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里
1973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度“淡化”得无影无踪的父母再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知道他们是在那个时候从干校回到了北京，当时却是稀里糊涂，任凭他们把我转学到了北师大附小。从此，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一家四口就住在师大筒子楼里那间13平米的玻璃屋里。星期六晚上才回奶奶家去过周末。
那个筒子楼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早先是学生宿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改做教职工宿舍楼的。到1973年我住过去的时候，楼里每个房间里都住着一个带小孩的家庭，可以说是相当拥挤，加上大人小孩大多在师大校园里上班和上学，邻居之间简直成了低头刚见，抬头又见，一家炒菜家家知晓了。
我们一家四口住的那间东、西墙完全是玻璃格子做的屋子，肯定原本不是给人住的，大概是个学生活动室之类的房间。它夏天不遮西晒的毒日，冬天不当呼啸的寒风。当时一边挂着用小块布拼凑起来的窗帘；另一边的玻璃墙上糊满了报纸，勉强遮挡一下。房间里放了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加上一张桌子，和一个五抽柜，就几乎没有转身之地了，所以我和妹妹必须跟父母挤在一张大床上，四个人横着睡。
公用厕所一层楼只有一间，一楼和三楼是男厕，二楼是女厕。我家住三楼，可想而知我们家三位女士的不方便。要说我对奶奶家的优越生活条件有任何意识的话，就得算是上厕所的方便了。
厨房当然没有，公用走廊上各家门边放着一个蜂窝煤炉子，到了傍晚时光，一层筒子楼，十几家的炉子上都冒着热气，在楼道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各家的晚饭就尽收眼底了。尽收眼底的是大同小异的大白菜和食堂里买来的馒头之类。因为居住空间小，家里又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可言，各家经常是房门大开，也经常互相串门。特别是傍晚时光，一层楼上住着的三、四十口人都回来了，热热闹闹的，还真有点共产主义的气氛。
我爸爸就是在这样一个全楼集体做晚饭的傍晚，发现我家邻居居然添了一样罕见的菜：新鲜野蘑菇。于是他跟邻居请教了一番，然后带着我和妹妹也到校园里去采蘑菇。而且从那以后经常去摘。记得爸爸给我们仔细讲了不同蘑菇的长相，有时候爸爸也会把我们采来的蘑菇那去向邻居家的叔叔请教，确认不是毒蘑菇之后才做成菜来吃。很美味。印象里，我妈妈在师大幼儿园里从早忙到晚，爸爸却比较空闲，不但有时间带我和妹妹去摘蘑菇，家里的采购也归他管，他知道每月里哪一天什么地方卖处理水果，哪一天卖便宜豆腐，然后每每骑着他的男式二八双梁自行车去把它们买回来。
印象里，爸爸那个时候带着我和妹妹做过不少事情。他教会了我和妹妹骑自行车；教过我滑冰，但没教会；教我妹妹用电烙铁焊东西，略有成绩；教我养蚕，养了好几年；带我们去八一湖里游泳；在颐和园的昆明湖划船。那一阵子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公园，爷爷奶奶也常常一起去。
爸爸教我们做事情，永远是从理论和基本功开始，一步没掌握好不许走下一步，而且在纠正没走好的那一步时，又得从理论分析开始，对没有耐心的小孩子来说，这可就惨啦。我后来放弃了跟他学滑冰，就是因为他老是就一个问题抓住我不放：我的左右脚不成90度。而我妹妹却至今认为她高超的自行车车技应该归功于爸爸的特殊“教学方式”。怪不得如今我妹妹做起事来也像爸爸，一板一眼的。
我也闹“革命”
我刚转学到师大附小不久，“反师道尊严”就开始了，一连串的新名词、忙不完的政治运动：反修防修，批林批孔，批判“克己复礼”，尊法批儒，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比我记得更清。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北京出的一个反师道尊严的榜样，她也是一名小学生，又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黄帅。
黄帅出现之后，有一次我周末回到奶奶家，我过去二小的一位老师派同学来把我找了去，跟我说欢迎我回二小去，欢迎我回去做一名像黄帅那样的革命小将。那位老师一定是看上了我有可能“闹”出一番黄帅般知名度的潜力。我回家跟爷爷奶奶一说，爷爷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爸爸妈妈自然也不同意我回到那边去上学。我自己也更喜欢就在师大校园内的附属实验小学，半年下来，我在同学中已经有了一群朋友，大多是师大子女。我们志同道合，对自己的这个群体都十分投入，大家一起形影不离地一起上学和下学。大人们忙着自己的事，又因为住家、工作、上学都在师大校园内，大概就特别放心，所以对我们这帮半大的孩子几乎是完全“放羊”，任我们在院子里上假山、下防空洞，无处不去；夏天粘知了、秋天烧树叶、冬天打雪仗，自编出来的节目玩也玩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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