒下，学校接到通知后为了证明全体教师到会，竟将在校教师的花名册直接上报，父亲虽没去礼堂，也没见到胡宗南是胖是瘦，但他的名字却在登记册上，又不知何种原因在档案里写了一笔。“文化大革命”中，胡宗南在长安县办的这种短期学习班定性为特务训练班，并将在礼堂听过讲训的人定性为接受了特务训练，父亲就如此当上了国民党的特务分子。父亲当然是不服的，他曾经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牛棚里有日夜监视的看守，死也无门，就发誓要翻案。在回乡后的两年时间里，他口述我执笔，我们写了上百封的申诉信，分别寄往原来的学校、县教育局、县革委会，以及地区革委会和省革委会。这些申诉信如泥牛入海，但我们依然在写，只有在写作的过程中增强我们是清白的自信。两年之后，县上终于复查案子，开始了正式外调，才得知那次胡宗南的讲训使花名册上所有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审查、批斗和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随后又以听一次训话并不算什么而不了了之。父亲也随之重出地面得以平反了。
　　我今生不能忘却的是那年春节一过父亲进入了两岭小学内的学习班。阴历正月十四的上午，三伯父来到我家，说父亲元宵节可能不得回来，得去那里看望看望。母亲当时就哭了，一边哭一边炒了家中准备过节的所有的猪肉，装在一个大搪瓷缸里。三伯父又买了五包纸烟，让我的一位堂兄领我去两岭小学。我和堂兄步行了10里路，就端着那大搪瓷缸，到了学校的前门。前门紧关着敲不开，又绕了一大圈寻到后门。门口站着背枪的民兵，不准进。我吓得拉着堂兄的后襟，堂兄暗示我要哭，我就哭了。堂兄就说你行行好，可怜我这兄弟吧，给老人送点肉和烟立即就出来的。那民兵看着我，应允东西放下，他负责一定送到，但人是不能进去的。我又是哭，堂兄就再求，我们就跪下来要磕头。他同意了，进去通知了父亲。但放了我进去，却不让堂兄进去。我在一间矮屋前见到了父亲，他脸色青灰，胡子老长，一见到我两行泪就流下来。父亲没有收肉片，他说他不想吃，一口也吃不下，只拿了那五包纸烟。他正要问家里的事，一个麻子脸的人就呵斥着父亲到屋子里去，而推着我出了校后门，铁栅栏门“哐”地一声关了。我趴在铁栅栏门上，瞧见父亲在拐过那间矮屋墙角时回过头来看我，麻子脸推了他一下，他的头撞在了墙角棱上。朱自清的《背影》里写到他的父亲微胖的身子从车站月台上翻下的背影，我在中学时读了并没有任何感觉，后来每每再读，就想起父亲头撞在墙角棱上的一幕，不禁热泪长流。
　　那是一个非常冷的下午，天阴着，还零星地飘着雪花。母亲在家焦急地等待消息，一听完我见父亲的经过，她的心口疼病就犯了。母亲一直害心口疼病，每次疼起来就头在炕上犁地一样地乱撞。我和弟弟在那一晚上迅速地长大成人了，我们忙着去喊几个婶娘，来给母亲请医生，说宽心话；又给年幼的妹妹做饭，安顿睡觉。母亲的疼痛在后半夜渐渐缓解下来，我和弟弟还守着一盆炭火坐在另一间小屋里说话。我警告弟弟：“父亲不在，母亲又病了，你一定要在外不得生事，回家里多干活！”弟弟点着头，却告诉我，下午他听从茶坊村来的一个人说，父亲在学习班被绑了吊起来拷打。拷打的人就是棣花中街的某某某的亲戚，住在茶坊村，会开手扶拖拉机，是个大麻子。我立即想起在两岭小学院子里见到的那个麻子脸，诅咒他不得好死，上山被狼吃，下河滚长江！
