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都沦陷，人心不安，很多剧团难于演出；就是演出，观众也寥寥无几。亡国奴的威胁，使人们惴惴不安，哪有心肠去看戏？靠吃"开口饭"的戏曲艺人，生活上陷入了危机。
日本军侵占北平后，急于粉饰太平装点门面，恢复"歌舞升平"的局面，遂找梨园公会，胁迫他们组织京剧名角联合唱义务戏，名义是"支援皇军，捐献飞机"。
北京（日军侵占后又复此名）夙有唱合作义务戏的传统。一定时期就有以"赈灾"，"救济贫困"等名义的义务戏，很多名角各呈佳剧荟萃一堂的大合作，往往轰动九城，名宦巨贾各界士媛争相观看，票价再高也在所不惜。因为义务戏实在是难得的一次集中欣赏京剧最佳表演之良机。所以，北京一有大义务戏，就成了各报章的重要新闻，采访特写，渲染夸张，爱好京剧的古城观众，即使看不上戏，也争相阅读报道，谈论时眉飞色舞、乐此不疲。
日本人和一些依附日本人的民族败类，看中了北京人的心理，想用办大义务戏的方法，繁荣市面稳定人心。还有，"捐献飞机"，那唱戏的和听戏的岂不都是"效忠皇军"的良善子民？！
当时梅兰芳早已南迁不在北京，杨小楼以年老多病为托词，日本人一进城就谢绝舞台，于1938年阴历正月十五病故；在旦角中，以程砚秋声名最盛，所以这场义务戏一定要让程砚秋出台。
在高压下，许多京剧名演员对这场义务戏不敢不唱，硬着头皮答应。梨园公会的找程砚秋商量，却碰了个大钉子。
这天，程砚秋正在什锦花园家中闷坐。"秋声社"的经理人吴富琴、高登甲陪着梨园公会的人来拜望程砚秋。梨园公会是京剧伶人自己的组织，办事人也是同行熟人。双方客气寒暄落座献茶。大家都知道程砚秋一向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可事情又不能不和盘托出，于是来人嗫嚅地说："四爷，您看有这么件事，还得请您帮忙……"
一向彬彬有礼的程砚秋，未等对方把话说完，腾地站了起来："什么？给日本人唱义务戏？我不唱！"来人婉转陈词，希望他能圆这个场，体谅同业的难处。程砚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我一个人不唱，难道有死的罪过！谁愿意唱，谁就唱，我管不了。"来人再次劝说，表示大家很怕日本当局，以程在京剧界的地位，若坚决不唱，"对您，对京剧恐怕都不利。"程砚秋气得涨红了脸，愤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连累大家。献机义务戏的事，我程某人是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不妨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有什么罪过，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一番话掷地有声，大义凛然。
幸好这些"反日"的话是对同行们说的，没有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但是，日伪当局从程砚秋拒演献机义务戏，以及以后的一系列行动：不为敌伪当局唱堂会，拒绝参加去"满洲国"的"文化使节亲善团"，公演时不给伪政府、报社、电台留"官座"等等，看出程砚秋有抗日的"反骨"，等有机会收拾他。
义助同行后辈
抗战时期，北京梨园界不甚景气。一些有名的老伶工，如武生杨小楼，老生王凤卿、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花脸郝寿臣等，或病逝或退隐；梅兰芳南迁上海又遁迹香港，尚小云以相当精力用于他主办的荣春社科班上，演出不多，所以程砚秋成了举足轻重、众望所归的人物了。而那时，有些伶人为猎取票房价值，在舞台上乱来，甚至出卖色相以"劈、纺"号召，对此程是愤慨于心的。所以，当报界推选四小名旦，李世芳、张君秋、毛世来、宋德珠荣膺当选时，程砚秋很高兴，寄厚望于这些后起之秀，尽力扶助。
李世芳是富连成科班"世"字科的高才生，为梅兰芳很钟爱的入室弟子、姚玉芙的爱婿，对程砚秋也很尊重。他出科后自己挑班，也需以排新戏为号召。其父李子健是著名山西梆子演员，把晋剧《百花公主》移植为京剧，交李世芳排演。李世芳闻知程砚秋也在排演此戏，暗自掂量：以功底、修养、实力、威望，自己难与程砚秋匹敌，二人同时排演《百花公主》，势成对台竞争，其结果必然是自己大败而难以立足，而自己是经受不住这种打击的。他思来想去，决定面见程砚秋，陈述隐忧讨取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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