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六年（1632年），天聪汗打算把战事再次向明朝纵深推进，于是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我提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凭借后金军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战斗力，长驱而入，直抵北京，迫使明廷妥协。然后，毁山海关而归，以壮军威。
方案二：以议和为名，麻痹明廷，如时机成熟，则出其不意发动突袭，乘隙直捣北京。
当时我认为，这两套方案是反映自己军事谋略艺术的完美之作。但今天看来，并非如此。虽然奔袭作战和速决战是符合后金军实际情况的，但我却忽视了一个更大的前提：明朝综合国力强于后金，后金要想吞灭明朝，就像蚍蜉撼大树一样，需要时间，不可能一次解决。后金的最终目标是要入主中原，那么自然要逐步减少对中原百姓的侵犯，而我还在强调资粮于敌，显然会加重中原汉族百姓对女真的仇恨。这份奏疏的文笔，现在看来确实比较幼稚。我只是秀才出身，没有受过更高层次的儒学教育，写出来的文章虽然达意，但遣词造句偶有不妥之处。虽然我的建议没有被天聪汗接受，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还是夸奖了一番。这是我第一次就战略问题向君王上书，是我谋主生涯的里程碑。
早在天聪五年（1631年），明朝的两个低级将领孔有德和耿仲明，因触犯军纪畏罪发动兵变，自建衙署，四外抄掠。明廷派兵镇压。天聪七年（1633年），孔有德遣使向后金求援，天聪汗正在访募贤能，特别需要了解明朝内部情况的官员，孔有德的求援正中其下怀。于是，我受命率军前往援救，我以自己的伶牙俐齿，出色地完成了援救和招降的任务。孔有德和耿仲明的投降，使后金实力大增，他们也为后来清朝的统一立下了奇勋。
战场上的不断立功，也让我在后金国的政治地位与日俱增。于是，天聪九年（1635年），天聪汗宣布改族名为“满洲”，在原有女真八旗（天聪汗称之为“满洲八旗”）的基础上，还成立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议政王大臣会议首推我担任汉军八旗的固山额真，统领其中一旗。但天聪汗认为：“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他不想让我离开文馆，不愿我远离他左右。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向着后金权臣和可汗亲信的地位迈出了关键一步。
次年五月，天聪汗把国号改为大清，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崇德。
皇上更改国号后，很快就对国家机构进行了调整，把以前的文馆扩编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设大学士一人主持。任命我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官爵晋升为二等甲喇章京。内秘书院大学士的官职相对较低，但所职掌的皆为机密要事。皇帝敕书的草拟，各衙门奏疏的收录，与他国来往书馆的撰写等等，都出自内秘书院大学士之手。也就是说，我实际上充当着御前秘书长的角色。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内，却往往参与朝廷内外大政的制订和对朝廷要员的任免。
皇上对我的重视，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每次召见议政的时间都特别长，而且常是前次被召才归，未及吃饭休息，复又被召入宫。皇上倚重我，每逢议事，常说：“范章京知否？”用官职称呼我，一下子就抬高了我的地位。每当议事不决的时候，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只有我已认可的讨论意见，皇上才最后批准。有时我生病在家，一些待办的事也非要等我病好了再裁决，他觉得由我把关，拟定出的方案更科学，他也更放心。皇上经常和我一起共进午餐。一次入侍，面对皇上招待的美味佳肴，我想到父亲还没有尝到，迟迟没有下筷，皇上似乎心领神会，立即下令把这桌美味佳肴赐给我父亲。无论是朝中大事，还是日常生活上，皇上都把我当作贴身近臣，这让我这个身在满族统治下的汉人受宠若惊，惟有忠心不二，才能报达皇上的知遇之恩。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殚精竭虑，操劳国事，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奏准废除了连坐法；更定部院官制，推荐汉族人才入部院为官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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