　　对于大麻子的仇恨，我和弟弟是记了相当久的年月，但我们最终没有报复，因为待父亲平反后，我又考上了大学，一家人的日子蓬蓬勃勃旺起来，倒觉得报复这么一个狗样的小人已没有了意思。“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之后，社会在清算“四人帮”的流毒，许多在当年殴打人的人开始忏悔，主动地向被殴打者致歉谢罪。弟弟从老家来了信，谈到大麻子并没有来给父亲说一句还算过得去的话。直到5年前，他来信还说这件事，显得耿耿于怀。我在回信里，讲了一件我的一个在西安工作的朋友的故事。那位朋友在某次运动中仅仅上街游行过一次，清查时名单报到了有关部门，负责清查的一位小处长却不相信我的朋友仅仅是游行一次，要她交待是否煽动过别人？是否上街讲演过？她当然否认，小处长竟一个耳光拍在她的脸上。这一个耳光使她仇恨了他，不久她的问题得到落实，确实仅仅去游行了一次，宣布无事，但她就是咽不下挨了一个耳光的气。恰在这时，小处长生病住院，查出患了癌，并已扩散，她听了偏去了医院探视。小处长已经奄奄一息了，瞧见了她，说：“我估计你会来的，你来要看我的下场的。我是快要死的人了，我向你道歉，不该打你……”他说完这句话，我的朋友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倒觉得自己太那个了，俯下身去为他掖掖被单，安慰他什么也不要想了，好好养病。后来，小处长去世了，我的朋友特意买来花圈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那次学习班后，父亲可以十天半月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造反派要求他必须戴写着“黑帮”字样的白袖筒。父亲就在进村前偷偷地把白袖筒摘下，将草帽低低地压在额前。然后回校时，走出了村口，又把白袖筒戴上。到了秋天，已经穿夹袄了，我同一群妇女在牛头岭上的地里拔白菜。一个夏天没有落雨，白菜长得又黄又小，生满小黑腻虫。但大家还都盼望着能分到这批白菜，说洗不净那小黑腻虫，全当是吃没骨头的肉吧。拔下的白菜还没分到我家，看见岭下的公路上有3个人走过，前边的似乎是父亲，后边的两个人认不得，好像背着枪。我正疑惑，本族的一个婶子慌慌张张地从岭下小路上跑来，悄声对我说：“你大大回来了！”我们把父亲都叫大大的。我看着她，紧张得没有说话，婶子又说：“你大大被开除回来了！”我转身就往家跑，脚上的一双鞋同料浆石一块踢飞了。跑回家，父亲已经躺在炕上，一见我，竟“哇”地哭了：“我把我娃害了！我把我娃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出声地哭。对于我，他是从来都寄以厚望的，即使高中大学都停办了，我初中毕业回了乡，他仍觉得我不是平地卧的人，总有一天要发达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在那个讲政治讲出身的年代里，我将坏在他的手里，永无出头之日啦！我站在炕前，和父亲一起哭，我并没有像父亲那样想得那么多，只是可怜我的父亲。
　　父亲初回的那两三个月，他是四门不出。他有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他嫌丢人，但他在家里什么活都干，吃饭时总要把稠的给我和弟弟妹妹吃，好像他对孩子们犯下了罪。他越是这样，我们越是伤心，越是要尽量减轻父亲的痛苦，即使在外受了什么委屈，一进家门，脸上都笑笑的；又主动给父亲说这样说那样，逗他也有个笑脸。又去求所有的亲戚好友到我家去陪父亲说话，将挖药卖得的钱买了酒，托别人给父亲带来。但是，有一些亲戚好友以各种借口不去我家了，他们宁可让我捎几个鸡蛋拿回来，也不肯来见父亲。父亲成了反革命分子，政治上完蛋了，工资也突然没有了，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境。生产队分粮时，以往我家是缺劳户，要分口粮必须先交一批粮款的，而那些劳力多可以分红的人家常常是争着为我家垫上；现在，无人肯垫款了，家里又没有现钱，高高兴兴地拿着口袋去分粮，粮却不分给我们，扣留在生产队的库房里。