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
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
成吉思汗深契其言，赐号“神仙”，掌管天下道教。两年后，成吉思汗命丘处机住持今北京西便门外的道观太极宫（今白云观）。
白云观在今北京广安门外，金代为著名的太极宫。成吉思汗将太极宫赐给丘处机（1148～1227年），因丘处机称长春真人，而更名为长春宫。丘处机仙逝后，将其遗骨埋葬此处，又改称白云观。正月十九日是丘处机的生日，人们来这里会神仙，祭真人，车马喧嚣，络绎不绝：“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鸾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至夕阳落山，才人影散乱。
白云观是北京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道观，曾经历代多次修葺和扩建。它的建筑布局，由数进四合院组成，主要殿堂都布置在中轴线上。观前有木牌楼、石狮和山门。进山门依次是灵宫殿，供奉总执天道最高之神玉皇大帝的玉皇殿，供奉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弟子七位真人的七真殿，供奉丘处机的天祖殿，供奉四位天帝的四御殿。四御殿是二层建筑，上为三清阁。三清阁供奉着高于四位天帝的三清，即居于天上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阁旁的藏经楼，珍藏着明代正统十年（1445年）所刻印的一部道教经典《道藏》，计5305卷，分装480函。这是今存最早的道教经书总集。道教和佛教有两个共同点，这就是崇拜多神与经典庞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有同上述宗教相反的两个共同点，这就是一神崇拜与一部经典。当然它们各有其因，也各有其果。
前述元帝崇佛、尊儒、重道的政策，它的一个结果是在大都城内留下许多的殿堂、宫观和寺塔。这是元代文化的重要成就。元大都的文化，除科学技术、殿寺建筑外，诗文发展、戏剧繁兴、书法崇古、绘画荣盛、雕塑精细、瓷器精丽，均达到新的艺术水平。
大都的诗文，在元初一洗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元代诗文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期的元好问、郝经，中期的赵孟、虞集，后期的萨都剌、欧阳玄等，都曾在大都生活过。他们用汉文写下不少描述大都的诗文。在大都留居的文人中，除汉族人外，还有蒙古人、维吾尔人、回回人等，他们用汉文写下许多诗文，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各兄弟民族之间在大都的诗文交流，众多少数民族文人的涌现，为大都文化增添了光彩。但是，由于元代复杂的社会矛盾，许多文人心怀悲怨，其郁愤之情，溢于诗文。赵孟在《岳鄂王墓》诗中，对宋代民族英雄岳飞坟的离离荒草、漠漠西湖，伤感地写道：“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另一诗人周驰，在《送李伯英》诗中，更将心中的苦闷诉诸笔端：“休向蓟门寻古迹，黄金台上草连天。”大都的统治者常对士大夫施以淫威，钳制舆论。时医家用纸开具药方，以蜡丸装地龙散，用酒服下，此方大行。大都人范中为此赋诗云：
嚼蜡谁知滋味长，一杯卯酒地龙汤。
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
大都城的纸不用来写诗而用作写药方，这同崇尚骑射的元世祖忽必烈排斥诗歌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他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元代皇帝和贵族虽大多贬抑诗文，却普遍爱好戏曲，尤其是杂剧。
大都是元杂剧的摇篮。在通称“元曲四大家”中，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都是大都人；白朴虽不是大都人，也长期在大都生活和创作。《录鬼簿》一书称关汉卿在大都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他一生创作杂剧60余种，但多已散失，仅传世10余种。他的《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最为脍炙人口。《窦娥冤》是一出悲剧。窦娥3岁丧母，7岁离父。她父亲是个穷书生，把她送到蔡婆婆家当童养媳。10年以后，她的丈夫早死。婆媳二人过着清寡的生活。一日蔡婆婆外出，赛卢医谋财害命，企图勒死她。地痞张驴儿和父亲将蔡婆婆救活，遂乘机要挟，搬到蔡家居住，涎贪这两个寡妇。蔡婆婆孤苦懦弱，遭欺辱临身。但窦娥拒绝了张驴儿的无耻要求。张驴儿要毒死蔡婆婆，凌辱窦娥，却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他转而诬陷窦娥，逼她随顺。窦娥捍卫贞洁，严词以拒。后窦娥在刑逼之下，画供屈招。临刑之前，她嘶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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