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后来说过这事，说是他写了信去，《学灯》的主任客气得很，不但立即声明道歉，且把它又重刊了一次。可是又弄错了，把原稿的不太成功。 篇幅全给搞乱了，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长到下巴底下去了，直到第三次才勉强给声明清楚。 正是这样的接连出错，让这首新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正是这种超常的注意，使徐志摩声名大震。 这鹊起的声誉，首先引起了清华的学生们的关注。清华文学社想请这位新诗人来校讲演。梁实秋作为清华文学社的代表，通过梁启超的儿子，同在清华上学的梁思成，邀徐志摩来清华讲演。当时梁实秋是高等科四年级的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 地点在清华高等科的小礼堂，也叫同方部。届时徐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亮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潇洒，旁若无人。 清华高等科的礼堂里挤满了人，黑压压的足有二三百，都是慕名而来的听众。按梁实秋的说法，这么多人，与其说是“听众”，不如说是“观众”，因为多数人是来看而不是来听的。 徐志摩登台之后，从怀里取出一卷稿纸，大约有六七张，用打字机打好的，然后坐下来宣读他的讲稿。宣读之前解释说：“我的讲题是《艺术与人生》Artandlife，我要按照牛津的方式，宣读我的讲稿。” 观众并没有准备听英语讲演，尤其没有准备听宣读讲稿。在牛津，学术讲演是宣读讲稿的，尤其是诗学讲座，有的名教授的讲演，代表着多年的研究心得，讲完之后即可汇集导，而服装在春秋两节不会有什么差异。 不用说，这次讲演是失败了。 讲演失败了，意义还是有的，那就是，连清华都请徐志摩讲演了。更怪的是，越是派头大，越是听不懂，名气越是大。 他校的邀请接踵而至。 连北师大附属中学的一个小小的文学社，也要凑凑热闹。这个文学社叫曦社，是李健吾、朱大、蹇先艾、滕沁华等组织的。都是附中二十九班的同学。 听说徐诗人在别处讲演，李健吾几个便向国文老师提出，以曦社名义，邀请徐诗人来他们班上讲演。老师当然不会反对。 能请来吗？不用发愁。 蹇先艾的叔父就是松坡图书馆的实际负责人蹇季常，蹇先艾是随叔父来北京上学的，就住在松坡图书馆的耳房里，由他去请，徐诗人能不来吗？ 果然是一请就到。 虽是给孩子们讲，徐志摩却是很认真的。当时中学学制是四年，李健吾他们是二年级第二学期，可说还是中学低年级学生。讲题为《诗人与诗》。 正是这次讲演，引发了“算学与诗人”风波，让徐志摩受到许多攻击。此后两年间，几乎麻烦不断，攻击不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这些不断的麻烦，不断的攻击，成全了诗人盖世的声名。然而，对当年的徐志摩来说，他绝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感到的是旌旗蔽天，狼烟四起，他得奋力拼杀，才能冲出重围。 ５月底的一天，徐志摩按时来到琉璃厂北侧的北师大附属中学。讲演就在二十九班教室进行，全班同学都来听讲。朱大做记录。 付印成书。可是在当时的中国，情形便不同了。尽管讲者的英语发音够标准，尽管听者的了解程度够标准，但在一般学校里尚无此习惯。那天听众希望的是轻松有趣的讲演，至少不是英语的照本宣科，所以讲演一开始，后排座位上的听众便慢慢 “开闸”。 梁实秋是主持人，自然不好走开，勉强听完，也不知道诗人在讲些什么，后来讲稿在《创造季刊》上发表，还是英文的，他看了，知道不过是篇通俗性的文章，并没有多少学术意味，实在没必要采用“牛律的方式”。 关于这次讲演的时间，梁实秋说是１９２２年秋天。怕是他老人家记错了。该是１９２３年春天，约在三四月间。一是在此之前，徐志摩是当不起“才名籍甚”（梁实秋语）四字，二是徐志摩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初才到北京，此前还在南方游荡。致错的缘由，怕是根据衣服的推讲了一个小时。一开始，徐志摩说，他不愿意一个人站在高高的讲坛上演讲，让同学们提出问题，互相讨论。这种新方式太新鲜了，中学生们接受不了，没人做声，仍是徐独自从头讲到尾。还闹了个小笑话，中学生们不知该怎样招待尊贵的诗人，第二天蹇先艾上学，说徐志摩回去后，笑话他们这些孩子竟没有准备一杯白水，让他润润喉咙。 讲演的内容，随后由朱大整理成文，以《诗人与诗》为题，发表在天津《新民意报》朝花副刊第六期上。朱在文后加一小跋，落款为“五、三、整理后记”，若这个日子是整理完记录稿的日子，讲演的日子只会是稍前几天。 两个多月后，风波由《晨报副刊》上的一篇署名桐伯的文章挑起———某中学的成绩是颇有名的，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诗社，有一天请了一位思想昏乱的什么先生去讲演。这诗社的社员，大都是算学不及格的，这位先生在讲演时不知是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迎头便恭维他们一句，说是世界上的大文学家没有一个不讨厌数目字的，没有一个在学堂里考算学考得及格的。于是下边掌声如雷一样的动。徐志摩真的说过那些话吗？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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