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礼仪 》 成就你的君子风范：礼乐人生 》
第18节：礼乐原典与君子人生(17)
彭林 Peng Lin
清初,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反理学的思潮,一些学者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根为宋明学者成天空谈心性理气。清代学者戴震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对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人欲的理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天理就是自然，人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天理和人欲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成了“忍而残杀之具”。所以戴震认为宋明理学家是“以理杀人”。
平心而论，宋明理学盛行于当时，主要是在学术界，在实际生活的层面上，它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反对寡妇再嫁也没有成为法律，只要读一读明清的小说和史料就可以知道，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妇女并没有因为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而受到特殊的压抑，实际生活的现状与宋明理学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明显的。
与理学的境遇相反,礼学并没有受到清代学者的责难。由于满族在入关南下之初,曾经采用非常野蛮的手段强迫汉人剃发,在文化上认同他们。清人的这些举措,使得汉族知识分子痛心疾首,顾炎武一方面从事反清复明的斗争,一方面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来唤醒大众。还有一些学者用学习和研究礼学,甚至在生活中按照汉人的礼仪行事的方式,暗中对抗清朝的文化。例如,山东济阳学者张尔岐,其父为清军所杀,所以终身不仕,而且抱定《仪礼》一书研究,母亲去世后,葬礼完全按照《仪礼》中的丧礼仪轨来进行。所以,清代学者中,不仅没有指责汉族传统礼学的,而且传统礼学的地位远比宋明时代高,研究礼学成为热潮,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的学者,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从清初的张尔岐开始,一直到清末的孙诒让、黄以周,大家辈出,名著迭现。乾隆年间,清政府甚至出面罗致学者修《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和《礼记义疏》,即所谓的“三礼义疏”。学术界对传统礼学的评价都非常之高,从来没有人说过“以礼杀人”的话。
吴虞等人把“以理杀人”偷偷改成了“以礼杀人”,轻轻一字的改动,似乎漫不经心,却把整个中华文明历史颠覆了!当年戴震批评理学家“以理杀人”,问题的边界是非常清楚的,主要集中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议题上,如果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是宋明理学。戴震从来就没有颠覆中国文化的企图,他对宋明理学的批评是学术性的。吴虞等人把矛头指向了礼，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礼的概念要比理大得多。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它几乎包含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国家典制到行为方式，都在它的范围之内。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把礼否定了，就把儒家思想的体系彻底否定了,也就把整个中国文化否定了。我们读吴虞的文章,没有多少学术性,而是谩骂式的。在吴虞的笔下,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手段卑劣,越是讲仁义道德的人,就越是杀人狂。我们实在不知道,吴虞在放出如此重话的时候,是否认真地掂过它的分量,它的后果。
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学生在街头演讲
金耀基先生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是批判传统，只看到传统中坏的或极坏的因素，认为非打倒传统不足以开启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在当代少有勇猛创新的气象。但它对中国文化的评估是片面性，以此并未能提供一条现代化的路向，盖在五四主流的思维架构下，导出‘全盘西化’的结论是有必然性的。”（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250页，台北时报出版社，1988）吴虞等人的言论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信心已经崩溃。
不管怎么说,“五四”以来，知识界批判封建文化，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吴虞等人把封建文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骂倒,全部搞臭,他们的偏激,是矫枉过正，那还有可以让人原谅的地方。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他们抛弃传统礼仪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如果今天有人还是停留在吴虞的那些话上，继续谩骂，全盘否定中华礼乐文化,那我们就没有一丝可以原谅他们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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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华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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