父亲的一些朋友，曾经来过我家的又吃又住，说过十分殷勤的话；如今见了我家大小，好像根本没有见到似的，脸一扭就走过去了。穷困，我们是能忍受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世态的炎凉。那时候，我们多么需要安慰，母亲日日出去上工，对一些以为可以信赖的人诉说苦情，明知道他们说一句“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的，总会平反的”的话其实毫无用处，但就希望人家能这么说说使自己心里安妥；可人家偏就不说，还教训道：现在风声紧，你们不要乱说乱动啊！
　　父亲终于出门了，他想通了，既然已经是人下之人了，还要那面子有什么用？死了，你是“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那就活，偏要活下去，活得旺旺的！他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去出工劳动，挖地、修渠、挑粪担、割牛草，什么都干，什么都干得卖劲儿。他收拾了背篓，穿上了草鞋，领着我和弟弟到30里外的山上砍柴去。
　　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吃的时候，常常也就没有烧的，隔三岔五得去砍一次柴。先是堂兄承携着我去条子沟、苗沟割梢子柴，穿着的草鞋未下山就破了，光着脚一路走回来，背了30余斤，被安民、三兴他们嘲笑道：你不是去砍柴哩，你是图着吃干粮哩！砍柴要吃早饭，还要带干粮，干粮有时是冷剩米饭，冷熟红薯，或碗口大的一张薄饼。自第一次上山穿破了草鞋，我有了经验，以后每次去都带三双草鞋，柴也砍得越来越多，慢慢就不让堂兄承携，而和弟弟两个人单独行动。一次鸡叫了头遍，我们就起来了，站在院子里看星月。天气是好的，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做饭，我收拾背篓，弟弟磨砍刀。村后的瞎脸叔——他就叫做瞎脸——提着木桶去泉里打水，经过我家院外，听见说话声，隔墙问：“平，你们是去砍柴吗？”我应声是的。他说他也去，打水做饭吃了一块走吧。但是，待他吃了饭，临出门时，屋里的灯泡突然爆炸，他说什么也不肯去了，嫌不吉利。我和弟弟就顺着条子沟河道往深处走，河道里黑黝黝的，流水潺潺，鸟声呜咽。已经走到前几次来过的一面沟坡下，天在放亮前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就不敢再走。坐到路边一处较高的地方。弟弟一坐下来，手就伸到干粮袋里取干粮吃，我阻止了，甚至骂他：“还没砍柴哩就吃，吃完了中午吃什么？饿着肚子能背动柴吗？”弟弟和我吵起来，接着哭。他一哭，山里就起回声，我们都害怕起来，看着远近黑乎乎的树木、石头，怀疑那后边藏着狼和豹子，或者是鬼。好不容易天亮了，使我们惊骇不已的是我们坐着的地方，正是一座荒坟！我想起了瞎脸叔，担心今日出什么事，砍柴过程中，不停地叮咛弟弟小心。还好，一切平安！我将砍好的梢子柴扎成捆从山顶推下坡，又在坡下收拾好了背篓，就招呼弟弟取干粮来吃准备背柴返回。但是，就在弟弟从藏在石板下的干粮布袋里取出了薄饼，刚要一人一半地分，一只大的乌鸦突如其来地从一棵柿树上飞来，我是知道乌鸦吃砍柴人的干粮的，大叫一声。弟弟不知事理，回头看我，那乌鸦已猛地叼了布袋腾空而去。我忙将手中的砍刀抛向空中掷打，乌鸦却已叼了布袋落在半山的一块石头上吃起干粮了。弟弟发疯似的往半山腰跑，乌鸦是飞走了，那空布袋遗在石头上，破了四个大洞。遭这一场抢劫，使我们饿了大半天的肚子，却不敢对人言语，那是太丢人的事。砍梢子柴不耐烧，但近山的树全砍完了，要弄到栲木一类的硬劈柴，须得去丹江南的乌山和苗沟的沟垴，来回得60多里路，这又是堂兄们承携我了。