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区的设立和划分往往体现中央集权的需要，甚至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例如上世纪50年代以降天津政区地位的变化，显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有关，特别是他对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的看法和他对“两个司令部”形势的估计，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天津始而由直辖市降至河北省会，又降至地级市，但在60年代初却又升为直辖市。本来，在离北京如此近的地方没有必要再设立一个直辖市，因为当时全国除了北京市外只有一个上海市，即使要设第三个，完全可以选择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南方中的任何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必在华北设第二个。从天津在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的重要性来说，也找不到明显的理由，惟一的原因是“政治”。联系到“文革”前夕毛泽东对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指责和“二月兵变”的谣言，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但可以肯定这是毛泽东所采取的特殊措施。退一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务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不可能作出这样决定的。时至今日，天津虽还维持着直辖市的地位，却一直处于相当尴尬的处境：作为中国仅有的四个直辖市（且不说重庆实际是一个特殊的省）之一，天津能发挥的地区性作用却相当有限，更不用说它的全国性影响。相反，北京东扩、“大北京”（即包括天津在内）和“京津唐城市带”的建议或规划不时见于报道。今后天津如不并入北京，或与北京有明确分工以便互补互利，就不可能摆脱“直辖市”名实不符的窘境。
另一个例子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支解和恢复。“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和西部分别被划入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甘肃四省，当时公开的理由是内蒙辖区太大，东西、南北相距太远，开“积代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简称）时最远的代表路上要花半个多月。但没有公开宣扬的理由却是为了防止“内人党”（“四人帮”制造的“内蒙古人民党”冤案，实际并不存在）搞民族分裂，防止他们与“苏修”勾结，巩固边疆。“文革”结束后，内蒙古自治区的辖区完全恢复原状，主要出发点却是消除后者的影响。但前者也是客观存在，所以完全不予考虑也是不合理的。例如，如果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通运输的便利考虑，内蒙古与东北三省为邻的地区改由该省管辖，比由距离远得多的呼和浩特管辖更合理和有效。但两者显然无法兼顾，只能在权衡利弊和轻重缓急后作出选择。
总之，一级政区的形成、变化或稳定都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尽管其中一些因素因时过境迁，已不再起作用，甚至已起相反的作用，但是否已达到必需使一级政区实行相应的变化的程度，必须作深入细致的了解和和估价。
二是确定政区层级的根据。
行政区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区设置的层级。秦始皇建立郡县制时，从中央到地方中间只有两级，即郡和县。开始全国号称“三十六郡”，以后经过增加和调整，有近50个（一般说法有46～48个，但近年从湖南里耶秦简所见又有“洞庭郡”，可能还有个别未见于现存史料记载者）。到公元初的西汉末年，全国设有百余个郡级政区和1500多个县级政区，管辖面积三四百万平方公里。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百余个政区，平均每个郡级单位管理一二十个最多三四十个县级单位，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政令的上通下达、人员和物资的征调流通大致能够正常维持，所以两级制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但早在西汉中期的武帝时代，随着疆域的扩展，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政区已有鞭长莫及之势。例如，在平定南越国后，最南的郡县已在今越南中部；东北最远的政区已在朝鲜半岛中部；西南的郡县达到今中缅、中老边境；河西诸郡的西端直抵玉门关（今敦煌西）。因此，朝廷在首都所在的特别监察区“司隶校尉部”以外又设置了13个监察区——“州”。每州分别监察若干郡级政区，全国的郡级政区无一例外。宣帝时在今新疆和中亚设置西域都护府，由于距离过于遥远，范围又过于广阔，因此只派遗少量将士和行政人员，实行军事监护，在其内部实行高度自治，原来的治理方式，包括众多的“国”完全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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