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礼仪 》 成就你的君子風範：禮樂人生 》
第18節：禮樂原典與君子人生(17)
彭林 Peng Lin
清初,學術界出現了一股反理學的思潮,一些學者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根為宋明學者成天空談心性理氣。清代學者戴震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對宋明理學家的天理、人欲的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天理就是自然，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天理和人欲不是對立的，而是一致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存天理，滅人欲”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且在社會生活層面上成了“忍而殘殺之具”。所以戴震認為宋明理學家是“以理殺人”。
平心而論，宋明理學盛行於當時，主要是在學術界，在實際生活的層面上，它並沒有得到全面的貫徹，反對寡婦再嫁也沒有成為法律，衹要讀一讀明清的小說和史料就可以知道，明代社會生活中的婦女並沒有因為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法而受到特殊的壓抑，實際生活的現狀與宋明理學之間的距離是非常明顯的。
與理學的境遇相反,禮學並沒有受到清代學者的責難。由於滿族在入關南下之初,曾經采用非常野蠻的手段強迫漢人剃發,在文化上認同他們。清人的這些舉措,使得漢族知識分子痛心疾首,顧炎武一方面從事反清復明的鬥爭,一方面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來喚醒大衆。還有一些學者用學習和研究禮學,甚至在生活中按照漢人的禮儀行事的方式,暗中對抗清朝的文化。例如,山東濟陽學者張爾岐,其父為清軍所殺,所以終身不仕,而且抱定《儀禮》一書研究,母親去世後,葬禮完全按照《儀禮》中的喪禮儀軌來進行。所以,清代學者中,不僅沒有指責漢族傳統禮學的,而且傳統禮學的地位遠比宋明時代高,研究禮學成為熱潮,研究《周禮》《儀禮》《禮記》的學者,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從清初的張爾岐開始,一直到清末的孫詒讓、黃以周,大傢輩出,名著迭現。乾隆年間,清政府甚至出面羅緻學者修《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和《禮記義疏》,即所謂的“三禮義疏”。學術界對傳統禮學的評價都非常之高,從來沒有人說過“以禮殺人”的話。
吳虞等人把“以理殺人”偷偷改成了“以禮殺人”,輕輕一字的改動,似乎漫不經心,卻把整個中華文明歷史顛覆了!當年戴震批評理學家“以理殺人”,問題的邊界是非常清楚的,主要集中在“存天理,滅人欲”的議題上,如果再擴大一點,也不過是宋明理學。戴震從來就沒有顛覆中國文化的企圖,他對宋明理學的批評是學術性的。吳虞等人把矛頭指嚮了禮，問題的性質就完全不同了。禮的概念要比理大得多。我們曾經多次談到過,它幾乎包含了古代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從國傢典製到行為方式，都在它的範圍之內。禮是儒傢思想的核心，而儒傢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把禮否定了，就把儒傢思想的體係徹底否定了,也就把整個中國文化否定了。我們讀吳虞的文章,沒有多少學術性,而是謾駡式的。在吳虞的筆下,幾千年來,中國不僅殺人如麻，而且手段卑劣,越是講仁義道德的人,就越是殺人狂。我們實在不知道,吳虞在放出如此重話的時候,是否認真地掂過它的分量,它的後果。
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學生在街頭演講
金耀基先生指出：“五四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傳統，衹看到傳統中壞的或極壞的因素，認為非打倒傳統不足以開啓現代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批判精神是應該肯定的，在當代少有勇猛創新的氣象。但它對中國文化的評估是片面性，以此並未能提供一條現代化的路嚮，蓋在五四主流的思維架構下，導出‘全盤西化’的結論是有必然性的。”（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第250頁，臺北時報出版社，1988）吳虞等人的言論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的思想界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之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固有信心已經崩潰。
不管怎麽說,“五四”以來，知識界批判封建文化，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如果說吳虞等人把封建文化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駡倒,全部搞臭,他們的偏激,是矯枉過正，那還有可以讓人原諒的地方。在經歷一個世紀之後，他們拋棄傳統禮儀文化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已經充分顯露出來。如果今天有人還是停留在吳虞的那些話上，繼續謾駡，全盤否定中華禮樂文化,那我們就沒有一絲可以原諒他們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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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書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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