我心贪，在乌山顶第一回砍到硬劈柴，总希望能多背一点。堂兄帮我装好背篓，他是把劈柴尽量架高、朝前，又给我的草鞋上系上几道葛条，拄一根棍杖，让我一直走在他的前头。从乌山顶往下走，路是盘山道，细得如绳，心慌腿颤地下行了10里，放下背篓歇息。我瞧见身下的沟堑里是那样壮观，云如棉絮一样一片一片浸上来，伸手是抓不住的，但你脸上感受到了潮湿和柔软，一阵风后，又荡然无存；沟壑里的河流、危崖，满身附长了苦药藤蔓的古木尽收眼底。深山的中午异常寂静，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一只蚂蚁从腿上爬上来，倏忽我瞧见了就在10米之外的崖头上长着一株我不认识的花，鲜红如血，在风里寂寞地摇曳。这次惊艳，使我数年里印象深刻。后来我到水库工地，与县政府一位通讯干事聊天，忽然说到那朵花，惊奇冬天里怎么会有花开，而花怎么竟开得那么艳！通讯干事说了一句：“它可能一生就只让你一个人看到了它的美丽。”又是数年后，我在大学里以通讯干事的话写成了一首诗。我和堂兄歇息之后，准备起程，或许是我太兴奋了那株花，或许命有劫难，我蹲下背了背篓往起站，突然头顶上的柴分量过重，平衡未能把握住，人和柴背篓就翻下去，并且连续翻跟斗到了崖畔。我的堂兄在那一瞬间吓呆了，他竟瘫在那里不动也不喊，眼看着我已滚下崖去。心里在说：“完了，完了，滚下去尸体都寻不着了！”这是事后他对我说的。但是，半崖上偏偏有并排的三株白桦，我和背篓卡在了白桦上。我的堂兄见此跑过来，先从背篓上往下卸柴，然后把我拉上来。我的额上就破了一个洞，血流了一滩。堂兄不要我背柴了，要我对着白桦磕头，对着群山磕头；但我怎么能空手返回呢？我还是坚持要背柴，当然只能背原有的一半，直到一个小时之后，两个人下到了河畔。
　　当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去砍柴时，我们是去了苗沟垴的。天虽然没有下雪，但山上的雪极深。山梁上已没有了栲树，我们又跑到梁后的沟里去，砍是砍下了整棵栲树，却怎么也掮不到梁上。穿着没有衬裤的光筒子棉裤，汗把衣裤全湿透了，又结上冰，裤管成了硬的。我几次掮着树干已经到半梁上了，一个趔趄又滑落下去，直到第四次才爬上来，累得倒在雪里几乎要闭了气。父子三人相互呼应着，担心走散，又担心受伤，呼应声在山林里“嗡嗡”回鸣。父亲也到了梁上，他掮上了一棵树，开始用斧子劈，他做这样的事远不及我的任何一个堂兄。弟弟满脸汗水道，像花脸猫，兴奋地说：“瞧那边山头上的雪，白凯凯的！”山头上是一片白雪，太阳光下，银光发亮。父亲说：“读皑，不读凯！”父子三人啃了黑馍，黑馍冻硬如石头，啃不动，抓雪吃了几口，背柴下山。从沟垴下来先在河滩里走10里路，又爬上河边的半坡，那是砍柴人最头痛的一段路。因为一边靠坡一边临河，沿途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但走不到每一歇脚地，你是无法停下来的。歇脚地与歇脚地的距离是砍柴人久而久之形成的，是人负重能力的极限点。我们都坚持不了了，坚持不了也得坚持。我咬着牙，默数着数字往歇脚地赶。我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须赶到歇脚地不可的劲头成为我干每一件事的韧性和成功的保证。许多人在知道了我的并不好的生存环境后，惊讶我的坚忍和执著，说我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我就笑了，这有什么呢？我在小时候走过无数次的歇脚地呀！我们背着柴火回到了离家大约8里地的地方，母亲背了空背篓来接我们啦。母亲的个子矮，又有病，一手捂着肚子，口里又咬着包在头上的手巾角儿，远远地站在河边的石头上。我们是全村砍柴人最迟回村的，我告诉母亲，我回去要好好睡觉呀，明天睡一天；可回到家了，竟兴奋得毫无倦意，借了秤来称劈柴，我背的是70斤，弟弟背的是65斤，父亲背的竟是112斤。我又用斧子把所有的柴劈碎，粗细长短差不多整齐，再一一在台阶上垒好了，然后坐在院中的捶布石上观赏。这如同年轻的母亲在看着熟睡的婴儿，也如同后来我发表了作品，把杂志放在书案上，打开窗子，又让阳光照在杂志上，感到是那么的亲切。
　　父亲是1989年秋去世的。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祭文，其中有一段写到我们父子去卖猪的事。文章发表后，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说他们都是读到那一段时哭了。写关于回忆的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敢虚构和扩大或缩小事实的，我每次回忆到那段经历，也是胸口就堵得厉害。这部回忆录写到一半时，家里干扰的事太多，我寻到一处僻静的房子，昨天夜里，竟在新床铺上又梦见了我的父亲。我每到一处陌生地，就常梦到父亲，我也不明晓这是什么原因。今早起来，忆想着梦中父亲的样子，心里又难受起来，禁不住又想到了我家的关于猪的故事。猪是我们全家的指望，它重要到是家庭的一员。每次我们吃饭，一端上碗，就要问母亲：“给猪倒食了吗？”晚上关门睡觉时，我总问弟弟：“猪圈门关啦？”我那时是很丑的，细胳膊，大肚皮，形若蜘蛛；而猪更丑得有些怪样，它下陷着脊梁，黄瓜嘴翘得老高，生出一身的红绒。越是盼着猪长，猪就是不长。也难怪，人都没啥吃，又能给猪吃什么呢？每日喂食后，我和弟弟就在它的脊梁上按按，摸着上了膘没有，幻想着几时就可以给国家交售了。那时把猪交售给国家，除了付款外，还可得到价钱便宜的30斤包谷。等到它终于长大了，这一天早上我们决定把猪用架子车拉到商镇生猪收购站去。父子三人并没有吃饭，却给猪煮了一大盆红薯和麦麸的食看着它吃。猪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食，它响声极大地把一大盆食都吃了。父亲说：“把猪卖了，咱们下一顿馆子！”这话有极大的诱惑力和鼓动性，让我想起邻村那个老红军讲当年他们攻打榆林城的战地动员：打开榆林城，领个女学生！半中午，我们赶到了商镇，收购站门口排队卖猪的人很多，为了防止日晒，有人将衣服浸了水披在猪身上，有的猪脖子上还挂了花。我们在那里排队等了大半天，我和弟弟肚子就饿起来，拿眼睛盯着公路对面卖花生、糖糕、油饼的小食摊。但我知道不交售了猪，父亲是不会给我们买那些东西的，就扭别了头，不去看小吃摊。心里说：那些东西有啥吃的，又贵又不顶饥！但弟弟去公共厕所了，回来悄声对我说，远处那棵柳树后有饭馆，卖面条的，饭桌上还放有辣子，他已经侦察好了！他说：“我要吃三碗！”我瞪了他一眼，让他快把猪往前拉。因为前面已经交售过了几头猪。在猪群里，我们的猪最小最瘦样子最难看，我就挠了它的肚子，让它卧下来，把毛根处的红绒往下拽。眼看着可以轮到我们了，但收购站的门关起来，收购员宣布下班，下午再收购。这无疑让我们丧气，因为离下午上班还得3个小时，这3个小时哪儿也去不了，只能死等。死等就死等吧，等到了下午上班，收购站的门已经打开了，收购员正戴橡皮手套哩，猪却又是尿又是屙。屎尿在这个时候意味着就是将要失去多少重量、失去多少钱票和粮食！弟弟赶紧用脚踢猪屁股，希望它立即停止，但它却同我们赌气一般，屙了一大堆，尿成了一条河。什么叫“屙金尿银”？我算是体会到了。收购员耳朵上夹了铅笔，过来按按猪的脊梁，踹踹猪的肚子，问：“喂了多长时间？”我说：“一年。”其实是两年。收购员站起身，说：“不够等级。下一个！”后边排队的“噢噢”地拉着猪就往前来。我们父子三人全都急了，求人家：“不够头等标准，可以够二等吧；就是二等也不够，难道还不够三等吗？”收购员吼了一声：“不够等级就是不够等级，你让我亏国家吗？”他已经去按另一头猪的脊梁了。我们就傻立在那里，觉得天上的太阳在快速旋转，汗水湿了一脸，而且汗水直往眼睛里钻，钻得眼睛睁不开。猪却不知趣地过来偎着我的腿哼哼，它是那样地难看，黄瓜嘴，红绒毛，额头上满是皱纹，我狠狠地踢了一脚，又踢了一脚，弟弟捡了根树条就抽。旁边一人说：“算了，孩子，它是不会说话的，没交售上总比养了个扁尾巴的好哩！去年我养了个扁尾巴的，让狼叼去了，难道我就不活啦？”扁尾巴猪我是知道的，就是尾巴梢是扁状，乡里人认为这样的猪前世欠了狼的债，不管你养它多大，这一世都会被狼吃掉的。太阳底下，猪又被绑在了架子车上，父子三人默默地拉着往回走，我和弟弟再也没敢提说吃饭的事，连公路对面那些卖吃货的摊子看也没看一眼。
　　这一年是我们村最晦气的一年。有来伯出门时，刚一仰头，一粒鸟粪就落在他的口中。他果然就得了一种病，肚胀如鼓，浑身上下黄得发亮，不久死去。安民上树吃蛋柿，他原是比猴子还能爬高上低的，常骑在树梢儿闪晃给我们表演，但这回是从树主干杈上掉下来将腿跌成跛子。百善的那个小弟明明是活人，睡觉时老鼠却咬吃了半个耳朵。弟弟把10斤米背到深山去，同深山人家兑换了60斤土豆，一切都很顺利；返回时，承携他一路的一个堂兄身上却生出瘤疮。瘤疮是腰带瘤，有危及生命的可能，直伐掉一棵树卖了，用钱抓药服了半年多才好。我丢失了那顶黄军帽，被狗咬伤过腿腕子，被取消了民兵的资格，任何学习班也不让我再去做记录，生产队的会上要念报纸，也轮不到我来念了。但是，我的声音开始变粗，嘴唇上生出了茸茸的胡须，下身也生出毛来，已经磨练得吃什么都能克化，什么活儿都能干了。几乎成了规律：今日去深山砍柴，明日就去浅沟割草，再到生产队出工一天，然后周而复始。我学会了打草鞋，学会了给弟弟剪头发，学会了用毛柳枝编篓筐，学会了打胡基砌墙垒灶。我总是忙忙碌碌地每日将身子弄得很累，然后倒在炕上像倒下的一捆柴，而沉睡如猪。我难以启口的是，平生第一次在梦里遗了精，醒来惊慌失措。回想梦里的事，我觉得自己很流氓。但也曾经大胆地对村中一位大我数岁，按辈分应称呼她是嫂子的说：“我梦里背你上了一夜的山。”她笑着说：“那还不累死你？！”3月里，村里来了一位讨饭的女人，30多岁，人长得眉眼生动。我虽然讨厌她见着大小男人都称呼“叔叔伯伯”，而我又喜欢她身上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头发光洁，在脑后留一个小髻儿。她呆在我们棣花几乎有一个多月，帮窝嘴婆婆洗过衣服，帮李家人锄过地，还给我的二婶娘做过一次面条，做得酸辣香。我看见她的时候，总想，她是不该出来讨饭的，讨饭怎么能是她这种人呢？她告诉村人，她不生娃娃，丈夫在修梯田时土塄塌了，别人什么伤也没有，偏偏把丈夫埋在土里，挖出来就瘫了，她出来讨饭是要养活丈夫的。山区里有一种不符合国家婚姻法的乡规，若是做丈夫的瘫痪了，没了劳动能力，日子无法维持，就可以再招一个男人到家，叫招夫养夫。这女人的话使几个光棍儿动了心，据说村东边的那个光棍儿已经托人给那女人把话说白了，但女人却在一个早晨离开了棣花。又是3个月后，突然传来消息，那女人叫狼吃了，说是有人在西边二道岭的土地神庙前发现了她的尸体，衣服被撕破，肚里五脏没有了，只有头是完整的，头上还梳着髻。一连十多天，晚上一闭上眼睛那女人的影子就在我眼前晃，而且每次她都是头发光洁地一丝不乱，圆乎乎的脸上在笑。我因此而神情恍惚，茶饭顿减，被母亲请来了会阴阳的傅先生念了一回咒，喝了三次黄裱符烧成的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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